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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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為納赫爾討回公道──這是又一次的謀殺!

    種族主義、社會與警察暴力:整個制度都是有罪的!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法國聲明

    (本文首次發表於2023年7月5日)

    為納赫爾討回公道

     

    讓我們把憤怒轉化為社區與職場的群眾運動

    6月27日,一名警察在楠泰爾(Nanterre,巴黎市郊的貧民區)種族主義謀殺了年輕的納赫爾(Nahel),引發群衆對於制度性種族主義、接連不斷的警察暴力的憤慨和反抗浪潮,這些暴行特別針對北非或撒哈拉以南非洲裔的年青人。早前那股反養老金改革的強大社會運動所建立出的新力量平衡,應成為組織和建立一場大規模抗爭的基礎,以對抗種族主義和警暴、同時對抗資本主義體制。

    這事件的來龍去脈路人皆知。17歲少年納赫爾·梅爾佐克(Nahel Merzouk)在一個警察檢查站中被警察槍殺。事發前,涉事警察持槍威脅納赫爾,勒令他關閉引擎,否則「我就朝你的頭開槍」。在驚慌失措間,納赫爾啟動了汽車。子彈穿透了納赫爾的肩膀和胸部,這致命傷令他毫無生還的可能。就像過往很多同類事件一樣,此事本可就此結案,不了了之。警方會辯解說自己當時是在面對一輛「衝撞」警察的車輛而開槍自衛。但事發當時正好被攝錄下來,因而揭穿了警方的謊言。

    被警察殺害的北非南撒哈拉以南非洲裔青年,名單長得罄竹難書,納赫爾只是冰山一角。在納赫爾被殺前15天,還有另一名19歲的青年阿爾胡辛(Alhoussein)在安古蘭(Angoulême)上班的途中被警察殺害。

    對於這些年青人來說,不公義不單是一種感覺,更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殺人的警察很少會被定罪,相關的案件通常會被撤銷。可以與人們對警察檢查站的恐惧相匹配的,只有人們對體制包含的機構的仇恨,這體制的存在只是為了壓迫和羞辱這些來自貧困市郊的年青人。

    這場反抗代表社會上聽而不聞的聲音。為了讓他們與所有其他警暴受害者的聲音被聽得到,並為其申張正義,就需要建立一個群眾性的鬥爭運動。工會和左翼政治團體必須進行積極的聲援。

    馬克龍積累的危機

    面對納赫爾的謀殺案,馬克龍被迫承認問題,這對於他而言又是另一次危機。馬克龍在納赫爾被殺事發情況的影片曝光後,不得不宣稱這是「不可辯解」和「不可原諒」的。但這顯然無法取悅像「聯盟」(Alliance)那樣的反動警察工會,他們覺得自己被總統辜負──這樣於馬克龍而言又是一個要分心處理的危機。

    納赫爾的謀殺案也讓極右翼陷入了窘境。比如勒龐的國民聯盟,我們發現在他們的政綱中,他們主張警察和憲兵可以在自行假定受到威脅情況下,使用武力自衛。這種自行假定的情況早已存在,但國民聯盟想要使它在所有情況下都無可爭議,比方說令人無法對警察作出投訴。豈不見,當記者在納赫爾死後訪問勒龐時,她推托說「還沒看到相關視頻」。

    但對於右翼和極右翼而言,有危則有機。儘管機會稍縱即逝,但反動勢力正試圖利用最近這宗警察謀殺案後所爆發的騷亂,對緊張局勢和種族主義煽風點火。

    「暴動,是不被傾聽者的語言。」──馬丁.路德.金

    成千上萬的年青人,當中主要是移民背景的青年,在納赫爾被殺後的第一晚開始,就在法國主要城市的郊區爆發騷亂。人們紛紛回想起2005年,在克里希蘇布瓦(Clichy-sous-Bois,巴黎東部的一個市鎮)的騷亂。當時騷亂的起因是兩位年青人澤耶德.本納(Zyed Benna)和布納.特拉奧雷(Bouna Traoré)在警察行動中死亡。

    但這樣的類比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自2005年以來,不僅僅社交媒體的應用迅速普及,社會上還發生了很多的變化。

    首要的是,在過去20年裡,公共服務投資不足的情況逐年惡化。自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緊縮和預算削減政策,已經這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這對經濟上最脆弱的人來說是受害最深。以至於在一些社區,住在低收入住房中的退休人員由於缺乏收入而無法支付租金,只能由年青人施以接濟才能夠繼續住在自己的社區。

    而早在2005年,對於生活在這些地區的大部分年青人,特別是那些有移民背景的年青人而言,那黯淡的前景早已展現眼前。而我們今天所說的前景又是怎麼樣的呢?雪上加霜!人們的挫敗感和憤怒達到了最高點,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普遍。將目前民眾的衝冠之怒歸咎於社交媒體或「電子遊戲」(馬克龍正是如此宣稱,令人啼笑皆非),就是試圖儘量淡化其背後的社會原因。這種憤怒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蔓延到法國各地,不僅限於大城市,是因為這些社會問題是系統性的,可謂俯拾皆是。

    在當前的郊區騷亂中,警察面對的是自小就受到歧視和羞辱的年青人,這在新冠疫情期間猶其明顯。無疑,這些年青人對於這樣的種族針對還記憶猶新。

    然而,當局對此不過以「故伎重施」的所式予以回應。再一次以所謂加強「安全」的方式應對,警力大量動員,軍隊跋扈地在貧民區街道上巡邏,甚至出動了人質處理和反恐行動部隊(巴黎警察调查干预队、国家宪兵特勤队、法国国家警察特别介入队)。實施宵禁和停止夜間公共交通也成為了常態。同時,法國司法部長莫雷提(Éric Dupond-Moretti)向檢察機關發出指示,要求對在示威中被捕的年青人實行「迅速、堅決和系統性的刑事處理」。

    年輕的納赫爾遭殺害才過去幾天,沒有什麼比加強鎮壓更為火上澆油。法國政府彷佛以為更多的安全措施就能夠解決由建制所創造的混合、爆炸性危機,當中包含了種族羞辱和歧視,以及年青人對未來失望和感到失落的情緒。

    通過警察的暴力,當局故意地刺激那些反抗的年青人採取更多的暴力,以轉移社會視線。並嘗試在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中挑撥離間,制造分裂。

    政府這種威權的反應,極大地鼓舞了極右組織。反動的全國自主工會聯盟(UNSA)警察組和「聯盟」警察工會在6月30日推波助瀾,他們發表了一份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聲明,呼籲加強鎮壓:「面對這些蠻人,僅僅要求他們冷靜已經不夠了,我們必須對他們強行實施冷靜!」; 「現在不是進行工會行動的時候,而是要對抗這些『害蟲』的戰鬥時刻」;「今天警察正在戰鬥,因為我們正處於戰爭狀態。到了明天我們將進行抵抗,政府必須意識到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全國自主工會聯盟教育組和總書記譴責了這份聲明)這反映了法國現在存在著一種被刻意助長的極端化現象:截至7月5日為止,一個支持開槍警察的基金已從85,000多名捐助者中籌募得了超過160萬歐元的捐款。這個基金由極右翼政客梅西哈(Jean Messiha)發起,他曾經是國民聯盟的成員,後來成為澤穆爾(Éric Zemmour)的支持者。(譯按:澤穆爾是法國作家和政治評論人,被視為法國的極右思想的代表之一)

    種族主義、社會和警察的暴力導致了運動的暴力

    在居民區的起義包括了搶劫、縱火和入室搶掠等事件。但我們首先要釐清一個觀點:主要的暴力是種族主義和社會經濟的暴力,是來源於體制以及馬克龍倒行逆施的政策。這些政策激起了人們的憤怒,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因此也刺激了部分人的暴力行為。

    其次,暴力來自於執法部門:種族主義的警察暴力。這與法國無日無之的種族主義和社會經濟暴力疊加起來,才是社區暴力的真正根源。

    政府和極右翼目前正在利用這一點,輕易而舉地將制度問題隱藏在這些爆發性事件之後。這些騷亂是近幾十年來法國政局所帶來的後果,馬克龍在此則是一個讓局面雪上加霜的推手,因此如今騷亂也是對於體制刻骨仇恨的反映。騷亂民眾主要的目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政府機關建築,如市政廳和警察局,以及大型連鎖商店的建築,還有就是其他被破壞或正在燃燒中的物件。

    暴力行為來自部分被激怒的年青人,這是可以理解的。這種行為表達的是一種對體制的盲目憤怒,但顯然無助於解決問題。對於這些已經被公共服務所拋棄、受社會排斥以及被貧窮所困擾的社區而言,更是禍不單行:最容易受到影響的往往是公共財產,如公交車、社會性住房、學校、藥房,還有左鄰右里的汽車。可悲的是,我們所在的階級、我們的家園和社區都在承受著這些財物損失所帶來的惡果,而這些東西本應造福整個社區,但現在卻導致了我們社區的分崩離析。

    而且這種打砸搶燒的元素也會成為對立陣營的把柄──他們就可以藉此分化我們,進一步限制我們的自由並強化國家的鎮壓機器。正是由於這些暴動元素,予以統治階級口實,令統治階級可以調動所有武器,特別是調動起主流媒體,引導人們反對騷亂,趨向分化,甚至確保人們將騷亂的根本原因拋諸腦後。

    而最終,所有這些打砸搶燒的行為其實都削弱了抗議活動。只有通過整個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的團結鬥爭,以及我們人數上的優勢,我們才能在尋求真正解決方案上踏出第一步。

    國家對青年名為「照顧」實為羞辱

    自2017年上任以來,馬克龍一直透過緊縮政策和打擊工會權利的方式,對工人和青年發動全線正面進攻。而伴隨這場階級戰爭而來的,則是馬克龍一直在增加國家力量的專制性,同時鼓勵制度性的種族主義。當你打算觸犯眾怒之時,最好就是分而治之。

    馬克龍對工人青年的暴政成為了國民聯盟得以增長的墊腳石。國家種族主義和對非本地人口永久污名化不斷加劇:從一系列恐伊斯蘭法律到對「伊斯蘭-左翼主義」(將伊斯蘭恐懼與反左翼宣傳聯繫起來)的獵巫……馬克龍及其政府從未停止盜取極右翼的衣鉢,煽動分裂。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哪怕最近發生了強大的反退休金改革的社會運動,勒龐在民調中仍得以處於領先地位。馬克龍及其部長們希望國民聯盟會被視為「真正的」反對派。因此他的政府,遠比國民聯盟更有意識地推動種族主義和制造分裂。特別是通過《2024年奧運法》[1]、《未來移民法》[2]、對馬約特島上科摩羅移民的種族主義軍事行動(Operation Wuambushu)[3],當然也包括了今天達曼(Darmanin)[4]和他的警察對郊區騷亂的威權和種族主義回應。(譯按:[1]2024年奧運法旨在使人工智能監控系統合法化,有充分證據表明相關的監視技術更多地針對移民和有色人種,法國也成為了第一個人工智能監控合法化的歐盟國家。[2]未來移民法收緊了庇護申請審查,也讓政府更容易驅逐被視為「威脅公共秩序」的外國人。[3]馬約特島是法國海外省,是位處非洲馬達加斯加島西北方的一座小島,由於其地理位置鄰近另一個島國科摩羅,因此島上有大量來自科摩羅的非正規移民,他們大多生活在環境惡劣的貧民區中。而法國政府採取的暴力驅逐行動加劇了流行病蔓延的風險並造成了人道災難。[4] Gérald Darmanin, 法國內政部長,在移民、安全和執法等政策上有著極右傾向面飽受批評。)

    自1983年時任總統密特朗轉向緊縮政策以來,在隨後的幾十年間,法國政府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削弱了公共服務。社會各方面承受著實實在在的惡果,但在貧困地區則尤其明顯,貧困程度正在變本加厲。削減公共開支造成生活方面的血淋淋惡果,包括低標準的住房、窘迫的就業前景、無法獲得醫療保健和基本公共服務,居住在貧困地區的居民深受其害。對未來前景感到絕望,也是這些地區眾多青年的共通點。而為了掩蓋這些問題,法國體制就更依賴於分而治之的武器,特別是種族主義。

    在有著大量移民背景人宜居住的貧困社區中,警察採取著咄咄逼人的態度,目的是為了把他們囷在環境惡劣的住房和學校裡,使之處於一秷隔離狀態。種族主義政容們試圖對這些人大加抹黑,把他們描述為對工人和「白人」中產階級的威脅,以便為他們的鎮壓政策拉攏更廣泛的支持。

    「沒有不帶種族主義的資本主義」──麥爾坎.X

    在這個社會中,種族主義是制度性的。就像其他的壓迫一樣(特別是性別歧視和對LGBTQIA+的恐懼),種族主義是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有意識地使用的武器,這讓他們可以避免與團結的工人階級力量直接對抗,從而更容易地實施其政策。

    法國在這方面一直得心應手。從與安第列斯群島三角貿易的基礎上引入奴隸貿易,到殺害納赫爾,法國當局一直施行政策將有色人種鎖死在次等人──長期以來這都是路人皆見,而今天則不單單僅存於法律紙面上,更是一直在實踐中。

    種族歧視並非子虛烏有:在法國,黑人或北非裔人士在街上被警察截查的機會高出6至7倍。再加上18至25歲青年被截查的機會是總體人口平均的7倍,統計數據顯示,黑人或北非裔青年男性被截查的機率是其他人的20倍。而這僅僅是一項研究,實際情況可能更加嚴重。

    種族主義也是制度性的,並非僅存在於警察截查的問題上:許多人在求職或申請住房時面臨歧視,並在努力接受教育和培訓時遭遇到社會和經濟困難。這意味著他們能擁有較好的工作條件和薪酬職位的人聊聊無幾,但在無技術要求的低薪崗位中卻人滿為患。諸如此類的情況不一而足。

    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不公義的承諾

    事實上,在馬克龍任期內,警方使用武器和警察殺人事件都有所增加。然而在馬克龍上台前,2017年2月當時總理卡澤納夫(Bernard Cazeneuve)就提出了武器使用法律,並被當時的奧朗德政府所引入。從2017到2021年,警察使用武器的情況對比2012至2016年增加了26%。而對使用武器攻擊車輛的情況,增幅更高達39%。

    然而修法並不是導致警察暴力的唯一因素。自達曼擔任內政部長以來,致命暴力事件的情況有所惡化:正如網絡雜誌《Basta!》指出,自2020年以來,警方槍擊致死案數量翻倍,被捕後死亡的人數更是上升了三倍。

    殺人警員被定罪的情況極為罕見。雖然如此,可以想像得到,有著事發現場視頻,以及來自底層的壓力之下,殺害納赫爾的凶手可能會被定罪。尤其是因為他在事發後很快就成為了政府和部分警察層級的棄卒,他們正打算丟車保帥德策略,聲稱這是孤立的案件,以避免整個體制的問題被曝光。但是,生活在貧困郊區的年青人非常清楚,這不是警察機構內部個別「害群之馬」的問題,而是廣泛存在的種族主義暴力問題,這種暴力在政府和警察機構內部都得到了推動。

    政府可能會遁於「讓法院處理」的說辭背後,但眾所周知,在現在這種情況乃其很多其他情況下,法院並不會按照人們的期望所行事。在一個由不同社會階級、互相存在利益衝突的社會中,體制之下的各機關的最終目的是捍衛統治階級的利益。在我們的社會中,這個階級就是資產階級。我們面對的無疑是一個帶有階級偏見的司法系統。

    國家與執法機關的角色

    正如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解釋的那樣,國家鎮壓機器(軍隊、警察、監獄等)的出現,是在歷史上反映了社會分化成具有對立利益的社會階級,而這些利益衝突是無法調和的。國家由恩格斯所說的「特殊的武裝隊伍」所組成,他們負責將階級衝突「限制在秩序之內」,但最終維護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在我們這樣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中,鎮壓和武力威脅是保護統治階級財富和統治地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就是為什麼資產階級國家的暴力機關對任何威脅統治階級利益的社會運動大肆鎮壓。警察對黃背心運動的逞兇行徑在2018年底和2019年期間導致了25,000名示威者受傷,其中包括353人頭部受傷,30人失去一隻眼睛,6人手部截肢;此外還造成了居住在馬賽的80歲阿爾及利亞女士雷杜安(Zineb Redouane)的死亡。

    反對養老金改革的強大社會運動也遭受到警察的大力鎮壓,一位SUD鐵路工會成員在巴黎被防暴手雷擊中眼睛,一位特殊教育的教師在魯昂被爆炸手雷打掉拇指。在工人罷工的部門和公司(如煉油廠、垃圾收集和處理等),資本主義國家暴力也在司法和警察力量的介入下被展示出來,如驅散罷工糾察線和強徵人員重新工作。

    在疫情流行期間,醫護人員備受當局正式表揚,但當他們舉行示威,要求得到更多資源與人手時,當局的回應卻總是警棍和催淚彈。

    近年來,年青人成為了警察的重點鎮壓對象。統治階級深知年青人起義的風險,他們的反抗有可能引發整個工人階級的團結支持。當他們針對破壞環境的政策,如對聖索林(Sainte-Soline)大盆地的抗議,或者反對馬克龍在養老金改革運動期間傲慢而反民主的措施時,立上就會遭到迎頭痛擊。政府使用催淚彈、警棍、橡膠子彈、防暴手雷、衝擊抗議群眾、任意逮捕和羈押等手段以鎮壓和平息運動。(譯按:23年5月,超過25,000人在法國西部聖索林市鎮示威,反對修建一座破壞當地環境的大型水庫。示威活動被法國政府禁止,並遭到3000多名武裝警察暴力鎮壓,警察發射了超過5000枚催淚彈,導致200多人受傷,其中部分傷勢嚴重。鎮壓後法國政府勒令解散其中一個發起示威活動的組織。)

    在三月,一段錄音顯示了被拘留的年輕示威者受到了來自BRAV-M(鎮壓暴力行動機動旅)的警察毆打、威嚇、侮辱(包括種族侮辱)和人身威脅。還有報導稱,在被押往警察局的過程中,一些年輕女性遭到性侵。所有這些行為的目的是為了嚇阻和使社會運動沉默下去。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警察無法被「廢除」。只要資本家大權在握,他們就必須找到一種方式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和財產。而只要社會上存在著制度性的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就不可能建立到一支「非種族主義」的警隊。有時候我們可以在鬥爭的基礎上取得一些小修小補,但最終解決之道還是要擺脫資本主義本身。

    建立一個反對體制暴力的工人階級和青年的群眾運動!

    工人運動要發揮作用,積極參與,幫助組織和引導所有的憤怒和力量,目前這些憤怒和力量表現為打砸搶燒。這股憤怒要針對的不是公共建築和大型連鎖零售店,而是要針對背後的始作俑者:制度本身,是它創造了暴力存在的條件,並從中獲利。

    在6月中旬,跨工會聯盟宣布結束反退休金改革的運動。這是一場強大的社會運動,雖然未能迫使政府撤回改革,但在馬克龍餘下四年的任期內,它會繼續對社會和政沿氛圍產生重大影響。實際上,反退休金改革的鬥爭還沒結束,工會對退休金或其他議題的抗爭可能在九月份會重新展開。抗爭仍然有著爆炸性的潛力,蘊含著數量和質量上都有所增強的先鋒隊伍,還有通過這場歷史性的鬥爭而對集體抗爭力量重拾信心的廣大工人階級。我們必須所有這些潛力都納入到一場反對壓迫、損害尊嚴、以及反對種族主義和警暴的群眾鬥爭中。

    在2020年5月底,美國警察對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種族主義謀殺再次引發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運動。在美國BLM的呼喊下,法國也爆發了反對系統性種族主義與警暴的抗議運動,特別是在「為阿達馬尋求真相」委員會的號召下,成千上萬人參與其中。一年後,仍再有15萬人在法國各地為此走上街頭。社會普遍認同種族主義和警暴的結構性問題變本加厲。BLM運動使得挑戰官方的陳腔濫調成為可能,並為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譯按:2016年,法國非裔男子阿達馬.托拉[Adama Traoré]在被警察逮捕期間死亡,觸發了大規模抗議和反種族主義運動。)

    在6月29日楠泰爾舉行的白色遊行中,成千上萬人共同參與紀念納赫爾,反映出人們追求真相和正義,以及改革的訴求。這樣的動員可以成為一個榜樣。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必須轉向這些往往還沒加入工會的年青人,將鬥爭擴大至整個工人階級,提供鬥爭的方法,展示推翻政府當局和極右翼的前景,並制定一個致勝策略。

    為了建立必要的制衡力量,我們需要集結和組織所有希望反對種族主義的人,因為只有通過集體行動和動員群眾才能取得勝利。我們的共同點是,我們都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受到社會資源匱乏(缺乏公共住房、體面工作、公共服務資源不足等)和受到資本主義利潤制度下的剝削所影響。

    一個不會撇下任何人的方案

    很多時候,工會仍然向於墨守成規地守在「陣地」周圍。但雖然這些陣地組織可以且必須成為前進的動力,但至關緊要的是要設法吸引那些動員程度較弱的部門和階層,尤其是工人階級地區的青年。這是反養老金改革運動的一個缺失,但對於建立進取的反種族主義鬥爭中仍然是關鍵。

    在反退休金改革運動期間,我們提議在各地方建立反馬克龍罷工委員會,這些地方包括工作場所、學校、大學以及工人階級和貧困社區。這些基礎廣泛的委員會對所有人開放,以民主的方式在基層建立抗爭,讓每個人都能積極參與當中的準備和組織工作。如果當時建立了這樣的委員會,現在它們可以成為讓反國家種族主義起義更上一層樓的台階。

    許多工會活動家都正在積極聲援種族主義警暴的受害者。但這種情況在工會領導層身上卻少得多。工會及其活動人士在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青年和被壓迫者等所有階層積極參與的群眾運動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我們必須以動員反擊每一宗種族主義攻擊,群眾動員實際上必須反對所有日常種族主義政策。市郊貧民區是這些政策的主要受害者。在「法屬海外地區」的人也是如此,法國對於他們的管治是殖民帝國的遺物。馬丁.路德.金說「暴動,是不被傾聽者的語言。」讓我們通過積極團結和建立一個反對結構性種族主義的群眾運動,讓不被傾聽者發聲。否則依靠繼續推動系統性種族主義的國家機器,是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憤怒的情緒必須凝聚在工人運動的周圍,通過團結來對抗緊縮政策和種族主義。我們需要一場群眾性的工人階級、青年和被壓迫者的團結鬥爭,依靠一個訴要綱領武裝起來,把統治階級拒絕的實行的政策強加在他們頭上:為所有種族主義警暴受害者爭取正義和尋求真相;解除警察軍事化,解散反犯罪特遣隊和鎮壓暴力行動機動旅等最反動的單位,並通過工人社區、貧民區、關鍵經濟部門和工會的民主控制來終結警暴。

    一個關鍵的訴求是對弱勢社區進行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在公共服務、住房和所有人都能得到體面薪酬的工作;在教育、醫療保健、文化和體育方面的資源和機會;在社團和社區中心方面的投入。不屈法國(France Insoumise)在其《所有地方的正義》緊急計劃中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工作條件和工資必須有所改變。最低限度所有人要立即加薪10%,並恢復密特朗在1983年為應對通脹而廢除的通張掛勾工資制度。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教育,這也意味著引入與最低工資相等的學生工資制。至於低收入工作,我們應將其納入公共控制,以確保工人獲得真正的福利,包括良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我們也需要有保障的工作和休閒時間,因此需要在不減薪的情況下集體減少工作時間,並進行相應的招聘和減低工作節奏。

    不屈法國的活動分子和工會成員在建立統一的抗爭運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2022年的總統選舉中,梅朗雄在郊區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即使隨後被NUPES聯盟(譯按:生態和社會人民新聯盟[Nouvelle Union populaire écologique et sociale],由生態主義政黨和左翼政黨於2022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成立的一個法國泛左翼政黨聯盟)削弱了部分支持。但NUPES並未得到所有人的擁護,特別是在弱勢群體社區,因為它所涉及的一些政治團體和人物,他們本身參與了通過地方政策以維護現行體制,而那些地方政策往往與當地居民的利益相悖。

    為了革命的社會主義鬥爭而奮鬥

    要生活在一個毋須擔心國家壓迫和種族主義的社會中,意味著要擺脫資本主義。要建立滿足所有人的無歧視社會,唯一途徑就是把將力交還給社會的大多數。

    資本主義所掠奪的財富自兩個工人和自然。讓我們結束這種剝削,將經濟關鍵部門國有化,交由民主控制和管理。這樣一來就有可能走向民主計劃經濟,為消除所有壓迫、剝削、暴力、不平等和不公正奠定基礎。這正是革命社會主義的目標:推翻資本主義,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LGBTQI+恐惧症和其他形式的歧視和壓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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