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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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起義:要讓吉娜(瑪莎)·阿米尼成為工人階級革命成功的象徵!

    這位年輕庫爾德女生的犧牲,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起義、示威與罷工,甚至威脅到整個政權。

    Nina Mo  ISA奧地利

    (原文首先發表於2022年10月2日,最後編輯於10月12日)

    這位年輕庫爾德女生的犧牲,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起義、示威與罷工,甚至威脅到整個政權。隨著全球局勢對於統治階級越來越不穩,伊朗所在的中東整個地區或將再次成為革命與反革命的震央。

    伊朗、庫爾德斯坦和乃至周邊其他地區群眾的情緒可謂是「背水一戰」。儘管當局對這些群眾進行殘酷鎮壓、屠殺和逮捕,他們並沒有離開街頭半步。最近,阿富汗的婦女們集結起來,發起集會表達她們的聲援。但是塔利班——如同其他害怕示威蔓延的伊斯蘭主義政權一樣——強行解散了這次集會。伊拉克政權對於庫爾德組織的致命攻擊,暴露了他們對於該運動散播到整個庫爾德地區的恐懼。抗議展現出了它跨越民族、國族與性別分化歧的潛能,而這也是擊中伊斯蘭政權要害的關鍵。工人階級必須推翻這個政權,朝向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努力,保證女性解放、身體自主、自由和平等。

    示威持續 當局狗急跳牆

    伊斯蘭政權幾乎把一切可動用的資源都使用了,他們的派遣部隊往抗議發生的城市,他們向被招募到鎮壓性軍事力量巴斯基(Basij)的兒童提供了包括機關槍在內的武器。當局已明確命令安全部隊「無情地鎮壓」示威者。儘管當局隱瞞了真正的死亡人數,但有人估計已經超過200人喪生。不斷有大批群眾被捕,互聯網繼續被切斷。

    但他們所謂的「風波」現在已經過了第十二個晚上,繼續在全國及其他地區蔓延。婦女、青年、工人們已經不再恐懼,不僅燒掉了他們的頭巾,還放火燒了巴斯基的辦公室。

    廣泛的罷工使大學陷入癱瘓,在一些城市,原本應該有大約200名學生的班級,但上課的人數不超過5人,而教授和教師也加入了學生罷課的行列。教師們呼籲採取進一步的罷工行動,最近,合同石油業合同工人威脅道,如果政府繼續鎮壓,他們將要罷工。這將是對當局一個巨大的打擊。

    在西阿塞拜疆/庫爾德斯坦的奧什諾維耶(阿什諾耶,Ashnoye),據報小商店和市場已連續10天罷市。安全部隊繼續在街道和街區演習,但到了晚上,人們成群結隊地走上街頭,不時散開,然後再次在另一個地方聚集,在屋頂和窗戶上高呼口號,例如「女人,生活,自由」、「獨裁者去死」和「這是最後的訊息——我們針對的是整個制度」。

    伊朗對伊拉克南部庫爾德斯坦的庫爾德族組織展開的無人機襲擊,反映出局勢最近的升溫,以及當局要專門打擊戰鬥性的庫爾德運動。與此同時,當局明顯陷入分裂。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在「好言好語」和強硬路線之間遊走。來自神職人員、想要做出一些讓步的聲音,至少在口頭上,越來越響亮。一位來自「聖城」庫姆的、有影響力的神職人員剛剛表示,「運用安全部隊和警察措施處理宗教和文化問題,是一個戰略錯誤」。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和著名的宗教領袖也對道德警察的行為表示批評,因為他們認為,道德警察讓女性遠離宗教。

    前總統拉夫桑賈尼(Rafsanjani)女兒哈希米(Faeseh Hashemi)的被捕,進一步顯示了政權內部的分裂。溫和的「改革派」勢力試圖在這種情況下獲得影響力並不是第一次。但這與2009年不同。整個政權和體制都處於合法性的嚴重危機中,僅靠其他派別取代萊希和他的派別來執掌這個伊斯蘭政權,是幾乎不可能重回穩定的新階段的。

    此外,政權的安全部隊似乎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並且筋疲力盡。大量人員流失,據報甚至有士兵倒戈支持運動。他們需要在國外招募新人,在一些城市實質上已經沒有足夠的巴斯基/警察/軍隊來鎮壓抗議和集會。

    學生運動興起

    這一階段運動的最大特點之一是青年的主導作用,自發上街暴動,但也以更有協調的方式抗議。儘管大批學生被捕,但抗議活動仍在該國大學以罷工、集會和遊行的形式繼續進行。該國數十所大學正在罷課,他們的學生已經宣布他們將不上任何線上或是線下的課堂。好幾間大學都有教授宣布聲援學生,並抗議伊朗正在進行的鎮壓和殺戮,因而也暫停上課。

    在設拉子醫學院,學生們用「我們將戰鬥,我們將死亡,我們將奪回伊朗」和「我要殺掉那些殺死我姐姐的人」的口號進行抗議。伊斯法罕Sepehr大學的學生也通過舉行集會加入了全國學生罷課行動。學生們高舉「必須釋放被關押的學生」等口號在大學校園內游行。罷課的最新大學名單于過去的週三公佈。根據這份名單,全國八十多所大學的學生已經進入罷課狀態。

    青年人的激進情緒,顯然也鼓舞了更廣泛的工人階級。在萊希的新政府領導下,這一代人遭受了更加殘酷的鎮壓、暴力和不平等,以及持續的經濟危機、貧困、飢餓和絕望。這不是第一次通貨膨脹飆升了,通貨膨脹率在去年​​​​​​​就已經達到45%。青年面臨著黑暗的現在和未來,這最終導向了這種爆炸性的情緒和憤怒。

    更廣泛的罷工行動正在醞釀——工人階級必須帶頭

    要求總罷工的標籤目前正在社交媒體上廣傳。特別是年輕人認為有必要擴大運動,下一步應該是更廣泛的罷工行動。合同石油工人的聲明是對現政權的警告,這是可能導向實際總罷工的重要一步。與此同時,一些工人組織似乎對加入運動猶豫不決。他們中的許多人——公共汽車司機、石油工人、哈夫特特佩(Haft Tappeh)糖廠工人等都表示他們支持這場運動並準備走上街頭,但顯然這還不夠。

    教師是庫爾德地區以外第一個組織罷工行動的群體,這並非巧合。在伊朗擔任教師的絕大多數是女性,在過去幾年中,她們一直處於一系列激進罷工行動的最前線。近年來,他們在反對鎮壓、追討拖欠的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等方面的鬥爭中,都會特別將婦女受壓迫的現實作為核心議題、提出相關要求。他們發起的行動也應該成為更廣泛的工人階級和獨立組織的榜樣。工人階級運動需要與學生和婦女聯繫起來,在起義中帶頭,以確保採取必要的後續步驟來打破毛拉(mullahs,伊斯蘭學者)的統治。這包括在社區和工作場所建立自衛委員會,以抵抗大規模鎮壓,作為建立民主組織的委員會以接管大工業、經濟和整個社會的第一步。

    婦女受壓迫是關鍵因素

    吉娜·阿米尼​​​​​​​的謀殺案是一種國家暴力,更確切地說,是國家對婦女和LGBTQI+群體的暴力行為。自此,在起義中喪生的其他婦女成為這場運動的新象徵。很明顯,這場運動始於對強制戴頭巾規定的反抗,從一開始就變成了對整個政權和制度的反叛,因為對婦女的壓迫是這個政權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幾十年來,這種大規模的壓迫已經深入到整個體制的所有機構以及整個社會、文化、家庭和領袖中。伊斯蘭神權政權建立在必須將男女隔離,將婦女推入家庭以進一步剝削她們的基礎之上。每年有超過2000名婦女被殺害。未報告的案例數字可能要高得多。這些殺害女性的兇手,不僅包括他們的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員,也包括警察、巴斯基和其他安全部隊。死刑是這種國家暴力的最極端形式,但它是女性每天以各種形式經歷的事情。

    近年來,無論線上還是線下,伊朗#metoo運動開始發展,打破了對於持續發生的強姦、暴力、虐待行為的所有危險禁忌。這是意識上的一個重要發展,此外,在前一個時期——從蘇丹到黎巴嫩,女性一直站在整個地區革命運動的前線。自萊希總統於2021年上台以來,這種日益高漲的女權意識與這個政權的企圖形成鮮明對比,這個政權企圖進一步壓制婦女的權利,並對道德警察對婦女著裝和頭巾準則採取更嚴厲的做法。

    工人階級和年輕女性的信心也在不斷增強,這得益於持續的城市化進程以及現在伊朗大多數大學生是女性的事實。女性人口結構的這些變化與被推回家庭、面臨權利有限、暴力和厭女症的現實不斷發生衝突。

    當女性起來反抗時,伊斯蘭政權立即受到威脅,因為當局的意識形態建立在厭女症、壓迫,尤其是對女性的剝削之上。從1979年竊取及背叛革命後的第一刻起,控制女性的身體和她們的著裝一直是伊斯蘭政權的支柱。他們這樣做也是為了將大部分前社運人士定為犯罪分子,並把他們從街頭上趕走。他們需要這種意識形態,在維持定型的性別角色的基礎上,打破一直處於鬥爭前沿的女性的革命潛力,並在伊斯蘭革命衛隊、軍隊、神職人員等之外建立自己的基礎,利用工人階級之間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施行統治。宗教獨裁意味著這種厭女症必須在根深蒂固在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尤其是在男性的頭腦中。

    不容小覷的是,除了庫爾德地區,全國各地的男男女女齊聚一堂,高呼「女人、生命、自由」,有意識地將婦女解放的訴求置於運動的核心位置。一段視頻已經流傳,顯示一名男子在街上毆打一名女子,隨後幾秒鐘內,以男性為主的一群人圍毆了他。這不僅僅是一個特殊的景象,它反映了許多社區、工作場所和意識中正在發生的事情。

    女性不再忍受她們每天所經歷的殘酷的厭女症、騷擾和暴力。他們起身反抗,並且經常以個人行為(可能是摘下頭巾或在身體上自衛)激勵他人。2017年、2019年以及其他動盪時期,女性摘下頭巾在運動中起到作用,但現在這一行動有著不同的性質,即人們普遍願意冒著生命危險這樣做。

    不管這場運動的結果如何,都給現政權的權威和思想基礎帶來了歷史性的打擊,形勢將一去不復返。這就是這場運動如此爆炸性的原因:要求結束強制戴頭巾,所有的宗教和反動法律和限制都是直接要求結束整個伊斯蘭共和國。近年來,我們已經看到,對宗教機構和伊斯蘭教本身的支持在伊朗越來越低,在年輕人中尤其如此。這些宗教領袖也是超級富豪,革命衛隊控制著經濟中最大和最重要的部分,從整個工人階級的剝削中獲利,這顯然是我們為什麼以及如何看到政治和經濟需求的結合齊頭並進。

    庫爾德人問題和革命歷史的教訓

    這場顯然有可能發展成大規模革命運動的劇變,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近年來,從40年來最大的罷工浪潮,到工人階級、青年和貧民對水資源短缺、飛漲的食品和能源價格等的暴動反抗,當今政權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動搖。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年輕世代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危機,因此變的日漸激進。早在2019年,他們就已經在與安全部隊的對抗中不再恐懼,現在這種情況又進一步發展。對現政權和它所代表的一切的支持也在廣泛減少。而在所有抗爭運動中,婦女和工人階級中受壓迫最深的階層一直走在最前列。

    除了庫爾德人,全國還有許多其他群體和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者和其他少數群體,都經歷了像吉娜·阿米尼這樣的殘酷壓迫——她甚至不被當局允許使用真名吉娜。政權總是利用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將所有這樣的群體描繪成「二等」公民,不但拒絕給予他們各種權利,並以各種形式歧視他們。

    很明顯,吉娜·阿米尼之死也激起了反抗這種壓迫的起義。通過在羅賈瓦(Rojava)採用著名的革命鬥爭口號「婦女、生命和自由」並將其翻譯成波斯語,該運動已經顯示了其建立反對這些分化的聯合鬥爭的潛力。例如,在東阿塞拜疆省行政中心大不里士(Tabris),人們用庫爾德語喊出這一口號,這是至關重要的發展。因為這反映出的是,一個庫爾德少數民族深受根深蒂固仇恨之苦的地區的明確心聲。

    至關重要的是,這個運動必須制定一項明確的方案和方法來解決民族和少數族裔的問題,並把自決訴求置於核心位置。民族主義者、保皇派和自由派勢力,特別是在國際團結運動內部,試圖忽視甚至抹殺這些問題,以及針對婦女和LGBTQI+權利的具體要求,這是非常危險的。

    保皇派勢力最近企圖在「婦女、生命、自由」的口號上加上「男人、祖國、繁榮」,這樣變更過的口號在一些學生集會上被採納。這是散布民族主義思想並破壞運動的危險企圖。為了在整個地區的工人群眾中建立團結,反對國家和民族壓迫以及任何形式的沙文主義、種族主義態度、法律和政策的鬥爭需要與更廣泛的工人權利、民主權利、婦女權利以及對體面工作、工資、反對貧困、飢餓和緊縮的經濟訴求聯繫起來。

    這種需要以結束壓迫的訴求為核心的聯合鬥爭,對於抵制腐朽統治所需要的分裂是必要的。但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伊朗革命歷史的關鍵教訓之一。1979年的革命打倒伊朗國王之後,伊朗左翼的錯誤導致後來的反革命,都與這個問題有很大關係。

    在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的幾個月內,婦女、少數民族、宗教少數群體和工人受到了殘酷的打壓。女工被迫遵守伊斯蘭教的著裝規定,以保住她們的工作。婦女不被允許成為法官。海灘和運動場地被按性別隔離開來。女孩的法定結婚年齡被降低到9歲,已婚婦女不允許上正規學校。

    沙阿(伊朗國王)沒有賦予這些現在受到攻擊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多年前通過艱苦鬥爭獲得的。扭轉這些成果當時不是工人和貧民革命的首要目標。而婦女,尤其是貧窮婦女和工人階級婦女,則扮演著反君主運動的先鋒,包括反對在1979年之前的頭巾禁令。

    國王代表著集中難以置信的、海量的財富的統治精英,而這一時期失業率激增,德黑蘭出現了巨大的貧民窟,疾病蔓延等等惡劣現象浮現。這就是反對國王和革命起義的社會背景,婦女們把對自主和自由的要求放在了中心位置。

    毛拉們、高美尼和他的追隨者們成功使時間倒流,並在1979年至1981年期間奪取了運動的領導地位,儘管當時有龐大的工人運動、工人委員會等等。這主要是由於(史太林主義和毛主義)左翼和主要工人組織的嚴重錯誤。他們屈從於伊斯蘭勢力,接受對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攻擊,以便與毛拉結盟反對伊朗國王。他們接受了強制性頭巾和其他措施,這些都是反革命的一些初步措施。這關係到對於壓迫問題沒有認知,以及不明白這些問題與革命運動密不可分的原因。

    「所有的力量都必須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的概念,以及這些勢力所採用的所謂「階段革命論」,今天仍然威脅著這場運動。而在1979年,與毛拉的「團結」反對伊朗國王,導向了一場殘酷的反革命,有大規模的處決、逮捕和對整個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鎮壓。這一次出現了「所有政治力量」聯合起來反對毛拉的威脅。前國王的家族在其兒子巴列維(Reza Pahlavi)的領導下,正試圖影響運動並重新獲得支持,這是極其危險的。這些勢力想要重新建立他們的統治,這不會導致婦女、庫爾德人、被壓迫者、工人和窮人的真正解放。

    帝國主義利益和全球影響

    雖然這種情況不是最可能發生的,但沙阿(國王)家族與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繫表明,這種情況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選擇。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應實際上比過去更加含蓄,因為他們正在尋找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替代品。而伊朗擁有世界第二大天然氣儲量和第五大石油儲量。他們也對不斷增長的運動感到恐懼,因為與2009年不同的是,現階段西方似乎並不抱有真正的幻想。在過去的幾年里,西方的制裁對普通人和窮人的經濟影響只會越來越大。這也是為什麼該政權關於運動是西方陰謀的宣傳越來越不有效。

    正當伊朗政權試圖在新冷戰的背景下確立自己位置之際,西方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一直在努力與伊朗政權建立更正常的關係,更接近於達成核協議。另一方面,將伊朗和阿根廷納入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的嘗試表明,在新的帝國主義緊張局勢和戰爭威脅增加的背景下,不同的集團正在加緊努力,以鞏固其聯盟並建立新的聯盟。

    同時,很明顯,這些勢力都不希望伊朗內部出現大規模的不穩定,尤其是不希望看到這種潛在的革命運動。例如,在沙地阿拉伯的婦女中可能爆發的女權主義怒火,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益也是一種打擊。這並非不可能發生的情況,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如今運動對於整個地區的重要影響。遭受殘酷鎮壓和壓迫的阿富汗婦女最近為聲援伊朗的運動舉行集會,立即遭到塔利班的襲擊。庫爾德斯坦、敘利亞、伊拉克、蘇丹和其他國家的婦女在一些城市通過集會和示威表達了她們的團結。

    從倫敦到巴黎,從美國到瑞典的大型聲援行動令人振奮,不僅顯示了庫爾德人和伊朗人社區的激進化,也顯示了其他社區的激進化。社交媒體上的聲援浪潮(用於支持吉娜·阿米尼的波斯語標籤已達到1億多次使用!)清楚地表明,伊朗的事件正在推動婦女和青年的普遍激進化,以抵制任何形式的厭女症、性別歧視和對被壓迫者的暴力。

    對許多人來說,伊朗的運動和「婦女、生命、自由」的口號是一個案例,說明我們需要採取激進的行動來反對我們面臨的壓迫和剝削——從殺害婦女到墮胎限制,從無償工作到性騷擾。庫爾德人、伊朗人、阿富汗人和該地區其他婦女反對獨裁統治的英勇鬥爭,在全世界許多人的心目中,是他們在從美國到意大利的極右勢力和對婦女和LGBTQI+權利的攻擊普遍上升的情況下希望看到的抵抗。

    前進的方案和對運動的領導

    雖然團結聲援的情緒正在全世界蔓延,但當地的運動需要一個具體的願景和政治方案來推進。目前,它仍然是非常自發的,具有爆炸性和異質性的,在具體要求和觀點方面也很混亂。例如,庫爾德斯坦政權的無人機襲擊也表明,如果沒有明確的、協調的行動來擴大運動並將其推向一個更高的水平,那麼現政權可能會使用軍事手段來應對運動的危險。儘管庫爾德人做出了英勇的犧牲,但很明顯,不能通過軍事鬥爭來戰勝政權,而是通過在伊朗擁有巨大經濟實力的工人階級的大規模行動。

    早前的抗議浪潮,如2017年或2019年的抗議浪潮表明,如果運動沒有進一步升級,沒有一個能真正將工人階級團結在關鍵要求和鬥爭方法周圍的方案的話,單靠自發的憤怒爆發會很快被鎮壓。群眾本能地將政治和經濟要求聯繫起來,這些要求必須發展成一個社會主義方案,以替代伊朗當前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當政權在談論調查吉娜的案件時,很明顯,我們對任何的政府機構都不能有哪怕一丁點信任。這些機構的建立是為了維護伊朗資產階級的利益,這些利益深深扎根於宗教原教旨主義、厭女症和反動意識形態,也是為了穩定這個制度。只有從革命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工人階級民主架構才能作出真正的調查。為了結束這種針對婦女的國家暴力和殺戮婦女的行徑,必須推翻整個壓迫婦女的制度。 婦女必須享有平等的權利,有選擇穿什麼衣服的自由,包括如果她們願意就戴頭巾的權利,有在哪裡工作和生活的自由——但這些權利不能僅僅紙上談兵。在這場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失去工作的主要是伊朗的婦女。在深刻的經濟危機和貧困的背景下,許多婦女沒有能夠獨立生活的前景。相反,她們被迫進入婚姻和經濟依賴,每天經歷著暴力和極低的工資。

    諸如結束對種族、民族或宗教少數群體的任何形式的歧視,實現充分的民主和婦女權利,如解散道德警察、釋放所有政治犯、實現集會自由等訴求,都與經濟權力問題的訴求有關。毛拉和革命衛隊的經濟權力,以及伊朗經濟的很大一部分是國有的或掌握在個別宗教機構或人手中的事實,非常清楚地表明,正是這些人要對殺害吉娜負責。他們也對工人和窮人的絕望處境負有直接責任。這些人的資產是第一批應該被充公的,他們的財富需要用於體面的住房、工作以結束飢餓和貧困,資助社會服務和教育等等。

    資本主義制度只為伊朗少數超級富豪的利益服務。他們沒有受到疫情或經濟危機的影響。他們也沒有受到宗教法律和規則的影響——他們在國內和國外的巨大豪宅中舉行私人聚會,而沒有生活在被道德警察逮捕的恐懼之中。他們的制度需要被一個基於大眾、工人階級、農民和窮人需求的社會主義制度所完全取代。

    末代國王的家人以及阿利內賈德(Masih Alinejad)等自由派女權主義者試圖將自己塑造成運動的「領導者」,但顯然這種作法沒有成功。情況恰恰相反,一大批抗議的年輕人對任何類型的運動「領導」都抱有極大的懷疑情緒。這反映了對那些不能被信任或建立的力量的拒絕、是一個積極的現象。同時,我們需要對進一步發展運動所需的革命領導類型進行討論。

    運動中對自決和解放的巨大願望與對民主結構和協調的需要密不可分。必須從婦女、工人、青年和被壓迫者中發展出一個真正的革命領導,這些婦女、工人​​​​​​​、青年和被壓迫者​​​​​​​已經得出了革命的結論,認為有必要與國家機器以及伊斯蘭共和國的整個經濟和社會體系決裂。

    例如,如果我們看看充滿戰鬥精神的哈夫特特佩糖廠工會,這種領導的潛力是存在的,在那裡,工人們不僅能夠領導重要的罷工,而且實際上贏得了巨大的勝利——去年大規模糖廠的重新國有化。同時,哈夫特特佩糖廠工人的案例也表明,有必要為工人對經濟的真正控制而鬥爭。為此必要的下一步必須是建立民主組織的、多民族的自衛委員會,以便能夠保護運動和群眾免受國家鎮壓,同時也利用這些委員會來爭取這種對經濟的控制。

    如果不能及時形成社會主義的的革命領導,就會出現反革命的巨大威脅,甚至可能在庫爾德地區出現內戰的威脅。為了建立一個組織,一個革命黨,以致能夠在當地的運動中確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方案,在國內和國際上進行協調,並成為這個運動的政治和組織中心,關鍵是利用發展中的國際團結運動的潛力。面對互聯網的封鎖,這個聲援運動發揮著巨大的責任。不能局限於一般的聲援,而是要真正討論、發展和傳播政治上的清晰度、觀點和方案。流亡社區以及國際上更廣泛的工人階級運動,可以通過利用言論自由和組織為伊朗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觀點而奮鬥,發揮對伊朗運動產生真正影響的作用。

    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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