1972年1月30日星期日，在北愛爾蘭動亂期間發生了最血腥無情的暴行之一。在這場後人稱之為「流血星期日」的事件中，英國傘兵不分青紅皂白地向德里的一群手無寸鐵的民權抗議者發射了實彈。
Sean Burns 社會主義黨（ISA北愛爾蘭）
1972年1月30日星期日，在北愛爾蘭動亂期間發生了最血腥無情的暴行之一。在這場後人稱之為「流血星期日」的事件中，英國傘兵不分青紅皂白地向德里的一群手無寸鐵的民權抗議者發射了實彈。這是經國家批准的、有預謀的謀殺行徑，導致了14名無辜民眾的死亡。
第一名受害者是傑基·達迪（Jackie Duddy），年僅17歲。他是在羅斯維爾（Rossville）公寓的停車場逃離士兵追擊時被槍殺。當天，另外還有13人被英兵槍殺：
- 米高·凱利（Michael Kelly，17歲）——站在羅斯維爾街的路障前腹部中彈
- 休·吉爾莫（Hugh Gilmour，17歲）——在路障邊逃離士兵追擊時被槍擊
- 威廉·納什（William Nash，19歲）——在路障邊胸部中彈
- 約翰·楊（John Young，17歲）——正要去救助納什時頭部中彈
- 米高·麥克戴德（Michael McDaid，20歲）——正要去救助納什時頭部中彈
- 凱文·米高尼（Kevin McElhinney，17歲）——在向安全地點爬行的過程中後背中彈
- 詹姆斯·雷（James Wray，22歲）——逃離格蘭法達公園（Glenfada Park）的士兵時後背中彈，又遭近距離槍擊身亡
- 威廉·麥金尼（William McKinney，26歲）——當他試圖逃離格籣法達公園的庭院時，背部中彈
- 謝拉特·麥金尼（Gerard McKinney，35歲）——在修道院公園（Abbey Park）胸部中彈
- 謝拉特·多納吉（Gerard Donaghy，17歲）——在修道院公園腹部中彈
- 派屈克·多爾蒂（Patrick Doherty，31歲）——在試圖爬到羅斯維爾公寓前院時從後面被射中
- 伯納德·麥圭根（Bernard McGuigan，41歲）——在去救助派屈克·多爾蒂的過程中後腦中彈。當時他在揮舞白手巾。
- 約翰·莊士敦（John Johnston，59歲）——在其餘槍擊開始前十五分鐘在威廉街（William Street）的腿部和左肩中彈
國家准許的謀殺
事件之後，發生了歷史上最令人髮指的掩蓋行徑之一。英國政府聲稱士兵們的行爲是「自衛」，而那些被殺的人是「炸彈客和槍手」。社會主義黨的前身「戰鬥派」（Militant）正確地指出了其實質——我們的黨報當時頭版頭條指控：「德里，這是謀殺」。那天的殺戮和遭受的痛苦將刻入所有見證者的腦海——無論身在遊行現場還是通過電視機，英國政府的殘暴被放在了聚光燈下。在事件五十週年即將來臨之際，讓我們回顧流血星期日事件，以及它帶給我們的遺產和教訓。
流血星期日發生的殺戮並非意外事件，不是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在2010年代表英國政府姍姍來遲發表的道歉中所說的那樣，是「失去自制力」的流氓士兵。事情真相是，英國統治階級正在喪失對北愛爾蘭局勢的控制，需要發出一個訊號。那天傘兵的行動是有預謀的，是英國統治階級爲了重新控制北愛爾蘭戰略的一環。
反對體制的大規模動亂
國際上，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特點是反對制度和現狀的社會動蕩。自從20世紀50年代末，黑人民權運動震撼了美國，在「漫長而炎熱的1967年夏季」，由於被壓迫者奮起反抗，動亂使幾十個城市被撕裂。1968年最主要的是法國的五月風暴。一千萬工人的總罷工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總統戴高樂逃離了法國，公開表示他對資本主義的終結的擔心。
這些事件席捲北愛全境，這是一個陷入貧困的國度，並對天主教徒少數實行教派歧視和暴力。民權運動爆發了，而德里自然而然地成爲了這場運動的中心：德里是親英政府的選區劃分策略和剝奪民主權利的最明顯例子之一，並且是北愛爾蘭最貧困的地區之一，1968年德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失業。
各階級團結的可能性
民權運動有可能將工人階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團結在他們共同的階級利益周圍。示威活動最初吸引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工人以及年輕人。大多數工人階級的新教徒在地方選舉中也面臨被剝奪公民權利，在聯邦政府統治下面臨可怕的住房條件和貧困問題。該運動的一些早期口號反映了這些潛力：「階級而非宗教信仰」、「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戰鬥」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保守黨，下台！」
最終，悲劇的是，將工人階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團結在他們共同的階級利益周圍的可能沒有成為現實。在沒有工人和工會的決定性領導的情況下，中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在民權運動中得以佔主要地位、將運動目標狹隘化。最初為所有人爭取工作、住房和民主權利的鬥爭，後來越來越多地被新教工人視為僅僅為共同貧困而鬥爭，這將使他們失敗。
鎮壓激化鬥爭
然而，這場運動仍然對親英體制的傳統政客造成了威脅。他們恐懼地發現，與在法國幾乎把戴高樂掃地出門的那股激進勢力同樣的勢力，在北愛爾蘭崛起。他們試圖通過禁止遊行和示威來遏制這股勢力，並利用北愛爾蘭保安隊攻擊示威者，特別是1968年10月5日在德里的示威。
如此鎮壓非但沒有平息不滿，反而加劇了不滿情緒。遊行再次充滿活力地出發，而鎮壓也升級了。在1969年8月的博格賽德（Bogside）戰役中達到高潮，當時居民將擊退北愛爾蘭保安隊、皇家阿爾斯特警察和親英派的大屠殺企圖。路障被扔起，北方的博格賽德和其他天主教工人階級地區成為員警和政府的「禁區」。仿照加州學生抗議者稱他們的大學為「自由伯克利」，德里的路障區被稱為自由德里。
這是英國國家的轉捩點。不斷升級的暴力和動亂已經太多了，部隊被部署到北愛爾蘭。這些部隊不是作為「維和人員」，而是為了保護資本主義利益。他們之所以關心的是防止衝突和不穩定升級，不是出於利他的原因，而是因爲保護利潤和他們的威望。8月騷亂有17家公司被破壞，這只是後來事態升級的預演。北方升級的衝突可能會席捲整個島嶼，擾亂英國資本主義十多年來精心培育的貿易關係。同樣，北愛爾蘭的動亂也會損害英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地位。我們當時警告過，那些歡迎軍隊的左翼民權領袖們將無地自容，因爲大家對於英國軍隊的真正角色看得越來越清楚。
未經審判的拘留是政府平息騷亂的下一企圖。1,981人——當中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的天主教徒。此舉激發了種族隔離的南非司法部長沃斯特（John Vorster）宣佈，他「願意將所有此類立法換成《北愛爾蘭特別權力法》的一項條款」。
事實證明，對抗議人士採取拘留措施對聯合主義者和英國政府是災難性的。不僅沒有平息天主教徒日益增長的不滿，反而激怒了大部分人口，助長了抗議、遊行和騷亂。除此之外，愛爾蘭共和軍的轟炸行動正在升級。1971年有171人被殺 – 其中60名是英國國家機器的人員。
對社會主義的支持度上升
英國統治階級最關心的是路障後面正在增長的東西。自由德里和北方其他禁區的存在代表了對他們所代表的一切徹底的侮辱。工人階級能夠擊退國家的力量並控制他們的地區，這激發了他們內心的恐懼感。在路障的背後，社會主義和革命思想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些思想對資本主義制度構成了威脅——不能容忍這些繼續下去了。
《路障公報》（The Barricades Bulletin）——德里工黨（Derry Labour Party）的每日新聞單——對正在討論的內容提供了深刻的見解：
「僅僅因為必須在博格賽德的天主教地區周圍豎起路障，並不意味著我們相信天主教的力量，這不會為我們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新教地區的人們有完全的權利來保護自己，如果他們覺得自己會受到天主教偏執狂的攻擊……我們需要的是建立一個能夠擊敗統一派政府政黨，這個政黨需要是一個擁有大量工會支援的勞工政黨。基於這樣一個勞工政黨的綱領，工人階級團結一致，將為走出教派恐怖統治和地租、利潤和利息的恐怖主義統治，提供唯一真正和持久的解決方案。」
這是流血星期天的背景。英國統治階級認為有必要加大鎮壓力度，以試圖達到正如一位保守黨議員所指的「可接受的暴力程度」。
傘兵
這些傘兵之所以被派出，是因為他們以殘暴和冷酷無情著稱。他們是向抗議者發出信號的工具。在流血星期日前不久，記者菲斯克（Robert Fisk）講述了他如何目睹傘兵在香克爾路（Shankill Road）地區惡毒地毆打新教徒，此前他們用汽車輪胎封鎖了一條街道，使得和平抗議缺乏安全。在血腥星期日前六個月，傘兵在貝爾法斯特西部的巴利墨菲（Ballymurphy）莊園殺害了11名手無寸鐵的天主教徒。一名前傘兵部隊成員在2018年11月開始的巴利墨菲大屠殺調查中說，他的部隊進行了一次抽獎，以獎勵殺人的士兵。他還聲稱，一名傘兵找到了在巴利墨菲被殺的28歲男子桑頓（Henry Thornton）的部分頭骨，並將其用作煙灰缸。
同樣的，英國政府高層也曾暗示過他們打算開火。例如，福特少將（Robert Ford）曾公開支持「槍殺特定的暴徒頭目」。北愛爾蘭的英國陸軍軍官基特森（Frank Kitson）將軍，是出版於1970年的《低強度行動：顛覆、叛亂和維護和平》一書的作者。該書以令人憎惡的詞句，總結了英帝國主義當時的戰略：「對待那些使用非法武力反對國家的人，無論他動用多少武力，他們不配有任何權利，只能以任何合法手段將之趕盡殺絕。」
威傑里的粉飾
軍隊迅速袒護自己，試圖為無可辯駁的罪行辯護。有報導說，軍隊在其中一名受害者身上放置釘子炸彈和武器進行嫁禍。發表聲明，宣佈遇難者是「槍手和炸彈客」。由威傑里（Widgery）勳爵領導的保守黨希思政府迅速成立了一個法庭。1972年4月，臭名昭著的威傑里報告得出結論，降落傘團的士兵有正當理由射擊抗議者；德里街頭抗議者先向士兵開槍；並暗示那些被殺的人拿著武器和爆炸物。
這些都是赤裸裸的謊言，這不是英國統治階級第一次試圖粉飾他們的罪行，令人作嘔。就連當時軍隊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天軍隊不加思考地瘋狂開槍。我會毫不猶豫地說，這是純粹的謀殺」——奧尼爾少校（Hubert O’Neill），1973年8月審訊的驗屍官
一位記者遊行中的目擊者陳述進一步總結了這一點：
「我看到一個受傷的年輕人蹲在牆上。他大喊『不要開槍，不要開槍』。一名傘兵走近並從大約一碼處向他開槍。我看到一個15歲的小男孩保護他的女朋友靠牆，然後帶著手帕出去，另一隻手放在帽子上，試圖救她。一名傘兵走近，從大約一碼距離向他的腹部開槍，然後向女孩的手臂開槍。」——義大利記者格里馬爾迪（Fulvio Grimaldi）
鎮壓不僅僅針對天主教徒。1972年9月，這些傘兵向尚基爾人吐露了他們的殘暴行為，殺害了兩名無辜的人。麥金尼和莊士敦都在同一天晚上被傘兵團殺死。麥金尼（Ritchie McKinney）為避免瓦礫而沿著馬切特街緩慢駕駛時被槍殺。他要去接他的妻子下班。直到今天，空降傘團的旗幟還沒有在香克爾飄揚。
屠殺引發憤怒
血腥星期日的後果在世界各地以及愛爾蘭，北部和南部引發了巨大的憤怒。美國的碼頭工人將來自英國的貨船「拉黑」——即拒絕裝卸貨船。在北方的每個主要城鎮，數千人停止工作並遊行，抗議和佔領職場。在德里，有一場為期三天的罷工。北愛爾蘭各地的天主教地區爆發了騷亂。在血腥星期日一周後，50000人無視禁令，在紐里（Newry）遊行。
在南部，數十萬工人響應了不去上班的號召，舉行了為期三天的非正式總罷工。工廠、學校和商店關閉。斯萊戈（Sligo）的碼頭工人拒絕從一艘蘇格蘭船上卸煤。在愛爾蘭共和國各地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以及猶太教堂舉行了追悼會。同一天，憤怒的工人燒毀了都柏林梅林廣場的英國大使館。共和政府雖害怕南方工人的激進情緒，卻無力阻止這種情況。
流血星期日之後的抗議和遊行並不盡是天主教徒。部分新教徒對傘兵的殘暴感到厭惡，也參加了示威活動。整個北愛爾蘭對不公正和殘暴的憤怒源源不斷，有可能團結工人跨越教派分歧。不幸的是，這並沒有實現，許多年輕的天主教徒反而被推向加入愛爾蘭共和軍的行列。
正如戰鬥派在流血星期日之後所說：
「憤怒的天主教青年湧向愛爾蘭共和軍……天主教徒的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們感覺像是用胳膊反擊那些應該負責任的人……」
「但是，提出一場新的恐怖和報復運動並不是為死者報仇，只會在以後更大規模地重現德里的血腥事件……只能為更嚴厲的鎮壓提供藉口。」
工人領袖未能指明方向
貧窮、歧視和眼下的壓迫促使天主教青年反擊。工人運動沒有吸引他們，因為它沒有提供前進的道路。罷工、停工和抗議活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自下的爆炸性局勢影響到勞工運動上層。工會被這種憤怒所迫，但並沒有提出一個行動綱領和要求，使它朝著基於階級團結的積極方向發展。來自南方的呼籲要求工人離開英國工會，這加劇了對如何繼續的困惑。北愛爾蘭工黨也沒有提供任何替代方案。恰恰相反。它以前在聯合政府中有一位部長，該部長實行了拘留，並不斷支持北愛爾蘭作為英國的一部分。
愛爾蘭共和派運動的反應，使得工人階級對現狀的回應更加混亂、分裂。愛爾蘭共和軍對奧爾德肖特軍營房的轟炸造成五名女性清潔人員和一名天主教牧師死亡，這嚇走了大多數南方工人和北方天主教徒，但同時增加了新教社區的憤怒和不安全感。普羅沃斯（Provos）的爆炸和槍擊事件加劇了人們對暴力和殺戮程度的厭惡。這對鬥爭產生了寒蟬效應，使工人階級的團結反應更困難。
在這次事件中，本有可能在全島建立天主教和新教工人的聯合奮鬥目標，抵抗國家鎮壓和教派暴行。問題在於缺乏一個能夠將憤怒凝聚起來，並將其指向整個系統的領導層。相反，勞工運動沈默——有時是含蓄的支援——使共和運動披上了天主教社區捍衛者的外衣。
真相和正義
此後，英國政府為流血星期日大屠殺道歉。薩維爾的調查承認所發生的事情是謀殺。這並不是因為英國建制派的仁慈，而是幾十年來那些為真理和正義而奮鬥的人，特別是遇難者的親屬，贏得了勝利。
對於士兵F（一名被指控殺害抗議者的士兵）或對動亂期間令人髮指的教派行為負責的准軍事人員的起訴——例如金斯米爾（Kingsmill）和洛伊尼斯蘭（Loughinisland）大屠殺——可以為受害者家屬提供某種形式的正義和慰藉。然而，不僅僅是基層上的士兵對德里街頭的殺戮負責，而且下令鎮壓的軍隊高層也要對它負責。他們也必須被追究責任。尋求真相和正義的一個關鍵目標必須是揭示國家和所有准軍事力量在衝突中發揮的真正作用。
對準軍事人員和士兵在動亂期間犯下的罪行給予大赦的擬議法案，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憤怒的反對。從英國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這是試圖掩蓋他們在北愛爾蘭和其他地方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對國家或教派政客的能力沒有信心，他們不肯展現自己在動亂中的作用。然而，我們相信工人階級有能力將真相公之於眾。這可以通過對動亂進行某種形式的廣泛調查來實現，這種調查不會由國家或建制黨派掌握，而是由受人尊敬的工會成員、真正的社區團體和那些有反對不公正運動記錄的人組成，包括人權團體。這可以成為創建一個真正的和平進程的一部分——一個真正尋求在工人階級之間創造和解、寬容和相互信任，而不是延續分裂的進程。
流血星期日是資本主義國家所犯下暴行的一個鮮明例證。它準備在必要時使用致命的武力來保護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利益。無論2022年還是1972年。為了應對日益增長的反對壓迫的運動，資本主義國家試圖引入限制抗議權利的法案，並賦予警察更多的權力。教派分裂仍然是北愛爾蘭的主要問題，各主要政黨都寄希望於社會的這種分裂。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克服這個問題。要真正解決過去的問題並建立一個公平和公正的未來，就必須建立一個運動，反對那些在維持教派分裂方面有既得利益的勢力——不管他們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只有通過建立一個運動，將新教和天主教工人和青年團結在他們的共同利益周圍，並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我們才能打破我們社區之間的教派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