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帝國主義衝突將全方位升級
Vincent Kolo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國際委員會
（本文是ISA中港台支部《社會主義者》雜誌最新一期文章的擴充文本）
特朗普再次成為美國總統，是陷入危機和失序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轉折點。特朗普的經濟與政治盤算，將帶來新一輪混亂與衝突，而其方式現時仍無法完全預測。中美帝國主義爭霸是全球進程（包括特朗普的政策）的主要驅動力，這一爭霸勢必在各個方面升溫。
最眼前的階段，貿易戰將愈演愈烈，衝突嚴重程度將遠超7年前特朗普第一任期。當時徵收的關稅已經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開啟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被打破、重整的過程。中國在美國進口佔比從2017年的21.6%下降到2023年的13.1%。但與特朗普2.0相比，用《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的話來說，這只是「起始階段保護主義」。
這進程的背後，是30多年來盛行的資本主義學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遭到徹底逆轉，以及最大的幾個帝國主義經濟體重新強調國家權力及控制，以及推動自身經濟再工業化的戰略（說來易做起難），而這一戰略最終便是為了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戰爭作準備。
儘管自2018年起美國開始對中國徵收關稅，2023年中國仍向美國出口了價值5000億美元的商品。《經濟學人》估計，如果特朗普履行對中國商品徵收60%關稅的承諾，中國對美出口額或將下降85%。有人猜測特朗普不會全面實施他的措施。確實，特朗普顯然沒有意識到，他的關稅措施對美國經濟本身所造成的衝擊，可能會對他的執政帶來阻礙。路透社對專家們的一項調查預計，特朗普的新關稅更有可能維持在40%，但這仍然處於高位。
但民主、共和兩黨的許多國會議員希望更進一步，包括取消美國國會於2000年授予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中國在進入美國市場方面將被貶至俄羅斯、古巴、白羅斯和朝鮮等受嚴厲制裁的「唾棄國家」之列。
牛津經濟研究院估計，取消「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將使中國對美出口縮減至現時水平的僅3%。雖然短期內取消「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可能性不大，但共和黨支持的一項相關法案已開始在國會推進，特朗普將允許這一威脅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於和中國政權的貿易談判上。特朗普的新內閣中，數位重量級人物都贊成暫停「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其中包括即將出任國務卿的盧比奧。
破壞中國的出口機器
《經濟學人》稱，下一階段加劇的貿易戰將「震撼世界」，並將越來越多的國家捲入衝突。對於習近平政權而言，他正在應對30多年前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特朗普2.0標誌著一個絕望而危險時期的開始。中國的情況比2017年糟糕得多，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中共獨裁政權終究面臨生存威脅，這反映在其強化鎮壓和軍事化，以及所有經濟政策中都緊密聯繫到「國家安全」。中共軍隊高層最近一輪清洗，是為了重新確立習近平的控制權，這是政權內部緊張的清晰跡象。
中國經濟陷入了「日本化」困局：債務危機、資產泡沫破裂、價格下跌（通貨緊縮）。諷刺的是，在整體經濟不景氣的同時，中國的出口部門一直是經濟增長的唯一引擎。儘管美國開徵關稅（拜登維持並提高了關稅），但人民幣的弱勢、國家支撐的製造業投資增加、以及通貨緊縮令其產品更便宜，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中國維持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地位。2023年，中國出口佔全球14.2%，而這一數字在美國則為8.5%，德國為7.1%。
特朗普承諾發起關稅閃電戰，這必然會嚴重影響中國出口，同時迫使其出口商在歐洲與全球南方尋找替代市場。但在這些地方，中國已遭遇更嚴厲的保護主義。這不僅發生在歐洲（歐洲2024年便針對電動車，對中國發起了關稅戰），還發生在看上去「親華」的東南亞、中東、拉美國家。
巴西、智利、印尼、墨西哥、南非、泰國、土耳其和越南等國政府在2024年向中國商品徵收關稅，包括從鋼鐵到太陽能電池板等。 上述許多國家都是金磚國家成員或「夥伴國」，這表明與中國結盟的集團「金磚國家」，遠非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反美帝反西方聯盟。
這些政府面臨著來自本國資本家的壓力，他們抱怨中國進口產品大量流入，正把他們逼向破產。2024年，中國出口總量增長了12%，然而全球貿易僅增長了3%。
習近平政權的「反霸權」（反美）宣傳在世界許多地方（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的政權和一般民眾都得到了迴響。鑑於美國數十年來的軍事侵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美國控制的機構實施的經濟緊縮政策，這並不令人意外。但中國自身的帝國主義行徑與資本主義重商主義造成這些受影響的經濟體失業率上升、出現去工業化，因此產生了反效果，觸發了日益強烈的反華情緒。
針對「第三國」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會比之前涉及更加廣泛的層面。新政府將研究針對中國通過第三國（例如墨西哥及越南）向美歐出口商品的「變通方法」。這看上去類似「貓捉老鼠」的遊戲，一方嘗試繞過現有的規則，另一方則以更嚴格的新規取代舊規則。如今美國的制裁阻撓中國獲得先進微芯片與光刻設備，就是這種情況。儘管存在漏洞，這些措施仍然會造成損失，進一步加速供應鏈從中國撤離。
無論是誰贏得美國大選，中美衝突與去全球化（脫鈎）都將繼續，北京對此習以為常。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世界應該為進程的加速做好準備：華盛頓與北京在經濟、貿易和金融聯繫領域的「硬脫鈎」，以及美國主導的、同樣高壓的軍事建設及遏制行動。這意味著美國將通過經濟與外交渠道，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行使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權力。
孤立主義？
特朗普難以預料的個性以及經常自相矛盾的言論，讓許多評論人士感到困惑。雖然我們不能假裝可以預測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但肯定我們可以排除某些情況。與拜登和奧巴馬一樣，特朗普執政的總框架將由美國資本主義立場上的歷史必然性決定，要擊敗其主要挑戰者中國資本主義，來捍衛其全球霸權。
列寧解釋道，帝國主義並不非考茨基等一些人想象的「政策」，而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的歷史階段，因為它用盡了所有限於一國內的發展道路。資本主義被迫進入全球市場，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爭奪主導地位。
美國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帝國」。對於美國資本家來說，撤回到北美本土並不是一個選擇，因為他們的利潤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們在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經濟力量最終必須要靠軍事力量來捍衛。
因此，特朗普政府並非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樣奉行孤立主義，而是將通過經濟與軍事方式，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行使赤裸裸的美帝國主義權力。特朗普在任期開始前就再次宣佈了他關於格陵蘭島的計劃，他希望向丹麥施壓，迫使其「出售」該島給美國。這並非在開玩笑；特朗普在其第一屆政府期間下令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工作人員研究格陵蘭島方案。此舉背後顯現的是，中俄集團和美國正在北極展開一場極地「大博弈」之際，特朗普意在擴大美帝國主義在北極的足跡。特朗普還宣佈他希望重新控制巴拿馬運河。這份帝國主義購物清單與習近平對南海和台灣的領土主張如出一轍。
許多中共顧問誤以為，新政府對北京來說比拜登政府更容易對付，因為「交易性」特朗普只對經濟交易感興趣。他們誤判道，特朗普對軍事聯盟不感興趣，甚至可以在條件妥當之時放棄台灣。
如果可以這樣描述，特朗普的軍事原則是將盡可能多的戰爭成本外包給中、小帝國主義盟友。顯見一例便是他對北約盟國的威脅，甚至說他會「鼓勵」俄羅斯攻擊沒有增加國防開支的北約成員國。在此過程中，他將成為美國軍火工業的經紀人，而美國軍火工業佔全球軍事出口的近42%。
《金融時報》2024年12月20日報道了特朗普代表與歐盟官員進行的會談，以阻止他威脅的10-20%貿易關稅，而作為交換，歐洲各國政府要將國防開支從目前佔GDP的2%目標提高，哪怕達不到特朗普公開要求的「5%」，那也要達到約3.5%。北約多國政府願意接受如此增長，而如此增加國防開支只能意味著社會項目與公共服務將遭到大幅削減，這將為工人組織的強烈反擊奠定基礎。
許多中共顧問重蹈他們8年前的錯誤，過於關注特朗普的個人怪癖，而甚少關注對「創造」特朗普這號人物的根本進程。這些進程根植於資本主義、讓兩個超級大國走上了衝突的道路。特朗普或將發出相互矛盾的訊息，當然這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比如他最近出手拯救中國所擁有的TikTok（抖音海外版），使其免受美國禁制。但這並不意味著特朗普任內美國政策將偏離反華主軸。
工人階級遭遇挫折
特朗普連任對美國乃至全球所有工人、女性、移民、跨性別人士以及黑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挫敗。正如我們的國際組織ISA所解釋，特朗普的勝選反映民眾對民主黨和拜登-哈里斯政府的不滿，但也反映了統治階級的反動轉向，以及左翼的徹底失敗所導致的社會右轉。在2024年大選中，哈里斯獲得的選票比拜登在2020年獲得的選票少620萬張。之前，拜登以美國總統歷史上最高票（8120萬張）贏得選舉勝利，而這是由強烈的反特朗普情緒推動的，而這次選舉中，這種情緒已不復存在。我們必須在政治兩極化的大背景下，看待美國部分民眾右轉的現象；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如今有一個堅定的極右核心，我們在其他國家也見到過這種情況。在沒有一個具規模、認真的左翼替代方案的情況下，如今情況就是如此，而未來幾年有可能會因爲群眾鬥爭，局勢有所改變、右轉趨勢得以扭轉。
這正是民主黨堅定不移的親資本主義政策的代價，黨內「左翼」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些政策，而這些政策令工人階級家庭生活更加艱困。儘管特朗普反動本質令人厭惡，但這也讓他得以將自己塑造為會帶來「改變」的候選人。在經濟議題上，也就是最終在選舉中最具決定性作用的議題，特朗普宣稱他將「終結通貨膨脹」並「讓美國再次負擔得起」。他將在下一階段被這些承諾反噬。特朗普的新一輪貿易戰如果得以全面實施，或將在美國引爆通脹炸彈。
全球反動派與極右勢力對特朗普的勝利彈冠相慶，從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到法國的勒龐，再到韓國的尹錫悅。其中尹錫悅甚至因為類似的政治立場而被稱為「韓國特朗普」，但在其宣佈戒嚴並試圖取締政黨、遊行和罷工後，他被群眾抗議運動和局部總罷工趕下台。這也預示著，如果特朗普嘗試一意孤行循其威權傾向，美國將會發生什麼事。阿根廷則提供另一個案例，這個國家全年持續進行大規模罷工與街頭抗議，抗議米萊造成的大規模貧困，米萊和內塔尼亞胡一樣計劃參加特朗普的就職典禮。
特朗普在1月20日的總統就職典禮，看起來將成為全球反動浪潮的「名人錄」。習近平也有著右翼民族主義與反工人階級政治，因此他出席這一場合可謂再適合不過了，但他幾乎肯定會拒絕特朗普的就職典禮邀請。中共可能會派別人替他參與，這是因為他懷疑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要奚落他。在習近平的思維中，皇帝不會在一個總統的加冕典禮上表示敬意。但此外，習近平政權也預見到了這一個陷阱：特朗普或將在上任第一天就對中國徵收新關稅（正如他最近所承諾），而那時習近平的專機才剛離開美國領空，這樣就讓這位中國領導人顯得軟弱。
特朗普也有可能嘗試尋求中國政府的幫助，向普京施壓，要求其同意烏克蘭戰爭停火。特朗普在這方面面臨一些壓力，因為他曾吹噓說，他將在「上任第一天」結束戰爭。特朗普甚至可能向北京提供包括暫緩徵收關稅在內的誘惑，前提是北京能夠讓普京簽署協議。但由於各種原因，這幾乎不可能奏效。
即使習近平有滿足特朗普的要求的動機（而這不大可能），他也無法控制普京。習近平遭遇的眾多限制之一，便是朝鮮與俄羅斯達成協議，向俄羅斯派遣1萬名朝鮮士兵，這是北京眼中不樂見的事態發展。地緣政治聯盟或集團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在某政策違背了自身盟友核心利益的情況下，佔主導地位方可以簡單地將政策強加給他們（在這一案例中，中國以壓倒性優勢佔據集團主導地位）。
普京覺得戰爭已經朝著有利於他的方向發展，很難通過外交壓力來改變。任何和平談判都可能進展緩慢，前提是接受如今的戰線狀況——莫斯科與基輔都無法接受以此為永久解決方案。習近平政權不太可能在這個問題上與特朗普合作，因其也明白美國在關稅問題上的任何讓步都會在日後不會兌現。
儘管特朗普及其顧問可能希望從烏克蘭戰爭中抽身而出，轉而「專注於中國」，但當前帝國主義集團衝突的複雜度不允許他們做出這樣的選擇。普京的勝利與北約與美國的顯著讓步，將強化、鼓舞中國政權，這是美國方面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的。
馬斯克是服務北京的嗎？
和第一任期一樣，特朗普再次組建了一個由億萬富翁組成的政府——多達13人，而這毫無疑問地反映他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他的內閣團隊的總財富高達驚人的3830億美元。最富有的當然是馬斯克，他並不是正式的內閣成員，但被選為特朗普「曼哈頓計劃」的共同領導者——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該計劃旨在大規模裁減聯邦雇員，並大幅削減聯邦社會項目的資金。馬斯克滿是破壞工會的斑斑劣跡，包括接管推特（現名為「X」）時就有過進行大規模裁員。
馬斯克是中共政權「最喜歡的西方首席執行官」，而中國政府對他有著過高期望、指望他能在特朗普政府內部發揮制約作用的能力，因為特朗普政府主要由反中鷹派主導。馬斯克在中國的工廠生產全球一半以上的特斯拉產品，而這些工廠是用中共控制的銀行的 5 億美元貸款建造的。馬斯克在台灣（所謂「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諸多問題上與中共保持一致。這個可憎的資本家對於法西斯主義公開表示同情，其與中共獨裁政權的關係卻如此之好，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馬斯克與中共這兩方的政治立場。
但馬斯克很可能會讓北京失望，而北京重複其在特朗普2017年上任之初犯下的錯誤。當年，習近平政權低估了貿易戰的威脅，認為華爾街的「中國遊說團」會阻止特朗普。他們沒有意識到全球格局已經出現了變化，貿易戰只是帝國主義新冷戰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無法預測馬斯克會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裡待多久。與此同時，他將嘗試在特朗普和中國之間取得平衡，以保衛自己這位億萬富翁的利益，但中美帝國主義權力爭霸終究是由更深層次的力量推動的。
特朗普的戰狼們
新政府中充斥著特朗普版的「戰狼」人物——例如盧比奧這樣的意識形態上的反中鷹派，而他正因「支持」香港民主抗議而受到中共制裁，而其「支持」完全是虛情假意。這可能會讓中國政權在未來的兩國交往中感到非常尷尬，屆時其將不得不決定是拒絕與這個「不受歡迎的人」會面，還是違反自己實施的制裁。
作為一名國會議員，盧比奧還發起了多項立法，以強化台灣在軍事和外交方面對抗中國的地位。其中包括加速對台武器銷售，以及加強與美國軍隊的聯合訓練（2023年《以實力促進台灣和平法》）。特朗普在7月發表的言論引起了廣泛關注，他稱台灣需要「向我們支付防務費」，並暗示台灣距離美國太遠，美國無法進行軍事介入。
但不幸的是，在這場中美帝國主義爭霸，台灣仍將是關鍵地緣政治「棋子」。台灣執政黨民進黨表現的姿態，正是全然樂於滿足特朗普所要求更多的「保護費」；特朗普當選3週後，一份價值3.85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就由美方批准。作為參考，特朗普第一任總統任期時，向台灣出售的武器數量是拜登政府的3倍。這一趨勢很可能在特朗普2.0時代重演。
前陸軍特種部隊軍官、現任特朗普國家安全顧問的華爾茲（Mike Waltz）稱中國是美國的「存亡威脅」。他曾堅定支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入侵，但現在他與特朗普等人的立場一致，認為烏克蘭戰爭是「錯誤的戰爭」。
9月，華爾茲對《金融時報》表示：「我們必須轉向太平洋」，以他的說法，中國已經在太平洋地區策劃「1930年代以來最快的速度進行軍事建設」。特朗普挑選的其他幾位人士也有類似的政治面貌。一位全球分析師告訴《金融時報》：「對於反中鷹派來說，這就像是聖誕節早晨（般的令人興奮）。」
一鳴驚人
雖然規模及具體時間表尚不確定，但正如《南華早報》的斯皮羅（Nicholas Spiro）所預測，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將以激烈的保護主義衝擊為開端」。大選結束後，特朗普宣佈將從第一天開始對中國加徵10%、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徵25%的關稅。隨後兩個國家有望以一定代價通過談判擺脫這一困境，但對中國來說，這些關稅很可能只是「首付」，未來還會有針對中國的更多措施。
特朗普還宣稱，如果金磚國家著手創造一種新貨幣，來取代美元成為主要儲備貨幣，他將對金磚國家徵收「100%關稅」。儘管多年來一直在討論，但創造新貨幣的這個想法在短期來看仍不現實，未來只有人民幣一種貨幣可以承擔主要儲備貨幣這一角色。但北京在當前條件下無法、或不願這樣做。
特朗普政府內存在分歧，一派認為關稅是一種「意識形態」武器，旨在削弱中國經濟、強化美國工業產能，同時也迫使其他國家與美國保持一致、並服從美國的領導地位；另一派「實用主義者」私下並不認同特朗普對關稅的痴迷。後者認為關稅是一把雙刃劍，或將對美國經濟造成重大損害，並使特朗普的許多競選承諾無法兌現。他們希望關稅主要被用於談判，而非成為現實。支持關稅的一派更可能贏得這場權鬥。
中國正在落後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一個關鍵變化在於中國經濟與社會危機的規模，這大大削弱了中國相對於美帝國主義的地位。2017年11月，特朗普首次訪華時，《時代》雜誌宣稱特朗普此行是「會見全球最有權勢的人」。如果當時這合乎事實，那麼如今已今非昔比。帝國主義衝突中的權力平衡已經向美國傾斜。中國GDP在2021年相當於美國的75%，但到了2024年這一數字便降到了63%。
但當然現在還未能蓋棺論定，全球資本主義整體上正處於歷史性危機，美帝國主義也不例外。但中國資本主義正處於結構性危機，已經不可逆轉地偏離以前的快速追趕增長軌跡，變成日本式的「失去的數十年」；這暫時使美帝國主義與特朗普在衝突中佔上風。美國經濟也陷入長期失衡、債務纏身、股市泡沫快速膨脹、以及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失靈的問題。它也進入了一個社會與政治爆炸的時代。
但迄今為止，美國資本主義憑借持有世界上地位仍穩如泰山的儲備貨幣——強美元，得以在一個又一個危機中借錢了事，從而將債務轉嫁給世界其他國家。最終，這種作法必將崩潰。但我們還沒有到這一地步。
中國的經濟困境更加迫在眉睫。中國在全球GDP中的份額正在縮減，結束了過去40多年的擴張趨勢。中國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在2021年達到峰值18%，而目前這一數字為16%。即使是這些數字，也恐怕低估了衰退的程度，因為中共操縱了GDP數據，而數據造假在過去3年中變得更加極端。
前中共經濟顧問高善文有一篇現已被下架的演講得到廣傳，該演講中提到，據估計中國GDP在過去三年中被高估了10%，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實際增長率接近於零。中國經濟學家挑戰官方的造假數據越來越危險。12月，中共政權下令券商監控首席經濟學家的言論，如果他們發表有關經濟的「不當」言論，就會將他們「解聘」。
智庫榮鼎集團於2024年9月的報告稱，中國在全球經濟中佔比「極不可能」恢復到之前（2021年）的峰值。報告稱，即使中國每年的GDP增長率達到5.5%（而這甚至超過了北京誇大的目標），中國在全球GDP中佔比也要到2036年才能恢復到2021年的水平。
中共的反擊策略
習近平政權陷入極大困境，因為他們正在等待特朗普全面實施其新保護主義政策。許多中國評論人士認為，北京在最初不會採取強硬立場，而是表示願意進行談判，他們的策略是盡可能拖延。這或將面臨特朗普方的談判者更為激進的表態，他們堅信中國政府違背了2020年「階段性貿易協議」，而且中方確實從未打算遵守該協議。當時，特朗普稱讚這項協議意義「重大」。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經濟如此脆弱的情況下，中共不會想進一步嚇跑外國資本家，甚至可能用新的金融與投資獎勵措施來對抗特朗普的政策——向外國資本主義做出讓步，而不是直接向特朗普作讓步。但這正是一個進退維谷的問題。最有可能的是，雙方採取「胡蘿蔔」加「大棒」的矛盾、混亂組合——誘惑與報復措施並存。與此同時，習近平將更堅定推行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哪怕這甚至在中國盟友當中都引發越來越緊張的局勢。
儘管中國可以採取選擇性報復措施，例如針對用於尖端科技製造的關鍵礦產資源（包括鎵、鍺和石墨）已經實施的出口管制，但中國無法像美國政府那樣進行「針鋒相對」的報復。這些措施將提高美國及其盟友的成本，而不是完全切斷他們獲取這些商品的渠道。與此同時，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將拜登時期科技制裁的範圍從尖端半導體擴大到中國的制藥、汽車和民用飛機行業。
在國內危機嚴重惡化的某個時間點，中國政權或將採取「核選項」，令人民幣大幅貶值。這將意味著放棄20年來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而這一戰略為的是通過一帶一路計劃、金磚國家等，實現中共眾多的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目標。令人民幣貶值的理由是抵消美國關稅的影響，也是為了緩解通貨緊縮（人民幣貶值將催生輸入型通貨膨脹）。但人民幣貶值將對中國經濟造成很大的自損，因為中國資本外逃增加，以及最重要的是，在盟友政權、貿易夥伴以及中國民眾眼中，中共政權的權威及其經濟實力將動搖。對於整個全球資本主義來說，這將打開潘多拉魔盒，因為許多其他國家將被迫與中國亦步亦趨，將本國貨幣貶值。由此引發的全球貨幣戰爭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甚至比貿易戰還要嚴重得多。
雖然中共或許會展露出願意參與和特朗普談判的姿態，甚至會像它在2020年那樣，做出一些局部讓步（但中共當局從未打算兌現這些承諾），但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不可能達成任何有意義或持久的協議。一些資產階級評論人士提出「新廣場協議」，而這個想法是不可能的。《廣場協議》是1985年美國、西德和日本之間簽署的協議，强迫德、日兩國將本國貨幣兌美元升值，讓美國減少對兩國的貿易逆差，實質上地打擊了他們的經濟前景。
中美兩國政權都有對方不可觸及的「底線」。對於習近平政權而言，廢除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包括大規模政府干預、補貼和對關鍵行業的控制）是堅決不行的，因為如果這樣做，那將導致政權本身的崩潰。然而，正如特朗普第一屆執政的貿易談判所顯現，這正是美方要求的真正意義所在。經濟壓力並不是唯一的因素，中、美政權雙方的政治權威也是關鍵，任何示弱的跡象都會導致顏面掃地，從而可能引發嚴重政治危機。
既不要特朗普，也不要習近平
一些人士，包括一些錯誤的左翼團體，會支持中國政權，因為他們相信中國可以充當制衡特朗普與美帝的力量、因此是「較小的惡」。而其他，包括中國國內、台灣和更廣泛地區的一些人士，或許會為特朗普歡呼，認為他對北京的打擊是受壓迫者的「勝利」。這凸顯了在民族主義高漲、工人階級鬥爭在政治上尚很有局限性的時期，群眾意識對於現實認知有多麼大偏差。特朗普的記錄一目了然：他讚許習近平在新疆關押1百萬穆斯林的大規模集中營，並稱2019年香港警方對群眾民主抗議的野蠻鎮壓是中國「內政」。
中、美與全球工人階級必須反對帝國主義衝突中的任何一方。這是全球最反動的政權間的殘酷衝突，爭奪誰能最充分地剝削世界無產階級、掠奪其自然資源。工人必須反對華盛頓與北京的資本主義經濟和軍事政策，為建基於社會主義、民主權利、終結一切壓迫的替代方案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