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出生於150年前的1871年3月5日。她與她的同志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在1919年被社民黨人殺害，但這未能扼殺她充滿勇氣的生平和革命性的思想，並為今日的社會主義提供啓示。
Sarah Moayeri, Flo Klabacher, Brettros, 社會主義左翼黨（ISA奧地利）
150年前，羅莎·盧森堡出生於現今波蘭境內，她是名猶太木材商人的女兒。年輕的羅莎於早年在政治上很活躍；她16歲加入了革命團體「無產者」並開始鼓動身邊的同學。在那時，她為工人階級畢生的鬥爭已然開始。
她加入了波蘭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並協助左翼成為黨內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她在第二國際內展開鬥爭，主張革命路線，並且反對將運動局限於議會鬥爭和漸進改革的純粹改良資本主義路線。她不斷辯論，反對社民黨日益僵化的領導，認為工人階級群眾會最終自己站出來行動，並需要革命性的領導來協助其達成歷史任務。
羅莎多次由於「藐視君主」、公開反對德國帝國主義及宣揚一戰威脅而被捕入獄。不僅是統治階級對「紅色羅莎」和她的同志們感到恐懼，連那些在20世紀初不斷向資產階級獻媚和拋社會主義原則於爭權奪利之腦後的社民黨領導人亦復如是。
作為德國1918/19十一月革命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羅莎與卡爾·李卜克內西及其他斯巴達克斯同盟的成員，以及之後的德國共產黨員都為了他們在俄國的所見而奮鬥：工人階級通過工兵代表大會成功掌權，土地、銀行、工業通過蘇維埃共和國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的初步嘗試被國有化。但在總理、社民黨領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的授意下，他們被逮捕和殺害，他們的奮鬥被迫畫上句號。羅莎.盧森堡的屍體被發現在柏林蘭德維爾運河之上漂浮。
被誤解的傳奇
羅莎.盧森堡的主張一直與21世紀的情況有著緊密關聯。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危機日益惡化，她的許多著作似乎正是為了我們今天時代所量身打造的。羅莎作品的標誌，是其鮮明透徹的革命性和對工人階級的深深信任。這在與社民黨內與修正主義者的論戰中，明白地顯示出來。羅莎激烈地反對伯恩施坦，及其他在經濟繁榮和議會鬥爭取勝面前離社會革命目標漸行漸遠的人。她堅定地反對資本主義僅通過漸進改革就能步入社會主義的論調。
另一方面，羅莎的方法至今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核心：將以工人階級利益為基礎的改良運動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目標結合起來。她認為，改良的訴求不能局限於改良本身，而是要讓改良運動作為手段，幫助工人階級認識到要通過打倒資本主義才能為其自身解放。
如今，資本主義框架下通過改革來顯著促進人們生活與工作條件改善的空間變得極為有限。疫情及經濟危機駁斥了所有改良派建設更「社會化」的資本主義的幻想。近年來，許多主要國際左翼組織未能有系統地提供替代方案，而是根本上地侷限於改良的最低訴求——但甚至這些也未能實現，準確地講，這是因為他們缺乏更遠大的圖景及進行鬥爭的需要。
羅莎解釋了為什麼資本主義由於其私有制的生產關係，會一直產生危機。她將改良鬥爭描述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學校。當工人階級反抗並贏得敵人的讓步，這會增進了他們對階級鬥爭及自身身份地位的理解，最重要的是，這增強了他們對自己鬥爭力量的自信心。
這種改革與革命的方法論在實踐中，表現在於她拒絕加入資產階級政府、在論戰時她對群眾罷工的態度。羅莎很早就意識到工會及黨組織官僚化的毒害性。工會及社民黨領導人輕視工人群眾自發行動的重要性。他們視工人罷工為計可以被戰術性利用的、由工人組織領導層一手導演的行動。
社民黨和工會領導人所拒斥群眾性罷工作為從底層發起的運動，和為工人運動實現目的的主要手段。他們甚至三番五次地企圖在他們的隊伍裡禁止關於罷工的討論。受到俄國1905年革命印象的激勵下，羅莎對社民黨領導人的遲鈍感到憂慮，她多次捍衛著罷工作為工人階級鬥爭必要手段的地位。她將罷工作為反對德國三級選舉制（通過加大富人選票分量來壓制窮人意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策略。
羅莎認為社會民主主義對議會選舉的思想傾向、工會領導對經濟鬥爭的限制、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刻意割裂，都必然走向失敗。她認為，在革命群眾行動中，「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相統一」是一種辯證關係，這種辯證關係在今天甚是明顯。
今日之改革與革命
2019年和2020年爆發的各國群眾運動，不僅具有群眾的無畏性和自發性的特質，而且具有政治和經濟要求的不可分割的特質。羅莎寫道：「若工人運動的每一種表現及形式都被禁止，若最簡單的罷工就是犯罪，那麼邏輯上講，每一場經濟鬥爭也必然為政治鬥爭。」
對伊朗、中國、白羅斯及俄羅斯等國的工人來說，這一分析一語中的；美國及世界各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亦然。而在法國或智利等地亦復如是，當地的經濟鬥爭不斷地迅速演變成政治鬥爭。我們在新冠疫情中看到，危機期間的經濟鬥爭必須越來越具有政治性，反之亦然。
羅莎預言，隨著更大規模的政治鬥爭的展開，勞工鬥爭也會提上日程，而不會等待工會領導的「命令」。近年來，儘管工會官僚機構起到了抑製作用，但許多大罷工運動還是發生了。
奧地利便是一個小型但重要的例子：過去兩年，罷工運動在衛生和社會部門爆發，基本上由下層獨立地興起。而工會領導層很高興地利用爆發的疫情來扼殺這場運動。
羅莎·盧森堡雖然十分強調群眾的自發性，但她絲毫沒有低估工會官僚機構及缺乏革命領導對工人階級鬥爭可能產生的拖延效應。用她的話說：「貫徹的、堅定的、前瞻的社民黨，會使群眾產生安全感、自信心和戰鬥力；相反以低估無產階級為基礎的動搖的、軟弱的作法，則會混亂群眾、使之麻痹。」
她既不把工會，也不把勞動者的政黨看作終點，即便如此，她也認識到今日愈發凸顯的一點：若沒有一個革命性政黨黨組織群眾，把群眾的怒火和行動領向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群眾的所有自發性遲早會消散，從而走向失敗。
盧森堡反對改良主義威脅的最重要的鬥爭之一就是反對戰爭威脅。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解釋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在統治階級之間和國家之間中產生緊張局勢及戰爭。與布爾什維克一樣，她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此同時，儘管第二國際反戰各方達成了正式協議，但改良派在批准戰爭貸款的巨大壓力下屈膝投降。經過多年的逐漸墮落，這次投降標誌著第二國際的崩潰。而以羅莎·盧森堡及其戰友卡爾·李卜克內西被害為標誌，社會民主黨已經徹底墮落。
十一月革命中的羅莎·盧森堡
德國革命始於1918年11月，當時基爾港水兵拒絕服從毫無意義地戰至最後一人的命令。11月9日革命震蕩柏林。羅莎·盧森堡當時被囚禁在布雷斯勞（弗羅茨瓦夫，今天屬於波蘭），第二日晚上才抵達首都。她立即利用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領導俄國工人奪權的綱領，介入在這場運動。
她要求解散議會和資產階級的所有政治機構，並將其權力移交給民主選舉產生的工兵代表大會（蘇維埃）；由這些代表大會沒收富人財產、所有銀行、礦山和大型企業；這些蘇維埃從屬於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中央機構。
羅莎知道舊精英們不會將政權拱手相讓。因此，她要求解除警察和軍官的武裝，同時武裝工人階級——即是說，由新興的蘇維埃進行武裝專政來保衛革命。最後，她號召國際範圍內的革命。
另一方面，社民黨的領導層與帝國大臣們緊密合作。德國獨立社民黨（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的左翼）的領導層與社民黨一起進入政府，並為國會選舉做準備。這是解除蘇維埃權力的決定性步驟。
第二日，羅莎和其他成員以由布爾什維克啟發的綱領為基礎，重建了斯巴達聯盟。斯巴達聯盟現在是作為一個明確定位的革命骨幹政黨來運作，這與之前德國獨立社民黨（USPD）內部存在的鬆散結構形成了對比。後來從這個組織重組並建立了德國共產黨（KPD）。這樣一個黨，在革命時期，應該能把大多數工人階級團結起來，領導他們奪權。羅莎在15年之後，得出了與列寧在1903年相同的系統性結論。
改良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在資產階級體制內工作所獲得的特權，使社民黨領導層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以致於1914年他們支持了德國政府的戰爭政策，而不是組織一場反對世界大戰的群眾鬥爭。然而，羅莎曾數次入獄，因為她公開反對改良主義、戰爭、君主制和資本主義。在最初的戰爭熱情逐漸消退後，她在工人階級中開始獲得巨大的威望。但在戰爭初期，她並沒有利用這一威望建立一個強大的組織，來付諸實施其革命綱領。
當社民黨領導層同資產階級和法西斯自由軍團（Freikorps）一道，用武力鎮壓1918年革命時，很明顯，群眾的自發性能夠向政權發起鬥爭，但不足以勝利。1917年10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歷經14年時間，經歷了曲折、犯錯和人事更替，才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培養了同志，使自己成為工人階級中可靠的戰士。然而，德共是在11月革命開始兩個月後才成立的，未能決定性地影響革命進程。
大多數黨員是有決心、有動力的，卻缺乏戰略戰術經驗。他們拒絕參加國民議會選舉和改良主義群眾性工會的革命工作。羅莎主張把這兩個領域的工作都用於黨的建設，但她依舊是黨內少數。正因為如此，德共無法爭取到那部分失望的德國獨立社民黨人的重要支持，並在工人間陷於孤立。在隨後的幾個月里，成千上萬的革命者——其中包括羅莎·盧森堡——在一次又一次爆發的起義中被殺害，但這些鬥爭卻未能廣泛和協調一致地進行。後來，當德共發展到具有群眾影響力時，卻缺乏了羅莎所主張利用革命性危機領導工人階級掌權的理解。
今天，環境惡化和經濟危機使許多人清楚地認識到，正如許多新的群眾運動所表明的那樣，資本主義不會給我們帶來未來。現在的群眾運動所缺乏的是組織和領導，內化羅莎·盧森堡的鬥爭和過去許多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這些加上新興運動的鮮活經驗，是我們這個時代制定打倒資本主義的革命綱領的基礎。我們ISA的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這樣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