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é Ferrari 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ISA巴西）
小博索納羅（Flavio Bolsonaro；譯注：前巴西總統Jair Bolsonaro之子，下稱「小博索納羅」）在巴西總統大選中的敗北，是青年與勞工動員的直接結果。現在，我們必須繼續奮鬥，以阻止緊縮措施、爭取新的成果，並建立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
在這歷史性的逆轉中，巴西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給了小博索納羅，及其在白宮和拉丁美洲極右翼政府中的支持者們一記恥辱性的挫敗。
第一輪投票中——由於競選活動缺乏活力——盧拉（Lula）落後於其極右翼對手210萬票（1.87%），但此後局勢完全逆轉。隨著全國各地群眾湧上街頭，第二輪投票使盧拉取得440萬票（3.58%）的領先優勢，其得票率達51.79%，而小博索納羅則為48.21%。
在三週內，另有1,030萬張選票轉投盧拉陣營，而小博索納羅僅獲得370萬張選票。除了贏得先前投給右翼陣營的選票外，盧拉獲得的這些新增選票，大部分來自第一輪投票中棄權或投出無效票的選民。
超過300萬名在第一輪未投票的選民，後來決定前往投票站投票。80%的市鎮棄權率下降，其中大城市的降幅最為顯著。這是20年來最低的棄權率。空白票和無效票也降至本世紀以來的最低水平。其中絕大多數選票都是投給盧拉以對抗極右翼。
促使數百萬選民走上投票站——儘管他們在第一輪選舉中並未投票——的動力，正是極右翼崛起所發出的警鐘，以及大規模且極具感染力的街頭示威所營造出的嶄新氛圍。
青年的火花
在第一輪選舉結果公布後——小博索納羅領先，且極右翼在國會及州級選舉中崛起——凌晨時分，特別是盧拉核心圈內所感受到的沮喪與失望，很快便被學校和大學中年輕人的行動所扭轉。
從10月5日晚間尼泰羅伊（里約熱內盧）的UFF大學開始，並在隨後幾天蔓延至全國各地，學生運動獨立組織了集會與街頭示威。走上街頭的學生們開闢了道路，隨後廣大工人階級和民眾也紛紛跟進。
所有這些力量匯聚在一起，形成了該國歷史上最具意義的大規模集會之一，涉及數百萬人。除了在保利斯塔大道（聖保羅）和科帕卡巴納（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大規模示威外，全國各州首府以及數百乃至數千個市鎮也爆發了街頭抗議活動。
源自街頭的集體力量感，以及對扭轉局勢能力的信心，迅速蔓延並體現在各個層面。這種情緒使得科技巨頭在社交媒體上的犯罪行徑——以及其一貫偏袒極右翼的演算法——被數百萬人的行動部分抵消。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由國會議員雅諾內斯（André Janones，REDE黨員）創建的「盧拉之軍」WhatsApp頻道——該頻道最初並未隸屬於盧拉的官方競選團隊——它匯聚了多達1,100萬人，在社交媒體上進行協調一致的行動。
然而，盧拉的勝利並非僅靠線上運動便能達成。這一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數百萬民眾不僅止於螢幕後方，更走上街頭，展現出一股不可戰勝的力量。佔領街頭與掌控社群媒體的行動相輔相成，形成一場龐大的草根運動，其規模遠遠超越了此前競選活動的既有框架
無論是街頭行動還是社群媒體上的倡議，皆源於盧拉競選團隊官方協調體系之外。這些行動雖逐漸被納入競選體系，卻有助於克服盧拉競選領導層自第一輪投票以來所施加的巨大限制、錯誤及政治束縛。若無此助力，結果必將大不相同。
對抗博索納羅主義，不顧盧拉主義的局限
小博索納羅在首輪投票中獲得的多數票，摧毀了盧拉競選領導層所搭建的紙牌屋——即單純強調現任政府有多麼出色，自然就能贏得連任的觀念。他們甚至曾大肆散播一種幻覺，聲稱能在首輪投票中取得決定性勝利。
10月4日的選舉結果猶如一盆冷水。起初，它引發了恐慌、絕望、沮喪與困惑。但當人們冷酷地意識到「博索納羅主義」實際上可能重掌大權時，憤怒、恐懼與憤慨隨之湧現。小博索納羅及其盟友在投票結束後立即展現的傲慢與厚顏無恥，以及宣布將實施諸如承諾中的「大刀闊斧削減」（包括超過2,000億雷亞爾的預算削減）等攻擊措施，無疑是又一次挑釁。
當廣大青年群體主動肩負起擊敗極右翼的重任時，一種新的動態便應運而生。這不僅僅是支持盧拉的問題，更是為了擊敗博索納羅主義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邪惡。
即使在這新一代中，對盧拉的同情也日益增長，這源於他的工人階級出身，以及他與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鬥爭緊密相連的歷史。然而，正如工黨（PT）競選活動中常見的情況，這份階級背景僅被象徵性地提及，純屬走過場。重點最終總是落在盧拉作為領導人的「成熟度」、他調和對立勢力的能力，以及他在執政期間的政績紀錄上。
在這場競選中，盧拉的工人階級背景之所以最終成為焦點，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他的對手。盧拉競選活動的亮點之一，是在環球電視台（Rede Globo）的辯論中，他不得不回應小博索納羅以嘲諷且充滿仇恨偏見的語氣，提及他「只有九根手指」一事。
盧拉要求這位「高高在上」的對手——此人一生從未工作過一天——道歉，並講述一名17歲少年在工廠壓機事故中失去一指的現實遭遇；儘管這未必是他的本意，但盧拉最終向數百萬民眾傳達了這樣的形象：這場選戰的核心，實為工人階級對抗傲慢且令人厭惡的精英階層的鬥爭。
但盧拉在競選期間並未採取基於階級的立場。他——特別是在第一輪投票中——延續了其擔任總統期間採取的策略：不懈追求階級和解、與資產階級及右翼勢力結盟、採取溫和與務實的態度。關鍵在於，在第二輪投票中，來自底層——來自街頭——的巨大壓力，最終迫使競選活動採取更具鬥爭性的基調，譴責博索納羅主義與極右翼勢力。
過度強調其政府所謂的重大成就，正是第一輪投票失敗的根源。第二輪投票的成功，並非對其執政表現的認可。事實上，直到選舉日當天，他的不滿率仍居高不下，徘徊在45%至51%之間。投票給盧拉本質上是一種對「博索納羅主義」的拒絕，這種拒絕是透過一位儘管其執政期間備受磨難，卻仍被視為關心社會中最貧困、最受壓迫群體的人物來體現的。
市場希望盧拉採納小博索納羅的政綱
選舉結束後不久，許多主要資產階級報紙的社論便主張，盧拉不應將這場勝利視為對其執政的認可——並以此為由施壓，要求他推行與街頭抗議訴求背道而馳的變革。這些建制派喉舌對盧拉的和解立場、新的財政框架，以及其政府已採納的緊縮政策並不滿意，他們想要更多——遠遠更多。
然而，盧拉的勝利並非僅靠線上運動便能達成。這一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數百萬民眾不僅止於螢幕後方，更走上街頭，展現出一股不可戰勝的力量。佔領街頭與掌控社群媒體的行動相輔相成，形成一場龐大的草根運動，其規模遠遠超越了此前競選活動的既有框架。
無論是街頭行動還是社群媒體上的倡議，皆源於盧拉競選團隊官方協調體系之外。這些行動雖逐漸被納入競選體系，卻有助於克服盧拉競選領導層自第一輪投票以來所施加的巨大限制、錯誤及政治束縛。若無此助力，結果必將大不相同。
對抗博索納羅主義，儘管盧拉主義存在局限
小博索納羅在首輪投票中獲得的多數票，摧毀了盧拉競選領導層所搭建的紙牌屋——即單純強調現任政府有多麼出色，自然就能贏得連任的觀念。他們甚至曾大肆散播一種幻覺，聲稱能在首輪投票中取得決定性勝利。
這正是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工黨PT成員）在2014年以微弱優勢擊敗阿埃西奧．內維斯（Aécio Neves，社會民主黨PSDB成員）後，於其第二任期中所採取的行動。她任命了一位作風強硬的新自由主義者若阿金．萊維（Joaquim Levy）擔任財政部長，推行緊縮政策以安撫市場，最終失去了其社會基礎的支持，成為右翼陣營的輕易攻擊目標。結果我們都已知曉：透過彈劾發動的體制性政變、特梅爾政府（譯注：羅塞夫遭彈劾下台後的過渡執政期）的災難性執政，以及為「博索納羅主義」與極右翼崛起鋪平的道路。當前的局勢有所不同。隨著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的爆發以及「博索納羅主義」的挫敗，社會中的權力平衡已發生劇變。如今街頭的力量足以阻止類似政變的操弄，並確保取得能動搖「緊縮殺戮」邏輯的勝利。但當政府重拾與市場和解的邏輯，將「福利禮包」重新放回架上，並開始實施有害措施時，磨損便會逐漸顯現，極右翼也將再次抬頭。
我們已經見證了，在小博爾索納羅敗選的隔天，市場便發出了其訊號：股市遭遇自2020年以來最大跌幅，迫使「熔斷機制」啟動；美元飆升；期貨利率急遽攀升。政府的傾向是試圖安撫並平息金融市場。
這正是現任財政部長達里奧．杜里根（Dario Durigan）所採取的作法——他強調必須平衡公共預算，並倡導修憲以強制政府達成「財政目標」，且不容許任何失誤。此舉的實質意義在於倒退，並伴隨著預算削減與權益倒退。
為平息市場波動，當局亦正考慮任命新任財政部長。除了杜里甘之外，其他財政緊縮政策的倡導者也正在被考慮，例如現任中央銀行行長加布里埃爾．加利波洛（Gabriel Galípolo），他因在就任後打破外界預期、將利率維持在極高水平而臭名昭著。最近連任的皮奧伊州州長拉斐爾．豐特萊斯（Rafael Fonteles）也正在被考慮，副總統杰拉爾多．阿爾克明（Geraldo Alckmin）本人亦在考量之列。他們全都以親市場的立場和對嚴厲財政緊縮政策的堅定承諾而聞名。
勞工、學生及受壓迫群眾的持續抗爭，是抵禦新緊縮政策的唯一保障——這些政策將剝奪權利、攻擊公共服務並削減投資。
尋求政變，以及極右翼
在第二輪投票期間，極右翼勢力使用卑鄙手段試圖確保其勝利。他們還仰賴最高選舉法院（TSE）院長卡西奧．努內斯．馬爾克斯（Kassio Nunes Marques）的協助。最顯著的例子，便是針對聖保羅和薩爾瓦多等主要都市中心的公共交通系統所進行的蓄意破壞。
關於此事的投訴早在選舉日當天便已浮現，但最高選舉法院（TSE）對策劃破壞行動的官員未採取任何行動。儘管巴伊亞州區域選舉法院早已下令逮捕擔任薩爾瓦多市政府交通部門負責人的博索納羅支持者——此人當時已離開該國——最高選舉法院仍未採取行動。最高選舉法院一直等到最後一刻——當許多投票站已經關閉時——才決定延長投票時間。
投票結束後，面對敗選的局面，極右翼試圖利用投票最後幾小時產生的混亂來挑戰選舉程序。但小博索納羅所屬的自由黨（PL）也曾因暴雨而要求在該國南部延長投票時間。
這場敗局如此顯而易見且屈辱，以致極右翼——至少目前為止——已無任何依據再次試圖動搖選舉程序。小博索納羅在敗選兩天後可恥地逃往美國——以及他那封自稱是巴西當選總統而被戲稱為「瘋人院裡的拿破崙」的公開信——不僅加深了這份屈辱與羞恥，更分裂了右翼陣營，且不太可能馬上產生什麼影響。在缺乏川普（他更關注中期選舉）或自己所屬政黨明確支持的情況下，他最終不得不從自封為「巴」著美國的巴西總統，退讓至僅自稱「巴西領袖」。
任何試圖將小博索納羅塑造成新「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的企圖，其結局恐怕會比川普這位前委內瑞拉「哈巴狗」的遭遇更加可悲。瓜伊多曾任委內瑞拉國民議會議長，並於2019年在川普（其第一任期內）以及數個歐洲國家和前總統博索納羅政府的支持下，自封為該國總統。在策動政變失敗並被指控挪用數十億美元後，他失寵落魄，如今不過是委內瑞拉政治史上又一章——介於荒謬與悲劇之間——的篇章罷了。
川普在巴西大選中遭遇重大挫敗。儘管有人建議他避免公開支持小博索納羅——畢竟這只會助長盧拉的氣勢——但顯然他確實致力於推動巴西極右翼陣營的勝利。巴西是極右翼想在智利、秘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宏都拉斯、厄瓜多等國連串選舉勝利中的關鍵一環。
儘管盧拉優先考量與美國達成協議及和解的道路，但他的勝利挫敗了川普的計畫，以及他在與中國進行帝國主義權力鬥爭的背景下，用以控制西半球的「唐羅主義」（譯注：Donroe Doctrine，指川普效仿過去美國帝國主義控制拉丁美洲的「門羅主義」）。
當前，在川普的積極支持下，博索納羅派發動政變反攻的條件並不有利。在美國，中期選舉的挫敗削弱了川普的勢力。在巴西，短期內若發動更公然的政變企圖，只會激起更強烈且更激進的群眾反彈。
經歷此次挫敗後，巴西的極右翼將經歷一輪重組。在這股反動陣營中，聖保羅州長塔爾西西奧．德．弗雷塔斯（Tarcísio de Freitas）脫穎而出成為大贏家——他不僅在第一輪投票中成功連任，更在選舉失利後，與小博索納羅的魯莽行徑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表面距離。
儘管其政府仍維持強硬作風——軍事警察（譯注：即憲兵）的致死人數不斷攀升，且私有化政策造成災難性後果——但塔爾西西奧已成功將自己塑造成極右翼陣營中更受大企業青睞的人物，且不帶有博索納羅家族那種高風險與魯莽作風。即使博索納羅家族在維持對極右翼陣營的控制方面持續陷入困境，他仍極有可能成為未來選舉中的強勁競爭者。新當選參議員米歇爾．博索納羅（Michele Bolsonaro）——前總統的妻子，擁有強大的福音派支持基礎——在此過程中，其影響力也可能日益提升。然而，他們之間出現爭執與分裂在所難免。
無論如何，美國帝國主義將與巴西極右翼聯手，試圖為對巴西發動新一輪攻擊創造條件。盧拉政府若維持溫和保守的路線，便會為此鋪平道路。唯有街頭的力量——即有組織且動員起來的工人階級——才能有效制衡極右翼與帝國主義聯盟未來發動的反擊。
大選結束後，針對聖保羅市長里卡多．努內斯（Ricardo Nunes，他在投票期間參與破壞公共交通）的首次動員，清楚顯示了這場反對右翼與極右翼的鬥爭，也必須在各州及各市鎮蔓延開來。
重建社會主義左翼
當今的巴西，我們擁有絕佳的機會，得以超越這個階級鬥爭階段——該階段的特徵在於極右翼、大資本與帝國主義的攻勢，以及工人、女性、LGBT群體、原住民和受壓迫群體所採取的防禦姿態。這種防禦態勢部分源於客觀原因，例如工人階級的分散與碎片化加劇，但主要歸因於左翼及社會運動中霸權領導層所扮演的被動角色。
近日的大規模動員已開啟了一種新的政治局勢。動員所激發的強大集體力量感，以及10月25日的勝利，正是這局勢與眾不同之處。就在右翼在國會及各州選舉獲勝僅數日後，終結「六日工作週」的提案便獲得通過，這清楚表明：即使面對反動的國會、腐敗且偏頗的司法體系，以及搖擺不定、妥協退讓且與體制弊病同流合污的行政部門，我們依然能夠爭取到成果。
右翼在第一輪選舉中取得的進展，並非單純代表社會向右轉。這反映出一種扭曲的政治兩極化：極右翼以極右翼自居，而左翼卻搖擺不定，或放棄了捍衛自身立場的責任。近日的大規模抗爭，為真正且清晰的兩極化開闢了可能性——這正是巴西社會內部衝突階級之間的兩極化。
但若要實現這一點，我們最大的錯誤便是期待新上任的盧拉政府能主動延續這場鬥爭。我們之所以能擊敗極右翼，正是因為突破了工黨領導層與盧拉競選團隊所設下的限制。我們必須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提出我們的正當訴求，並迫使各項機構——包括國會中的右翼勢力、聯邦最高法院（STF），甚至盧拉本人——接受我們的訴求。
盧拉 4.0 政府不會是大型資本與勞工之間鬥爭的舞台。它將一如既往，成為一個致力於維持現狀、試圖調和資本家與勞工關係的政府。鑒於當前的力量平衡，我們可以將資本家——無論是政府內外的——逼入絕境，並爭取到更多利益。但這些成果將來自勞工與受壓迫群體的獨立鬥爭，而非來自上層施捨讓步。
曾走上街頭的大部分青年與工人，至今仍對盧拉派領導層在政府內及選舉期間的搖擺不定與猶豫不決心存戒心。這些群體本應成為新一代的行動者與鬥士，必須成為巴西社會主義左翼真正復興的基石。這種復興並非試圖挑戰工黨（PT）或政府的領導方向——那是一場注定失敗且毫無榮光可言的鬥爭。
在巴西重建一個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左翼，必須凝聚那些捍衛階級獨立性、不受政府職位左右、並願意建立一個擁有真正社會主義綱領與戰略的政治組織的社會主義左翼群體。
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的成立，原本是為了作為工黨（PT）局限性的左翼替代方案，但後來卻偏離了這項使命。重建社會主義左翼必須吸納那些活躍於PSOL內部、且對該黨領導層近期所採取的方向——包括其對工黨及盧拉政府的系統性投降——提出質疑的左翼勢力；但同時也必須吸納那些身處該黨之外、且未陷入空洞的、自封的宗派主義這一相反極端、堅守原則的左翼勢力。
從歐洲吹來的風——始於大規模、激進化的青年起義以及呼籲發動總罷工，這些浪潮正蔓延至多個國家——指明了一條抗爭之路，用以對抗極右翼、戰爭、生活成本與剝削、氣候危機、威權主義、鎮壓、種族主義以及一切形式的壓迫。巴西必須成為這場全球青年與工人起義的一部分，高舉社會主義與革命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