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編輯委員會
幾個月前，民主黨還面臨在中期選舉中慘敗的風險。7月份，拜登的支持率在38%左右波動，低於特朗普的同期支持率。民主黨領導層畏縮在參議員曼欽（Joe Manchin）和希尼瑪（Kyrsten Sinema）在數個議案上倒向共和黨的陰影下，解釋著為什麼自己毫無作為。
拜登政府一直受「重建更好未來」政策的幽靈所困擾，所有推動人們在2020年投票給他的危機仍未解決，而新的危機已經出現——比如嚴重通貨膨脹和迫在眉睫的能源危機。
但現在，距離選舉還有兩個月，對於那些在2022年春天預言民主黨的失敗的黨內顧問和政治行動委員會來說，事情出現了意外轉折，民主黨的前景看起來並不像他們認為的那樣黯淡。然而，這個意外的民意反彈基本上與為勞動人民服務毫不相干，倒不如說是共和黨人在墮胎權問題上太離譜，震驚了縱然對民主黨表現並不滿意的選民，使他們要站出來投票阻止右翼的打擊。
雖然國會裡的民主黨人能夠通過有限度的改革（如2022年降低通脹法，以及拜登在夏季取消1萬美元學生債務的有限度的行政命令）來幫助中期選舉，但主要削弱共和黨選情的並不是民主黨——而是共和黨自己。
民主黨人依賴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老招
幾十年來，「兩害相權取其輕」一直是民主黨的救生筏。這意味著，無論民主黨多麼可悲，他們都至少比其他人更好；但這等於是在政治問題上賣狗皮膏藥。
民主黨對工薪階層聲稱自己是應對越來越危險的共和黨的唯一解決方案，而這個選舉週期證明它仍然是民主黨最有價值的保單，即使他們在初選中為極右翼提供資金，即使民主黨像前兩年一樣完全失敗，只要共和黨人看起來更可怕，在選舉中民主黨也有一線希望。
完全可以理解，勞動人民有動力投票反對不斷攻擊人權的共和黨人。然而，宏觀上來看，這種只靠年復一年投票給民主黨的策略真的能防止右翼變得更加危險、阻止右翼威脅的增長嗎？答案是響亮的「不」。
2008年奧巴馬的勝選，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兩害相權循環的關鍵參考點。奧巴馬儘管承諾希望和改變，但在失業和住房喪失抵押（因而被法拍）的問題破壞工人社區的同時，他選擇拯救華爾街，進而為茶黨在2010年和特朗普在2016年的勝利鋪平了道路。因此，2008年奧巴馬創紀錄地擊敗麥凱恩，為今天的共和黨埋下了基礎；特朗普將整個共和黨推向更右的位置，則為今年中期選舉的怪誕數據鋪平了道路。
從民主黨的觀點來看，即使通過不了每小時15美元的聯邦最低工資、移民改革、任何有效的氣候立法、支持勞工的PRO法案立法、保護LGBTQ權利的平等法案，只要選票上的另一方看起來過於可怕，民主黨就可以照舊贏得選舉。
正如從2008年到現在的進程說明了兩害相權原則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揮作用，民主黨在2022年中期選舉的提振顯示了其合乎邏輯的結論和災難性的後果。
共和黨在羅訴韋德案上過於離譜
共和黨人在推翻羅訴韋德案判決時取得了期待已久的勝利。他們終於能夠發布自己和自己的狂熱支持者已經期待了幾十年的墮胎禁令；他們慶祝勝利，享受權力。但他們踩過線了：由於沒有考慮到墮胎禁令不受全國大多數選民歡迎，共和黨人很快就會發現，這場「勝利」將使他們在選舉中付出沉重代價。
在11月，我們即將看到登記投票的女性人數空前激增，特別是在墮胎權受到最大威脅的州份。堪薩斯州選民積極反對一項試圖在州憲法中否認墮胎權的投票，強烈反抗對生育權的攻擊。
民主黨此前曾荒謬地執著於「溫和」地吸引共和黨選民，表示將墮胎權作為他們競選焦點並不是「戰略性的」——但他們現在正在機會主義地改變自己的態度。
自從多布斯案的結果（推翻了羅訴韋德案的裁決，廢除了墮胎權）公布以來，30%的民主黨競選廣告提到了墮胎，而共和黨只有5%。抓住人們對墮胎禁令對婦女的可怕的、有時是生死攸關的後果的切實恐懼，民主黨人迅速把墮胎議題作為他們競選活動的基石——儘管他們在多布斯案裁決前後都沒有將墮胎權寫入法律。
共和黨領導人並沒有忽視這一點，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對其後果感到恐慌。這種恐慌表現在共和黨建制派竭力阻止「超級MAGA分子」博杜克（Donald Bolduc）在新罕布什爾州參議院贏得初選。這不是出於任何原則性的原因，只是擔心他的極端主義會威脅到他們的選舉結果。
當參議員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提出立法禁止在全國範圍內墮胎時，許多共和黨人並不買帳。佐治亞州的一位政治戰略家和前特朗普競選助手表示，他「有點擔心推行墮胎法案可能會在中期選舉損害共和黨」。
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的裁決中的措辭也清楚地表明，他們準備瞄准其他來之不易的權利，特別是婚姻平權。由於擔心共和黨受挫，400多名知名共和黨人——包括賓夕法尼亞州的奧茲（Mehmet Oz）和科羅拉多州的奧迪亞（Joe O’Dea）等搖擺不定的州參議院候選人——簽署公開信，呼籲共和黨人將同性婚姻入法。
這觸及了共和黨危機的核心：特朗普派成功地把共和黨團結在了自己周圍，培植了黨內越來越多的反動勢力。在強化了共和黨基礎的同時，他們也疏遠了更溫和的、不會支持共和黨極右翼的共和黨選民。對墮胎權的狂暴襲擊、佛羅里達州的「不說同性戀（Don’t Say Gay）」等類似法案、以及對跨性別者的針對性言論使最好戰的右翼分子在初選中依托少量選民取得連勝，但同時也成為了一把雙刃劍，使更多選民開始擔心共和黨治下的生活和權利會嚴重倒退。
失控的共和黨人
除了少數幾個例外選區，太離譜的親信和黨內右派分子在這次的初選幾乎主導了共和黨，就連反特朗普大將懷俄明州參議員——切尼（Liz Cheney）也是，儘管在黨內各派系支持，以及數百萬美金的企業捐款之下，也無法挽回她的初選慘敗。
其中許多共和黨右翼的反對者們，將在這次大選中成為候選人，對此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在黨內會面結尾引述「候選人品質」問題，深怕這個要素成為民主黨的護身符，讓共和黨無法在今年11月選舉兩院翻盤。
另一方面在民主黨這邊，與其舉行競選活動為幫助工人階級紓困，它們卻寧願花錢支持共和黨內反對者，以提高11月選舉的勝率。
民主黨人甚至幫國內最反動的共和黨候選人贏得初選，只為了確保在11月大選中爭鋒相對的時候更容易獲勝，為此它們已資助530萬美金給親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反墮胎的共和黨候選人。
這對民主黨來講是一場險棋，為了在下次選舉時多贏得幾席，它們持續擴大極右翼思想並常態化其勢力，這些思想常視為反主流，並且逐漸成為親財團主流民主黨的替代方案，這恰好也是民主黨2016年的選舉策略，當時它們為他拉票助選，希望希拉莉能更輕易的在大選贏過勝過特朗普。
除此之外，民主黨人常常資助右翼反對者，讓其主動的威脅移民、女性、跨性別族群，這讓生活在共和黨鐵票區的女性認為民主黨已經棄她們而去。
民主黨的選舉策略重複著「嘿，我們至少比那些人（共和黨右翼）好！」的老調，這個策略在對手表現越差越有效，而我們近年來已經痛苦的見識到，數以百萬的工人們首當其衝，受到那些人殘暴的攻擊，這也是為什麼親財團民主黨人資助非主流共和黨候選人，冒著風險深化民粹主義，讓怒火燒向移民、女性、跨性別者以及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社會運動。
到頭來呢？民主黨豪賭支持極端反動個人，再把他們打成惡鬼贏得選舉，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什麼？從現階段來看，民主黨可能在11月保持參議院多數，但是有可能喪失眾議院主導權，這代表深度歧見、分裂的兩院將成形，很難想像接下來的兩年能通過任何實質意義的法案。
當然這樣的結果預測是有變數的，隨著未來經濟大衰退的機率越來越高，局勢也有可能會在選前最後幾週拖垮民主黨，如果大衰退真的發生，而民主黨無法提出有效的方法來拯救水深火熱的工人們，選情預測可能就會重回今年初的狀況（指民主黨失去兩院多數）。
工人們需要屬於自己的政黨
回顧每次選舉，我們不難知道為什麼2020年時有將近1億位美國人不去投票，因為不管上位政客們如何輪替，工人們的利益仍然被兩大主流政黨拋棄。
當然仍有一些政客設法打破現狀並鼓勵人們參與政治——最有名的莫過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他在兩次2016和2020選舉中，為厭倦企業金權政治的工人和青年發聲，並且積極提出方案對付億萬富豪。
但很不幸的，儘管桑德斯和民主黨左翼從特朗普的勝選中崛起，卻無法如願「轉型民主黨」，幾年來社會主義替代一直警告，任何讓民主黨由左翼把持的嘗試將注定失敗，就算是最優質的政治人物也沒辦法克服黨內政治、經濟以及結構性障礙。
民主黨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曾在2020年初說過「在其他國家，拜登和我將不會隸屬於同一政黨」，但隨即在隔年宣稱拜登的行政「已經超出進步派的期望」，這就是左翼不在勞工政黨、而在資本家的政黨內奮鬥的悲慘下場。
我們終究需要在政治上有真正的選項，如果我們需要一個左翼替代政黨來打敗反動的右翼，那我們就需要在民主黨之外組建一個替代政黨。
隨著未來2024的總統大選逐漸成為失信於民的拜登，對上喪心病狂的特朗普，我們需要組建新的工人政黨，並且成為真正有效對抗極右派的反對力量。
與其像許多勞權運動和社會運動一樣，逐漸被民主黨洪流吞沒，左翼和勞工運動急需建構新政黨的方案，而且這個政黨需要完全獨立於大企業和雇主之外。
當然這個計劃非一蹴可及，為了對抗兩害取其輕的選舉循環，這仍是我們急需要的，我們仍然能立即採取一些行動開始這個計劃，比如在工會內策劃活動，要求高層取消會員會費「資助民主黨的選舉活動」。
其他組織如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也可以致力於以獨立於民主黨外的候選人身分參選。這些競選需要組織內民主的決定、對組織負責，並且在常設的政治平台上和成員們討論和辯論。
當通貨膨脹吃掉了我們微薄的薪水、氣候危機在每個季節真實上演、以及危險的右翼逐漸壯大，籌建工人階級政黨挑戰富人政治迫在眉睫。
除非有如新冠疫情等重要因素迫使他們行動，不然2022期中選舉不論結果如何，沒有人會真正為工人階級的生活著想，所以我們必須建構工人階級運動，以及工人階級政治力量，強化這股力量成為他們推動改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