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巨型群眾運動因政治弱點和不足而走向失敗
本文為香港的Peter Chan於ISA中港台支部2024年馬克思主義學院「群眾鬥爭的教訓」一節的講詞。
今日的香港正處於徹底的反革命之中。超過10,000人在2019年大規模反威權運動中被捕。其中3000多人被起訴，當中部分人更面臨長達10年徒刑。此外，自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已有291人涉國安法被捕，其中 112人已經被定罪，定罪率達100%。
絕大多數反對派團體、工會和政黨都被解散，包括香港最大和歷史悠久的工會職工盟和教協，兩者都曾經一度用有超過十萬名成員。大部分這些組織的領導多是親西方的自由派，他們往往選擇自行解散，而不是抵抗。而這也變相協助了反革命的進程。反對派媒體和出版物同樣被禁止或關閉，當中有人被控以 「發佈煽動性刊物」罪。數以百計的書籍，包括我們的書刊都成為禁書，從校園、公共圖書館、書店中消失。
至於2024年的新法「23條」則引入了「竊取國家秘密」、「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等更模糊的罪名。而且，警察現在可以在未起訴下將任何人從過去48小時拘留延長至14天。被逮捕者亦可能被剝奪聯絡自己律師的權利。這意味著群眾已經失去了所有民主權利，香港就如同中國大陸一樣，不再有示威、結社等自由。這個反革命鎮壓不會是個短暫的階段。情況不會自動變得「好起來」，這是香港的新常態，除非中國內地發生革命鬥爭。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香港曾經是全中國唯一允許示威抗議（比如六四燭光晚會）的城市。在2020年反革命之前，香港更被稱為「示威之都」。我們革命社會主義者幾乎每周都有示威遊行可以介入，我們能夠公開地工作。
在2019年有超過200萬人上街抗爭，佔總人口的1/4。運動雖持續了6個多月，但最後仍然以失敗告終。但我們事先預測並警告了當中的問題。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有3個：
- 沒有聯繫到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訴求
- 運動內部缺乏民主架構，這與缺乏真正的工人群眾性組織有關
- 至關重要的是，運動沒有面向中國大陸的工人並將運動輸出到內地的意識
這三大原因背後的根源，是工人階級組織的歷史性弱點，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的部分遺緒（而這導致香港群眾政治意識水平很低）。斯毛主義破壞了「社會主義」在工人階級的形象，而且也把過去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變成了中共獨裁的工具，而中共獨裁於1980年代復辟了資本主義。
香港這場運動局限於資產階級民主權利的鬥爭。雖然2019年群眾運動的「五大訴求」本身沒問題，而我們也會支持他們，但這些訴求只聚焦於非常有限的權利——主要是反對員警鎮壓。運動並未從根本上挑戰整個既有制度，而是要求體制內的讓步。這是中共專政永遠不可能允許的。
這需要工人階級奪取權力，推翻獨裁和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場革命運動。1917年俄國，「打倒沙皇專政」的民主訴求是點燃了革命的火花。但是布爾什維克把這個問題與權力歸屬聯繫起來，將「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作為其首要訴求，贏得了廣泛群眾的支持。但這樣的運動在香港並不存在， 改良主義政客和半無政府主義的「前線抗爭者」從未將民主問題與建立新權力的需要——推翻資本主義獨裁——聯繫起來。他們僅僅是在現有制度內作為改革或讓步提出這些民主訴求。
在香港，工人們僅作為個人而不是有組織的階級參與運動。 儘管在2019運動期間，有數十個新工會成立，並進行了香港90年來的第一次政治罷工。但這些行動更多地被視為輔助運動「主體」的策略——他們沒有讓工人推動自己獨立的工人階級反資本主義訴求。成立工會的號召最初是由資產階級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推動的，他們的目的是要在選舉委員會和（半民選的香港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小圈子選擇中贏得「工會票」，而不是真正為工人建立鬥爭組織來對抗資本家。
誠然，在香港，群眾對財團地產霸權感到極為憤怒，但卻沒有看到取代整個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部分原因是歷史上香港長期被視為資本主義的成功故事，當然關鍵的還有泛民的錯誤教育——認為只有資本主義下才有可能民主。
這些都導致了群眾缺乏替代方案，包括會認為中共太過強大、是無法被推翻的部分原因是對中國群眾鬥爭虛弱的表面誤解。 這意味著鬥爭能走多遠的意識被困在現有的政權和體制中。「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反映了這種親資本主義的意識——一種嚮往過去資本主義還在上升的時期，並提出非常模糊的「革命」，改變政府而非制度。
因此，該運動只主張局限於一城的讓步：更多的香港民主、自治，更少的中共干預。 主要意識是要「保衛」香港，希望「一國兩制」和自治。泛民主派和本土派強化了這些錯誤的想法，可以說他們是最混亂的一群。 由此邏輯，香港和其市民面臨的問題被視作獨特的、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香港可以繼續成為中共獨裁統治下唯一擁有民主權利的城市。
本土派的崛起加劇了這種政治混亂——他們最初是反對「溫和」泛民的軟弱，但由於本土派對中國大陸人的種族主義，得出了錯誤的結論，認為香港運動甚至應該積極切斷與中國群眾的聯繫。但香港民主運動的真正敵人是中共獨裁政權，香港政府只是其傀儡。而中國社會與政治危機的加深和大陸群眾積怨加劇，再加上與美國之間的帝國主義衝突升級，意味著中共也無法容忍香港很有限的民主權利，更不用說對運動的全部要求妥協讓步。中共肯定更擔心民主運動會蔓延到全國並威脅到中共的獨裁統治。因此，需要鎮壓群眾鬥爭和所有反對派組織並完全控制這座城市。 這正是中共決定在香港發動反革命白色恐怖的基礎。
2019年運動的最初自發，讓其擺脫了泛民的控制。許多人對泛民在過去30年中（包括2012年和2014年的運動）的背叛感到厭惡。但是，儘管這種反政黨/反政治的情緒在初期有其進步的一面，但它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強大的反組織和反領導情緒，並崇拜自發性和無組織，傾向於無政府式地與警察激進對抗，誤以為這樣子就足夠將國家機器消磨殆盡。
運動中的一個流行思想是「反大台」，意思是反對所有政治組織和領導，包括運動的民主架構，而另一個潮流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為運動做出貢獻，每種方法都是平等可取的——這就是個人主義，而非通過群眾集體討論和決策選出最好的戰術和方法。在整個運動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年輕人，他們可能對我們的思想感興趣，但他們往往認為他們作為個人參與在前線抗爭比實際政治更為「重要」。政治不被重視，人們不想討論複雜的政治問題。
他們更喜歡討論「戰術」問題：何時何地與警察衝突——「如水（be water）」被錯誤地認為是香港運動的強項，並被輸出到泰國、緬甸、加泰羅尼亞和美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等其他鬥爭運動中。人們曾指望僅靠自發的行動和群眾示威就能迫使政府屈服，但相反，這讓統治階級能夠以逸待勞，待運動疲憊後進行鎮壓。
遺憾的是，香港的運動沒有試圖組建群眾民主委員會來協調和做出運動的重大決定。在運動中，5大訴求被採納為「官方」要求，儘管其實從未在任何民主代表大會上做出決定。如前述，社會主義可以支持全部這些訴求，但它們本身並不足夠。而且，也有一股壓力認為提出額外訴求會製造分化、對運動「有害」，而這股壓力也隨之發展。這種反組織的幻想和混亂成為了運動的剎車器，阻礙了有經驗的、有凝聚力的組織結構的必要發展，來建立出具有明確民主共識的凝聚組織：革命黨和群眾性工人政黨。
在此情形，馬克思主義組織在其中的作用是什麼？我們不能只是坐以待斃，抱怨這場運動不是一個完美的「工人階級」運動不值得支持——這是宗派主義的立場。我們也不會只是充當運動的啦啦隊長和義工，那樣將是機會主義。香港其餘左翼團體不過是將自己融入了運動的總體情緒中，他們與群眾一起高呼如「光復香港」同樣的口號。
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在這些鬥爭中展現出我們是最堅強的鬥爭者。 但我們是作為一支組織嚴謹的力量去鬥爭，並且毫不隱藏明確的社會主義主張：我們的口號，我們的警告，以及我們對於強化運動並克服其危險弱點的建議。當然，特別在一開始，由於現階段群眾組織的弱點和群眾意識的不足，我們需要人知道自己是運動中的少數。我們將不得不逆流而上——就如在二月革命沙皇垮台後，布爾什維克在革命中也是被孤立的少數派。我們在此初階的目標不是要立即獲得所有大眾的認可，而是要接觸運動中最進步的青年和群眾，將那些與我們得出類似結論和教訓的人納入到我們的隊伍當中。
接下來的時期，中國將不可避免地爆發群眾鬥爭，但這些鬥爭也不可避免地將會非常複雜——充滿了各種幻想和混亂。我們無懼這些複雜性，但我們必須了解它們並為此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