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激烈辯論導致一批少數派離開，他們無法意識或理解新時代的改變
本文是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在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中港台支部舉辦2024年馬克思主義學院討論ISA/CWI成立50週年的主講。該環節的其他講者包括瑞典支部（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iskt Alternativ）的Arne Johansson和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的Kshama Sawant。
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不是簡單地學習與重復原有的公式。
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為基礎，提出作為行動指南的展望。當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於1974年成立時，史太林主義官僚政權統治著世界上1/3的地區，範圍從北韓到東德再到古巴。蘇聯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頭號軍事強國。
史太林獨裁政權是「社會主義」的惡劣扭曲。但是，計劃經濟的存在（即使是官僚扭曲的計劃經濟），以及1945年後許多新的史太林主義政權的建立，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關係的平衡。這些政權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領導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但它們的存在起到了制衡資本主義的作用。世界經濟的關鍵部分——包括俄羅斯和中國——是資本家的「禁區」。這非常扭曲地代表了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
1989年開始，這些政權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轟然倒塌，並改變了世界。這迫使CWI全面重新評估形勢。這是世界歷史上的一次決定性改變，尤其是對於階級鬥爭。雖然我們之前已經看到了蘇聯和其他史太林主義國家存在著深刻的危機，但起初我們仍然低估了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在官僚獨裁統治下，這些社會當時正在倒退。
幾十年來，我們完全否定了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復辟的可能性。基於這些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驚人增長，我們認為，儘管官僚主義已經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毒瘤，但史太林政權仍然能夠在其中發揮「相對進步」的作用。早先在匈牙利和波蘭發生的反對史太林主義的大規模工人階級起義表明，人們並不支持回到充滿危機的資本主義。
但到了1989年，形勢完全改變，這迫使我們要徹底修改分析。這引發了我們的分裂——實際上是在隨後幾年的一連串分裂。在1992年的CWI分裂出去的團體後來成為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未來很快將改名為革命共產國際RCI）。
沈浸在過去
這個少數派還停留在過去。這其中包括在我們派系在創建時期發揮了非常重要作用的泰德·格蘭特（Ted Grant）。他們拒絕承認史太林主義國家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對他們來說，這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他們高估了史太林主義政權的力量和生存能力，以及他們走出危機的能力。他們低估了大眾意識的混亂和迷失程度。史太林主義對這些國家的工人意識產生了毒害作用，使「社會主義」成為一個骯髒的字眼。
[1992年的分裂也以英國工黨相關問題的重大分歧為核心——是繼續作為英國工黨內的「打入主義」 團體，還是獨立建設自身組織，以及我們想要建立什麼樣的革命政黨。雖然顯然所有這些問題都相互關聯，根源在於一個歷史階段的結束、以及另一個歷史階段的開始，但由於時間有限，這些主題將在單獨的材料中涵蓋]
少數派僵硬地堅持過時的公式：群眾一旦行動起來，
直到90年代中期，即從CWI分裂出來五年多之後，IMT才姍姍來遲地接受了資本主義復辟的事實，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但時至今日，IMT-RCI的「理論」方法仍然是極其教條和陳舊的。雖然他們關於歷史的文章可能相當不錯，但卻無法分析或理解當今發生的一切。
其他自詡為托派的人也因史太林主義的崩潰而完全迷失了方向。
資本主義復辟改變了世界秩序
正如托洛茨基所預見的，資本主義復辟使世界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和宣傳方面取得了劃時代的勝利。群眾意識陷入倒退。其影響至今仍然強大——資本家能夠向大張旗鼓宣傳：「只有一種制度是可行的——那就是我們的制度」。
這加速了其他進程： 左翼的解體，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屈服於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急劇加速，尤其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及其與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契約」。資本主義新到手了一個龐大的、人口達十億無產階級，並將其納入全球剝削體系。由此產生的超額利潤使全球資本主義得以部分克服其內部危機，並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二十年間不斷擴張。
私有化海嘯席捲全球——它在創造超級富豪寡頭的同時，也造成了大規模的苦難和貧困。從1995年到2005年，有10萬家中國國有企業被私有化。
CWI是第一個正確理解這一進程的國際左翼組織。對史太林主義國家的群眾動亂進行的重要討論、訪問和介入，使我們能夠改變我們的分析，糾正以前的錯誤觀點。但是，如前所述，這迫使我們與拒絕承認新現實的少數派（後來發展成IMT）決裂。
革命與反革命
1980年代末，我們派遣同志到至少8個史太林主義國家。1989年，在中國，我們的同志在天安門廣場向數萬人發表了講話。我們組織了全球聲援中國群眾運動的行動。但我們還是誤解了當時的進程：我們以為六四是史太林主義的鎮壓。
當鄧小平和解放軍在北京屠殺青年時，這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勝利。中共獨裁政權取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竊取了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經濟綱領，而資產階級自由派原是群眾民主運動的一翼，但他們不是唯一的一翼。中共在與過去分道揚鑣的基礎上繼續執政，然後迅速鞏固資產階級政權，在舊官僚精英保持專政下將自己轉變為資產階級。
同年，即1989年，我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並在那裡見證了共產黨政府自行解散。在我和另一位CWI同志抵達布拉格的當天，超過100萬人在布拉格舉行了示威遊行。在史太林獨裁統治數十年之後，布拉格群眾感受到了新的力量，革命熱情高漲。
在每個街角，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排隊購買幾天前還受到嚴格審查的報紙。問題是，這些報紙內容差劣！它們之所以受歡迎，只是因為審查制度崩潰了。我們還向俄羅斯、波蘭、匈牙利和東德派遣了同志。當時，CWI在「鐵幕」後面沒有支部或團體。
在史太林主義的東德，於1989年9月底開始了要求民主權利的群眾抗議。10月9日在萊比錫，有7萬人參加了抗議，許多人擔心政府會像「天安門廣場」那樣屠殺群眾。但東德的史太林主義者分裂了，他們退縮了。示威遊行震撼了全國數周之久。11月4日，50萬人在史太林主義政權控制的東柏林遊行，要求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東德的群眾抗議，不是提出要資本主義，也不是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要的是民主權利。史太林的獨裁統治腐爛了。在第一次萊比錫示威六周後，群眾圍攻並拆除了柏林牆。數十年累積的政治壓力聚集在這一天。柏林牆倒塌後，在一項調查中，75%的人表示「從未預見到這一天的到來」。
CWI的反思
事態發展之快令人震驚。大規模的反政權抗議從一個國家蔓延到另一個國家，讓人對不斷革命論有了驚嘆的一瞥。但是，群眾意識的倒退和主觀因素——革命黨——的缺乏，意味著一場潛在的革命運動迅速轉向了資本主義反革命。這就需要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能夠鼓動人們將真正的民主訴求與抵制資本主義、維護國有財產結合起來，但這樣一個黨在當時並不存在。
CWI當時寫道「雖然[我們在1989年]已經認識到這些社會不再排斥資本主義復辟，但出乎意料的是政治革命脫軌的速度之快。
同樣出乎意料的是，反革命的第一步並沒有遇到無產階級的重大抵抗」。
這段話引自CWI於1992年的文件《史太林主義的崩潰》，該文件是為了回應分裂成立IMT的一派。
托洛茨基對史太林主義的精辟分析指出，只有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一場政治革命，在於只是奪取國家權力，但維持原有的社會基礎——國有計劃經濟。
他解釋說，沒有工人民主監督和管理的「氧氣」，計劃經濟就無法生存。作為史太林主義官僚的工具，計劃經濟因令人匪夷所思的浪費和不當管理而受到破壞。
實際上，到了1980年代，托洛茨基最初的分析得到了證實：只有政治革命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反革命。史太林主義經濟體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GDP增長，但在20世紀70年代則不盡如人意。當時他們正在建設基本的工業基礎設施，複製並移植西方的重工業技術。但是，隨著現代經濟變得越來越複雜，特別是在計算機時代，史太林主義經濟體越來越落後。他們無法創新，只能複製。
進一步改變世界
到20世紀80年代，大多數史太林主義國家都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蘇聯實質上出現了衰退。這使史太林主義的統治者們感到不安，士氣低落。這導致群眾將西方資本主義視為與之相對的「天堂」。
前史太林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是有史以來經濟和社會最殘酷的過程之一。1990-95年間，俄羅斯的GDP下降了50%。俄羅斯男性的預期壽命降至57歲。
工人運動尚未恢復，群眾意識仍反映出許多複雜問題。但資本主義從史太林主義崩潰中獲得的紅利已基本耗盡。事實上，現在它們已經走向自己的反面。一種新的帝國主義態勢在以前不可能存在的地方產生了。
中俄集團作為殘暴的資本主義反革命政權，現已成為主要的帝國主義力量（尤其是中國）。帝國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它們必須以史太林主義-毛主義舊政權沒有做到、也無法做到的方式挑戰現有霸主美國。在經濟、軍事和技術上，當今的資本主義世界正被以中、美為首的兩大帝國主義陣營撕裂。
我們的同志應該學習這些重要的經驗教訓：俄國革命、托洛茨基對史太林主義的分析和鬥爭、1945年後史太林主義的強化、以及35年前的史太林主義崩潰。ISA和下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為我們的運動奠定理論基礎，而前述這些正是這個理論基礎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