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波蘭的史太林政權被一場席捲全國的大規模罷工浪潮所震撼。
Paul Newberry 社會主義替代（ISA波蘭）
可以說，在東歐集團國家中，波蘭是工人反抗史太林主義鬥爭最接近成功的地方。在1980年之前，工人的鬥爭已經發展出一個組織良好的地下工會運動。然後，在那一年，波蘭團結工會在佔領和罷工的浪潮中異軍突起，要打倒腐朽的政權。然而9年後，一個親資本主義的政權卻以團結工會的成員為核心所建立起來。以下，Paul Newberry來探討為何事態會這樣發展。
在這場鬥爭中提出的口號和組織形式表明，大部分工人都在努力尋求推翻史太林官僚體制和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方法。格但斯克的牆壁上的塗鴉就表達了這一點：「要社會主義！但不要扭曲的版本！」作為這場鬥爭的副產品，獨立的「團結工會」（Solidarnosc）誕生了。然而，僅僅9年後，團結工會組建了政府，並開始了一系列快速的市場化「改革」，復辟了資本主義。工人運動怎麼會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代理人？團結工會墮落的根源是否從一開始就存在？
為了充分理解波蘭和其他前東方集團國家在1980年代的革命和反革命進程，就必須要考察這些政權的起源。1917年俄國曾發生過群眾革命，後來由於俄國經濟文化的落後和世界革命失敗後遭到孤立，因此出現了官僚化墮落。然而，東歐集團國家的史太林政權卻不是這樣形成的。紅軍在二戰時解放了這些國家之後，駐紮於這些國家。當地的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殘存勢力組成了聯合政府。然而，國家的鎮壓機關卻牢牢地掌握在史太林主義者手中。在很短的時間內，史太林主義者在群眾的支持下，清洗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最後殘餘。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捷克斯洛伐克，這些措施得到了數十萬工人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的支持。
從一開始，這些新建立的政權就是畸形工人國家，以史太林主義的蘇聯為藍本，並且是工人民主被官僚獨裁所取代下對社會主義的荒誕扭曲。儘管工人群眾最初對此充滿熱情，但這些政權的殘酷鎮壓性質很快就令他們失望。在很短的時間內，這些國家中的許多國家都爆發了工人起義，最著名的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階級英勇地試圖進行政治革命。
波蘭在這一進程中也不例外。1956年在波茲南，一場反對政權的工人罷工和示威遭到殘酷鎮壓。事後，政權決定採取新政策來擴大支持基礎。第一書記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取代。政權對農民作出了讓步，放棄了大規模的土地集體化。基層官僚獲得更多特權﹐以便與政府加強聯繫。政府也賦予教會特權，以換取其支持。
轉折點
起初，由於計劃經濟的優勢，波蘭和其他東歐政權經歷了高速增長。波蘭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了7%。然而，史太林主義官僚機構的寄生性質，造成管理不善和浪費、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官僚機構從對經濟增長的相對束縛，變成了絕對束縛。經濟計劃引發了反效果──經濟混亂。
到了60年代末，經濟已經出現了問題，民眾的糧食補貼難以為繼。然後在1970年，肉類價格上漲，引發波羅的海沿岸的工人示威，並演變成了一場鬥爭。雖然抗議活動主要集中在格地尼亞和格但斯克，但也影響到斯塞新、艾布隆格、華沙、弗羅茨瓦夫和其他一些城鎮。政權出動坦克血腥鎮壓抗議，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00人。史太林主義官僚機構被動搖，於是再次試圖軟硬兼施，同時實行鎮壓與妥協。哥穆爾卡被吉瑞克（Edward Gierek）取代，他從西方獲得了大量貸款。這些貸款很大一部分沒有得以良好地投資，亦有大量資金被用在增加群眾的消費，企圖換取社會安寧。
有一段時期，經濟快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但這段喘息期並不長。不久，當局就難以償還貸款。1976年，工人們在波蘭軍火工業的發源地拉多姆（Radom）組織了一次罷工。雖然政權作出了一定的讓步，但罷工領導人卻被秋後算帳。一群反對派和知識分子成立了工人保護委員會（KOR），為受迫害的工人籌集資金，提供法律援助，並宣傳他們的事業。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在KOR的幫助下一些城市組織了非法的「自由工會」，包括在格但斯克的造船廠。
1980年夏天，當肉價的一系列上漲在全國範圍內引發罷工浪潮時，一個轉折點出現了。當局計劃給予戰略行業的罷工者讓步來分化工人。然而，這一政策只激發了更多的罷工。在盧布林，工人們還抨擊了官僚機構的特權，要求言論自由，抗議活動變成了大罷工，包括封鎖通往俄羅斯的鐵路線，停止了波蘭的出口。當地報紙攻擊罷工者，並警告說俄羅斯會介入，但第二天印刷工人就停止印刷報紙。副總理飛往盧布林進行緊急談判，作為讓步的一部分，該報被迫刊登道歉信。
政治訴求
8月中旬發生了質的變化，格但斯克造船廠爆發了一場維護工人領袖、KOR沿海工人團體成員Anna Walentynowicz的罷工。一個地下的自由工會在這裡已經成立了很多年，所以工人們準備充分，經驗豐富。罷工者的要求比全國任何地方都要激進，並蔓延到政治層面。他們要求釋放政治犯，恢復被解雇的工人的職位，增加工資水平達到與民兵一致，並為1970年被殺害的工人竪立紀念碑。
佔領活動迅速蔓延到格但斯克、索波特、格地尼亞三聯市。格但斯克的罷工委員會相互聯繫。第二天，當局切斷了通往格但斯克的所有電話線 以試圖控制罷工。然而，罷工蔓延到了其他城市。與造船廠工人的談判幾乎達成了協議，但格但斯克的公共交通工人表示不滿稱如果造船廠工人結束抗議，他們將不得不獨自繼續鬥爭。船廠工人的領導人迅速轉變立場，罷工再度爆發，這次罷工是為了聲援其他工人。
那個週末，全市罷工委員會的代表開會，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工場罷工委員會（MKS）。這是以類似於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由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作場所代表組成，而這些代表又選舉出一個主席團。起初，這是一個極其民主的結構。主席團對代表負責，代表們對他們所代表的工作單位負責。主席團和政權之間的會談向格但斯克代表和所有船廠工人進行現場直播。然而，即使在這個階段，政權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間的一些討論也是閉門進行的。
同一個週末，一份包含21項訴求的清單被起草出來。這些要求首先是政治性的，表明工人們正朝著政治革命的方向發展。他們首先要求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合法化，要求所有信仰的人享有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的權利。這些要求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支持的。在民主權利的訴求後，還有其他訴求，反對官僚和秘密警察的特權，反對特殊商店和商業商店售價高昂。還有一系列經濟要求，旨在改善勞動人民的條件，實現更大的社會平等。訴求清單中沒有任何地方要求進行市場改革或恢復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會進一步提出，要求選舉所有官員，並對官員有召回權利任何官員的工資都不應該超過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此外，職位應定期輪換。這些措施將有助於防止今後形成官僚主義。最重要的是，工人代表應該掌握權力，成為工人階級統治的機關。
工人階級巨大的力量
儘管政權試圖孤立格但斯克，但消息傳出後，運動像野火一樣在波蘭各地蔓延。全國各地都出現了佔領性罷工和類似的代表機構。在斯塞新，船廠工人還沒有採取行動就得到了10%的工資漲幅，這鼓勵他們組織罷工並成立自己的代表機構。一周之內，代表40多萬工人的370個工作場所加入了格但斯克代表機構。
雙重政權的局面出現了。在大罷工期間，格但斯克代表機構控制了食品分配、公共交通和衛生服務。在罷工期間，禁止銷售酒精，罷工者也禁止飲酒。隨著罷工蔓延到越來越多的城市，國家慢慢陷入停頓。
這次罷工證實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主導作用。整個社會都被民主精神所感染。在學生、藝術家、記者、農民、工人、教師和知識分子中，公開的民主辯論和討論蓬勃發展。社會各階層受到啓發﹐開始成立自己的民主組織﹐或改變現有的官方社團和組織。
相比之下，當局完全被孤立，執政地位命懸一線。由於對武裝部隊的可靠性沒有信心，它無法使用武力來破壞罷工。甚至執政的波蘭聯合工人黨（PUWP—波蘭共產黨）也受到了感染，其工人階級的基礎脫離了官僚體系。格但斯克代表1/3的成員是PUWP黨員，斯塞新的兩個代表團副主席也是如此。在其他許多城鎮的代表機構中，工人階級的黨員都成為了領導層，或者主動成立了當地的代表機構。後來，有一百多萬工人階級PUWP黨員加入了團結工會！
當局不得不拖延時間，與格但斯克代表機構進行談判。8月31日，政權簽署了接受21項訴求──格但斯克協議。罷工結束，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會」誕生了。然而，格但斯克協議只是部分勝利。推翻政權，建立一個以工人民主為基礎健康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性機遇已經錯過。缺少的是一個革命領導層，以向工人階級誠實評估他們所面臨的任務，並充分表達罷工者的訴求。
相反，格但斯克代表機構和團結工會的領導層──華里沙（Lech Wałęsa）、KOR知識分子和團結工會「顧問」──卻有著相當局限的視角。他們認為，他們最多只能贏得一些改革。KOR的領導人之一Jacek Kuroń甚至透露，在格但斯克協議之前，他認為對自由工會的要求只是用來在談判桌上虛張聲勢，而不是一個可以贏得的要求。在每一個環節，領導層都扮演著保守的角色，牽制著運動的發展，阻撓工人提出更激進的訴求。例如，結束PUWP的「領導作用」和自由選舉的要求遭到領導層的反對，沒有出現在21項訴求中。協議簽署後，領導層走遍全國各地，試圖說服工人取消罷工。天主教會也發揮了類似的保守作用。天主教會敦促節制，並勸說罷工者停止罷工以避免激怒波蘭的鄰國。
儘管領導層發揮了負面作用，但團結工會還是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在簽署格但斯克協議兩周後，團結工會擁有350萬會員。到了秋天，850萬工人加入了團結工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會員人數達到了1000萬。在幾個月內，它成為波蘭最強大的組織。在全國各地，罷工迫使數百名官僚辭職：包括黨委書記和工廠經理。
最後機會
然後，1981年3月，比得哥什的團結工會分子在離開會議時被警察毆打。這引起了全國性的抗議，團結工會組織了一次4小時的警告性罷工，實際上應該做的是在3月31日發動大罷工。華里沙和教會，包括紅衣主教維辛斯基和教皇若望保祿二世，敦促團結工會不要組織罷工。在最後一刻，政府同意了團結工會的訴求，懲罰那些對毆打事件負責的人，並承認農村團結工會。這給了華里沙取消總罷工的藉口。
一個將運動提升到更高層次並挑戰政權存在的機會已經失去。相反，隨著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團結會進入了一個危機時期。官僚機構獲得了一個喘息的空間，它充分利用了這個空間。政府開始破壞經濟﹐希望打擊工人階級的士氣﹐並將責任推到團結工會的身上。許多產品被實施配給，各地出現了大量輪候購買肉、糖、肥皂甚至衛生紙等基本必需品的排隊現象。
政權的策略開始奏效。工人開始對團結工會領導層的無能感到失望而導致士氣低落。根據庫倫的說法，1981年上半年，對團結工會的支持率從60%下降到40%。
1981年9月，團結工會召開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人們反對領導層，普遍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想法。這代表了工人們對政治革命的本能追求，也代表了他們瞭解自己接管和管理社會經濟的任務。遺憾的是，這種思想並沒有被制定成一個明確的方案。工會內部的反對派沒有組織起來，也沒有團結起來。最重要的是，它對運動所面臨的任務缺乏立場。儘管大會通過了一項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決議，但華里沙和領導層還是再次當選。妥協「自我限制」（「不要挑釁政權」）的政策仍在繼續。
9月的大會是團結工會改變路線和重新武裝運動的最後機會。隨著這次機會的流逝，鬥爭的天秤開始向政權傾斜。鎮壓的條件已經成熟。1981年12月13日，官僚機構的軍事部門採取了行動。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將軍組織了一場軍事政變，並實施了戒嚴。團結工會的領導層被圍捕，與數千名活躍分子一起被捕。甚至吉瑞克也被關押了起來。工會會議被禁止並實施了宵禁。
戒嚴是團結工會和政治革命發展的分水嶺。工會的民主組織被粉碎了。任何設法逃脫逮捕的領導人都被迫轉入地下。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民主辯論或工人代表的控制。領導人在秘密條件下工作，這讓他們擺脫了工人階級的監督壓力。
擁抱資本主義
同時，經濟危機也在加深。這是一個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非常困難的時期，基本必需品短缺，排隊人數增多，通貨膨脹嚴重。儘管許多西方國家都存在大規模失業和週期性衰退，但在波蘭工人看來，資本主義國家似乎提供了希望的燈塔。對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幻想得到了加強。甚至官僚機構也受到了影響。在對計劃經濟失去信心後，它試圖通過實施市場「改革」來使經濟走出僵局，但沒有成功。
到了1988年，團結工會的領導層和官僚機構都或多或少地持有同樣的親資本主義觀點，團結工會現在完全被知識分子和天主教教會顧問所控制，而華里沙則進一步轉右、向親市場的立場發展。他們認為解決方案在於意義深遠的市場「改革」，最終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這些措施必須包括嚴厲的緊縮政策，但該政權缺乏實施這些措施的合法性。同時，團結工會運動也在復興，罷工的次數也在增加。因此，官僚機構需要讓團結工會參與這一進程。如果能說服團結工會承諾採取這些措施並承擔共同責任，那麼反對這種強硬政策的聲音就會降到最低。
解決的辦法是組織「圓桌」會談，談判這樣一個協議的條款。然而，與1980年8月不同的是，這次真正的討論是在不受工人控制的情況下閉門進行的。討論的電視轉播部分純粹是為了作秀。作為回報，華里沙和其他領導人撲滅了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蔓延的罷工。會談的結果是達成了組織部分自由議會選舉。議會中只有35%的席位被選舉產生，其餘的席位被保留給PUWP及其盟友的候選人。
1989年6月5日的選舉是團結工會的完全勝利。反對派候選人贏得了所有席位，只有一個席位除外，這表明該政權的孤立和合法性的喪失。幾個月後，團結工會組成了一個聯合政府，並走上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這導致了接下來兩年GDP的急劇衰退和逾20%的大規模失業。
然而，工人階級的這次失敗並非不可避免。一方面，反革命的種子從一開始就存在於團結工會，體現在其保守的改良主義領導層的錯誤和背叛中。另一方面，在代表機構的組織形式和普通民眾的政治訴求中，團結工會也包含著政治革命的種子。只是在戒嚴、粉碎工人民主組織和經濟全面崩潰之後，才有了反革命種子生長的肥沃土壤。如果1980年團結工會內部存在一個強大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派，打擊領導層的錯誤策略，提出明確的替代方案，工人運動本可以推翻史太林官僚體制，建立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改變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