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ne Johansson 社會主義替代（ISA瑞典）
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於1974年4月20至21日在倫敦的Mother Red Cap酒吧的樓上成立。據說馬克思曾經常光顧這間老酒吧，該酒吧在1980年代重建，諷刺地更名為「世界之盡頭（World’s End）」。CWI的成立恰好是在50年前，其雄心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播下革命性工人國際的種子，這樣一個新的國際能夠在全球範圍內挑戰資本主義。
本文聚焦於推動CWI成立的思想和條件，我們今天仍然值得為了這些繼續奮鬥。
傳承
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想要重新連結到第一、第二、第三國際，和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最佳理論和政治遺產。俄國革命完全墮落後，而且斯大林主義莫斯科控制的第三國際也未能建立強大的統一戰線，來阻止希特勒的崛起，並幫助西班牙革命走向勝利。基於此，托洛茨基為建立一個新的第四國際而鬥爭。
CWI的成立，意味著在理論上與那些同樣自稱托派的其他團體進行對抗，這些團體在以下方面犯有觸及根本的錯誤：無批判地偶像化具有個人魅力的殖民地革命領袖、缺乏對工人階級的信心，以及把學生和知識分子視作新的先鋒力量。
鬥爭主要是基於英國工黨內部圍繞《戰鬥派（Militant）》報紙為中心組織起來的團體，當時主要的理論家是格蘭特（Ted Grant），他是自1930年代以來活躍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而其年輕成員在1970年贏得了當時規模小但迅速增長的英國工黨青年社會主義者（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LPYS）的多數席位。
這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機會，令我們可以同來自其他國家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與個人建立聯系，這些人通常活躍在各社會民主黨的青年組織中。
瑞典的同志在1973年9月發布了馬克思主義報紙《進攻報（Offensiv）》的第一期，並且已經在線牽描述了我們如何在1972年的SSU（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青年聯盟）大會上與來自LPYS的兩位英國訪客取得聯繫的。當時SSU的右翼領導層與來自左翼的批評者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辯論。
在倫敦CWI成立大會上，我本人是來自12個國家的46名參與者之一。我代表了瑞典北部的一個小團體，在與戰鬥派的同志們進行了密集討論後，我們與這些思想產生了共鳴。事實上，我們當時唯一的刻字印刷的雜誌《進攻報》從一開始就在全國各地激進的SSU組織中受到了積極反響，即使在社會民主黨的基層上也是如此，這也極大地促使我們加入了CWI。愛爾蘭、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其他參與者也有類似的背景。
甚至在CWI成立之前，我們所有人都受到了世界各地吹拂的激進之風的強烈影響，這些激進之風源於中國、古巴和許多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革命戰爭、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以及新的巴勒斯坦抵抗。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革命給人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隨後是整個歐洲大規模的勞工罷工。在東歐，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和1970與1976年波蘭的工人罷工也動搖了斯大林主義政權，這些罷工要求的是民主自由，而不是資本主義。
1968
在社會民主黨左翼內外，當時關於通過改良還是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辯論非常激烈，同時辯論的矛頭還指向主導越南運動的毛主義，以及對於工人運動持宗派主義態度的新左翼。
CWI是1968年的產物，在那個時候，世界似乎正在走向於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就在CWI成立後四天，年輕軍官們推翻了自1926年以來統治葡萄牙的軍事獨裁政權，三個月後，統治希臘的十年軍政府也倒台了。在舉行會議的英國，在經歷了大規模的罷工浪潮和一場勝利的礦工罷工後，右翼的保守黨政府在選舉中下台。而這場罷工公開提出了哪個階級應該「管理國家」的問題。
同時，1973年9月在智利發生了針對左翼的致命政變。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左翼政府的倒台為需要革命性和國際組織化的政黨提供了新的、強有力的論據。面對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破壞一切社會主義運動時，這些政黨敢於引領革命性解決方案。
戰鬥派
但正是通過與英國戰鬥派（Militant）團體的接觸，我們和其他國家的許多年輕社會主義者能夠得到托洛茨基主義經典著作的指引。我們總體上確信，對於托洛茨基主義對戰後發展和戰術定位，戰鬥派的解讀比其他左翼團體（包括那些也自稱托派的團體，例如我們之前已經接觸過的法國托派弗蘭克[Pierre Frank]）更為正確。
核心結論是，我們意識到沒有國際視角、綱領和政策的話，就不可能改變社會；而且，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解釋的那樣，正是因為工人階級在生產中的角色，有組織的他們能夠在階級鬥爭中團結所有被壓迫者，擊敗資本主義，並引領人們走上具有民主計劃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
CWI的政治路線始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貢獻，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工人運動的社會主義先驅時期。而在這一時期，大多數社民黨領導人背棄了他們以一切手段反戰的承諾，而是團結起來支持「本」國的政府。這促成了震驚世界的十月革命的到來，而該革命也是世界大戰結束的開始，也促使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頭四次代表大會上指導共產國際的成立。但在德國革命失敗和列寧逝世後，共產國際淪為俄國反革命官僚的外交政策工具。我們接下來想把這條線索，與托洛茨基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及其反對斯大林主義和第三國際的徹底墮落聯繫起來。這體現在20世紀30年代試圖組建一個新的、第四個馬克思主義國際。
CWI的成立也代表了格蘭特和戰鬥派對戰後分裂托派的主要爭議的立場表達。
歐洲在二戰後也出現了新的革命高潮，但卻以托洛茨基始料未及的方式被轉移了。首先要知道，希特勒對蘇聯的野蠻進攻意味著對反納粹戰爭成爲了最重要的事項，之後紅軍的驚人勝利既削弱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鞏固了斯大林主義。這一開始是紅軍在佔領的國家建立一系列以斯大林蘇聯為模型的新國家，與此同時，毛澤東以農民為基礎的紅軍即將在中國擊敗國民黨。
斯大林主義者起初袒護斯大林蘇聯與納粹德國之間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但在希特勒入侵蘇聯後，他們也不得一百八十度政治轉變，在反對德國佔領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的西方抵抗運動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他們也因此威望提高。莫斯科在沒有駐軍的情況下無法像在東歐那樣控制西方的革命浪潮，但是，戰勝納粹德國的政治影響在戰後被利用，與西方列強的默契下轉移、遏制了西方的革命浪潮。
格蘭特也比其他人更早意識到，受衝擊的資本家在戰後將被迫依靠社會民主主義，並允許進行一系列社會改良來加強它。這是一種依靠資產階級民主形式的反革命，而非其他托派以為的軍事獨裁、鎮壓和波拿巴國家機器。這也為新一波資本主義經濟上升期鋪平了道路，成為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的主導趨勢。
其他辯論涉及東歐新政權的階級性質。資本主義被廢除了，但這些國家並沒有像1917年的俄國那樣發生真正的工人階級革命，而是新的畸形工人國家。它們從一開始就處於官僚獨裁統治之下，擁有與俄國相同模式的官僚自上而下的國有工業。但這些國家並不像蘇聯那樣是墮落的工人國家，因為它們不曾是民主國家。它們也不像某些所謂的托派團體所認為的那樣是國家資本主義。
其他托派的機會主義
比大多數人更早，當毛澤東還在談論50年資本主義的時候，格蘭特也曾預言，在新的全球權力關係下，毛政權將被迫建立一個與莫斯科相同性質的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畸形政權。
CWI還將全球南方前殖民地國家在殖民解放戰爭或政變後建立的幾個政權定義為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政權，這些政權按照莫斯科的模式實現了經濟國有化。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以一種新的（儘管是畸形的）方式得到了證實，這意味著一些國內資產階級力量薄弱的窮國的民族解放如果不實行國有化和官僚計劃經濟，就無法抵禦經濟上的新殖民主義。在帝國主義被削弱而發達國家革命被推遲的新形勢下，在工人階級人數很少的社會中，畸形的工人國家仍然存在，成為這些國家革命知識分子和激進官員的楷模。
因此，就像在蘇聯和東歐一樣，在那些以農村游擊隊運動為基礎的國家（如古巴、越南以及亞非許多其他國家），未來也需要通過政治革命來建立工人民主。為了在貧窮國家取得成功，這些新生工人國家需要西方即將到來的社會革命或東方政治革命的支持。
這是其他托派機會主義地否認或迴避的問題。1963年加入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的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甚至比其他黨派更賣力地為古巴以及後來尼加拉瓜的桑地諾的半革命打氣。
像比利時的曼德爾（Ernest Mandel）、意大利的梅坦（Livio Maitan）和法國的弗蘭克（Pierre Frank）等USFI領導人也對毛澤東的中國和「文化大革命」抱有幻想。1965年，他們在中國問題上與更具批判立場的SWP達成妥協，呼籲在中國開展「反官僚主義運動」，同時拒絕接受政治革命的號召。對毛主義幻想最嚴重的是梅坦，他積極宣揚毛派的文章，並使USFI的大部分意大利青年倒向了毛主義。
在不加批判地擁護殖民革命領袖的同時，還美化游擊戰，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的觀點大相徑庭。CWI還回顧了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者的警告，他在1932年指出：「牢固地依靠城市無產階級精華的共產黨通過工人來領導一場農民戰爭進行奮鬥是一回事；而幾千或者甚至幾萬革命者（……）在沒有獲得無產階級認真支持的情況下就承擔起了領導農民戰爭的任務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樣一來，就有很大的一個危險：農民軍佔領城市後，就很有可能很快反過來反對工人階級的鬥爭。
CWI對游擊戰浪漫主義的批判更為尖銳，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小團體進行武裝鬥爭、用炸彈和槍械發動襲擊，從而導致城市游擊隊的出現。在阿根廷、烏拉圭和其他拉美國家，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由此造成的末路中喪生，在歐洲，USFI不加批判地支持巴斯克分離主義和臨時愛爾蘭共和軍在北愛爾蘭的武裝鬥爭。CWI則強烈譴責這種個人恐怖主義。我們在北愛爾蘭的同志們也為新教和天主教工人之間的勞動團結和共同的階級鬥爭而全力以赴，在未來的社會主義聯邦中，這種鬥爭也可以解決民族問題，保證所有社區的安全和自決。
「打入主義」
在與戰鬥派接觸之前，我曾訪問過巴勒斯坦難民營和組織，我完全同意英國同志的觀點，不能採用小游擊隊從外部進行小規模打擊（因為這只會強化以色列國）。我們必須按照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Intifada）遵循的路線，在以色列境內及其佔領領土上開展群眾鬥爭。這意味著，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必須開展聯合鬥爭，以支持在日益緊密的聯邦中實現社會主義兩國解決方案。
對我們的政治方向至關重要的其他觀點，涉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前景，我們同意英國前輩們的觀點，即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戰後的長期上升期已經結束，這將不可避免地削弱改良主義，導致階級鬥爭升級，並帶來工人的激進化。和以前一樣，他們首先會向傳統的工會和工黨尋求解決辦法。
自托洛茨基時代以來，大多數托派團體在被清除出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後，都試圖通過進入其他社民黨、工人政黨或從中分裂的黨派尋找新的激進化群體，來擺脫孤立。這種策略被稱為「打入主義（entrism）」。然而，在戰後的長期高潮中，這種做法往往使一些托派墮落到隱藏自己的綱領，以「深度打入主義」來適應這些政黨的改良主義思想。
到20世紀60年代末，大多數自稱托派的人已經放棄了這一策略，轉而投向殖民地解放鬥爭以及學生和知識分子中的新激進潮流。
圍繞英國戰鬥派的馬克思主義趨勢並不這樣。在不否認學生和中產階級激進化的重要性的同時，1974年CWI的成立意味著我們要重點接觸工作場所、工會、社會民主黨基層，以及特別在，社會民主黨青年部，這些地方已經顯現新一波激進化，我們的主張很快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
這是一種在所有地方都可以進行的工作方向，我們很快就建立了聯繫和新的團體，最終遍布各大洲的35個國家。雖然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會公開地提到CWI（這會成為社民派開除我們的理由），但我們始終最大限度地公開我們的理論基礎、經濟和政治觀點，始終以國際視角和共同的國際分析和綱領為出發點。
當然，CWI和托洛茨基當年一樣，也曾警告過存在一個「革命與反革命」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人類的危機可以歸結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危機。但我們希望，在西方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和東方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革命之間的競賽中，這一危機會以某種方式得以克服。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樣，我們期待著從舊社民派政黨及其青年組織中的少數（或甚至多數）的分裂中，遲早會出現新的革命性群眾黨。
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在那些存在傳統工黨的國家中，CWI始終堅持這種面向傳統工黨的工作策略，甚至在西班牙和瑞典等國，我們要從外部面向這些國家的社民黨，因為我們很早就遭到開除，而這些國家的社民黨藉此試圖阻止我們贏得關鍵少數派的能力。
在世界的發展
在希臘，我們面向新興社會主義政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SOK）」，我們在該黨成立之前就預測到了它的成立。在南非，CWI以類似的方式面向非國大（ANC），從中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趨勢；在斯里蘭卡，我們贏得了前群眾性托派政黨蘭卡平等社會黨（Lanka Sama Samaja Party）的大部分活躍成員。在美國和尼日利亞等國，我們在工會成員中開展運動，以建立一個在這些國家從未存在過的新工黨。
CWI在英國是最成功的，在那裡，戰鬥派在LPYS中佔多數，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托尼·本（Tony Benn）周圍還有一個強大的左翼改良主義派別，它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克里克（Michael Crick）在一本書中稱我們的同志是英國第五強的政黨。戰鬥派擁有工黨的三名國會議員，在利物浦獲得多數支持，在多個工會中佔據強勢地位，最高峰時有8000名成員。
戰鬥派還領導了一系列重大運動，如利物浦市議會反對撒切爾削減地方政府資金的兩輪鬥爭、對20世紀80年代礦工大罷工的大規模支持，以及反對試圖引入人頭稅的群眾拒繳稅運動的勝利，這意味著撒切爾夫人末日的開始。
隨著斯大林主義國家的歷史性崩潰，以及各地的社會民主黨不斷屈服於資本主義對新自由主義放鬆管制、破壞福利和進步社會改革的要求，這種方法的客觀條件發生了變化。
因此，社會民主黨和工黨逐漸喪失了其作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大部分特徵、而更向資產階級靠攏，這些政黨原本擁有工人群眾基礎，工人群眾曾將這些政黨視為「自己的政黨」。他們和其他資產階級政黨也也越來越沒有本質區別。
今天越來越多人意識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恐怖戰爭、軍備競賽、環境和氣候威脅正日益逼近臨界點、恐將摧毀整個人類文明。即使如此，斯大林主義的垮台，加上改良主義工人運動和重要革命替代方案的喪失，仍然意味著現代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缺乏信心，不知道對資本主義有效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應該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它是否有能力付諸實施。
我們不能再像20世紀30年代的托洛茨基或過去的CWI那樣，將人類危機簡化為工人運動的領導危機。今天的危機範圍更廣，包括需要通過鬥爭來重建基本的工人階級組織，而不僅僅是與敗壞的領導層作鬥爭。這意味著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面臨著雙重任務：成為最有活力的戰士，發起並幫助組織群眾鬥爭，包括在適當的時候發起廣泛的倡議和左翼選舉挑戰，同時在這些群眾鬥爭和倡議中，爭取最先進的階層與我們一起建設革命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這是一個困難的局面，它不僅造成了CWI的數次分裂，還削弱了各地其他的社會主義左翼。2019年，CWI的大部分成員和支部都面臨著一場危機，當時我們圍繞前領導層的少數派選擇了分裂，因為他們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變得越來越官僚化。就在那時，CWI更名為「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然而，任務變得越複雜，就越有必要捍衛並建立一個全球性的馬克思主義運動，能夠利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發展的唯物辯證法，不斷重新分析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特別是在亞洲和全球南方，這些地區是當今產業工人階級最多的地方。
未來
確實，未來愈發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需要支持全球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如今眾多婦女在學校、醫保和其他部門發揮的作用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關鍵。隨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威脅地球的生存，這是一場威脅越來越大的與時間競賽。與此同時，反對戰爭和環境惡化、獨裁和威權政權、種族主義和各種形式壓迫的抗議運動正在各地展開。所有這些運動最終都必須由一個具有歷史意識的世界社會主義政黨加以吸引和引導，並帶領工人主導的群眾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