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出生于150年前的1871年3月5日。她与她的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在1919年被社民党人杀害，但这未能扼杀她充满勇气的生平和革命性的思想，并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提供启示。
Sarah Moayeri, Flo Klabacher, Brettros, 社会主义左翼党（ISA奥地利）
150年前，罗莎·卢森堡出生于现今波兰境内，她是名犹太木材商人的女儿。年轻的罗莎于早年在政治上很活跃；她16岁加入了革命团体“无产者”并开始鼓动身边的同学。在那时，她为工人阶级毕生的斗争已然开始。
她加入了波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协助左翼成为党内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她在第二国际内展开斗争，主张革命路线，并且反对将运动局限于议会斗争和渐进改革的纯粹改良资本主义路线。她不断辩论，反对社民党日益僵化的领导，认为工人阶级群众会最终自己站出来行动，并需要革命性的领导来协助其达成历史任务。
罗莎多次由于“藐视君主”、公开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及宣扬一战威胁而被捕入狱。不仅是统治阶级对“红色罗莎”和她的同志们感到恐惧，连那些在20世纪初不断向资产阶级献媚和抛社会主义原则于争权夺利之脑后的社民党领导人亦复如是。
作为德国1918/19十一月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罗莎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及其他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成员，以及之后的德国共产党员都为了他们在俄国的所见而奋斗：工人阶级通过工兵代表大会成功掌权，土地、银行、工业通过苏维埃共和国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初步尝试被国有化。但在总理、社民党领导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的授意下，他们被逮捕和杀害，他们的奋斗被迫画上句号。罗莎.卢森堡的尸体被发现在柏林兰德维尔运河之上漂浮。
被误解的传奇
罗莎.卢森堡的主张一直与21世纪的情况有着紧密关联。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日益恶化，她的许多著作似乎正是为了我们今天时代所量身打造的。罗莎作品的标志，是其鲜明透彻的革命性和对工人阶级的深深信任。这在与社民党内与修正主义者的论战中，明白地显示出来。罗莎激烈地反对伯恩施坦，及其他在经济繁荣和议会斗争取胜面前离社会革命目标渐行渐远的人。她坚定地反对资本主义仅通过渐进改革就能步入社会主义的论调。
另一方面，罗莎的方法至今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将以工人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改良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结合起来。她认为，改良的诉求不能局限于改良本身，而是要让改良运动作为手段，帮助工人阶级认识到要通过打倒资本主义才能为其自身解放。
如今，资本主义框架下通过改革来显著促进人们生活与工作条件改善的空间变得极为有限。疫情及经济危机驳斥了所有改良派建设更“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的幻想。近年来，许多主要国际左翼组织未能有系统地提供替代方案，而是根本上地局限于改良的最低诉求——但甚至这些也未能实现，准确地讲，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更远大的图景及进行斗争的需要。
罗莎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由于其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会一直产生危机。她将改良斗争描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学校。当工人阶级反抗并赢得敌人的让步，这会增进了他们对阶级斗争及自身身份地位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这增强了他们对自己斗争力量的自信心。
这种改革与革命的方法论在实践中，表现在于她拒绝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在论战时她对群众罢工的态度。罗莎很早就意识到工会及党组织官僚化的毒害性。工会及社民党领导人轻视工人群众自发行动的重要性。他们视工人罢工为计可以被战术性利用的、由工人组织领导层一手导演的行动。
社民党和工会领导人所拒斥群众性罢工作为从底层发起的运动，和为工人运动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他们甚至三番五次地企图在他们的队伍里禁止关于罢工的讨论。受到俄国1905年革命印象的激励下，罗莎对社民党领导人的迟钝感到忧虑，她多次捍卫着罢工作为工人阶级斗争必要手段的地位。她将罢工作为反对德国三级选举制（通过加大富人选票分量来压制穷人意见）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策略。
罗莎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对议会选举的思想倾向、工会领导对经济斗争的限制、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刻意割裂，都必然走向失败。她认为，在革命群众行动中，“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统一”是一种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在今天甚是明显。
今日之改革与革命
2019年和2020年爆发的各国群众运动，不仅具有群众的无畏性和自发性的特质，而且具有政治和经济要求的不可分割的特质。罗莎写道：“若工人运动的每一种表现及形式都被禁止，若最简单的罢工就是犯罪，那么逻辑上讲，每一场经济斗争也必然为政治斗争。”
对伊朗、中国、白罗斯及俄罗斯等国的工人来说，这一分析一语中的；美国及世界各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亦然。而在法国或智利等地亦复如是，当地的经济斗争不断地迅速演变成政治斗争。我们在新冠疫情中看到，危机期间的经济斗争必须越来越具有政治性，反之亦然。
罗莎预言，随着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展开，劳工斗争也会提上日程，而不会等待工会领导的“命令”。近年来，尽管工会官僚机构起到了抑制作用，但许多大罢工运动还是发生了。
奥地利便是一个小型但重要的例子：过去两年，罢工运动在卫生和社会部门爆发，基本上由下层独立地兴起。而工会领导层很高兴地利用爆发的疫情来扼杀这场运动。
罗莎·卢森堡虽然十分强调群众的自发性，但她丝毫没有低估工会官僚机构及缺乏革命领导对工人阶级斗争可能产生的拖延效应。用她的话说：“贯彻的、坚定的、前瞻的社民党，会使群众产生安全感、自信心和战斗力；相反以低估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动摇的、软弱的作法，则会混乱群众、使之麻痹。”
她既不把工会，也不把劳动者的政党看作终点，即便如此，她也认识到今日愈发凸显的一点：若没有一个革命性政党党组织群众，把群众的怒火和行动领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群众的所有自发性迟早会消散，从而走向失败。
卢森堡反对改良主义威胁的最重要的斗争之一就是反对战争威胁。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在统治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中产生紧张局势及战争。与布尔什维克一样，她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此同时，尽管第二国际反战各方达成了正式协议，但改良派在批准战争贷款的巨大压力下屈膝投降。经过多年的逐渐堕落，这次投降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崩溃。而以罗莎·卢森堡及其战友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害为标志，社会民主党已经彻底堕落。
十一月革命中的罗莎·卢森堡
德国革命始于1918年11月，当时基尔港水兵拒绝服从毫无意义地战至最后一人的命令。11月9日革命震荡柏林。罗莎·卢森堡当时被囚禁在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今天属于波兰），第二日晚上才抵达首都。她立即利用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领导俄国工人夺权的纲领，介入在这场运动。
她要求解散议会和资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机构，并将其权力移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兵代表大会（苏维埃）；由这些代表大会没收富人财产、所有银行、矿山和大型企业；这些苏维埃从属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中央机构。
罗莎知道旧精英们不会将政权拱手相让。因此，她要求解除警察和军官的武装，同时武装工人阶级——即是说，由新兴的苏维埃进行武装专政来保卫革命。最后，她号召国际范围内的革命。
另一方面，社民党的领导层与帝国大臣们紧密合作。德国独立社民党（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的领导层与社民党一起进入政府，并为国会选举做准备。这是解除苏维埃权力的决定性步骤。
第二日，罗莎和其他成员以由布尔什维克启发的纲领为基础，重建了斯巴达联盟。斯巴达联盟现在是作为一个明确定位的革命骨干政党来运作，这与之前德国独立社民党（USPD）内部存在的松散结构形成了对比。后来从这个组织重组并建立了德国共产党（KPD）。这样一个党，在革命时期，应该能把大多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领导他们夺权。罗莎在15年之后，得出了与列宁在1903年相同的系统性结论。
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在资产阶级体制内工作所获得的特权，使社民党领导层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以致于1914年他们支持了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而不是组织一场反对世界大战的群众斗争。然而，罗莎曾数次入狱，因为她公开反对改良主义、战争、君主制和资本主义。在最初的战争热情逐渐消退后，她在工人阶级中开始获得巨大的威望。但在战争初期，她并没有利用这一威望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来付诸实施其革命纲领。
当社民党领导层同资产阶级和法西斯自由军团（Freikorps）一道，用武力镇压1918年革命时，很明显，群众的自发性能够向政权发起斗争，但不足以胜利。1917年10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历经14年时间，经历了曲折、犯错和人事更替，才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培养了同志，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中可靠的战士。然而，德共是在11月革命开始两个月后才成立的，未能决定性地影响革命进程。
大多数党员是有决心、有动力的，却缺乏战略战术经验。他们拒绝参加国民议会选举和改良主义群众性工会的革命工作。罗莎主张把这两个领域的工作都用于党的建设，但她依旧是党内少数。正因为如此，德共无法争取到那部分失望的德国独立社民党人的重要支持，并在工人间陷于孤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其中包括罗莎·卢森堡——在一次又一次爆发的起义中被杀害，但这些斗争却未能广泛和协调一致地进行。后来，当德共发展到具有群众影响力时，却缺乏了罗莎所主张利用革命性危机领导工人阶级掌权的理解。
今天，环境恶化和经济危机使许多人清楚地认识到，正如许多新的群众运动所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会给我们带来未来。现在的群众运动所缺乏的是组织和领导，内化罗莎·卢森堡的斗争和过去许多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这些加上新兴运动的鲜活经验，是我们这个时代制定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纲领的基础。我们ISA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