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教訓》
（1924.9.15）
必须研究十月
我们沾了十月革命的光，但是十月革命却没有沾到我们出版物的光。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著作，来阐述十月变革总的情况，提出它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素。不仅如此，甚至那些直接说明变革准备时期各个方面或变革本身各个方面的原始资料，以及最重要的文件，直到现在也都没有公布。我们出版了许多属于十月以前时期的有关革命史和党史的文件和资料。我们所出版的十月以后时期的资料，也不在少数。但是对于十月则注意得十分不够。我们在完成了变革以后，似乎认定：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再去重复它了。我们似乎认为，研究十月，研究十月的直接准备时期、它的实现时期、它的巩固时期的头几星期的各种条件，对于完成今后建设的迫切任务没有什么直接的益处。
然而，这样的看法，尽管不是完全有意识的，也是十分错误的；甚至还是有民族狭隘性的。如果说我们不会再重复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那也决不意味着我们从这个经验中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而所有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还都刚刚在着手解决自己的“十月”任务。最近一年来，我们也已经得到一些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就连西方最老练的共产党都不仅没有切实地接受我们的十月经验，而且他们简直就不了解它的实际情况。
固然，有人可能要指出：研究十月，甚至是出版有关十月的资料，就不能不同时重提旧日的分歧意见。可是，这样看待问题是十分无聊的。自然，一九一七年的意见分歧是很深刻的，也决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事情已经过了几年，到现在还企图拿它们来作为武器去攻击当时犯了错误的人，那就过于小气了。然而，如果为了更无价值的个人考虑，而回避十月变革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极重要的问题，那就更是不能容许的。
去年，我们在保加利亚遭到了两次惨重的失败。首先，党由于抱有学究式的、宿命论的看法，放过了采取革命行动的非常有利的时机(臧柯夫六月政变后的农民起义)。随后，党力图纠正错误，举行了九月起义，却没有为这次起义准备好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先决条件。保加利亚的革命本来应该成为德国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亚前奏，在德国本土得到了更坏的发展。去年下半年，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表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见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保加利亚去年的经验也好，德国去年的经验也好，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得到相当充分而具体的估价。本书作者对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作了一般的概述(参看《东方与西方》小册子中《在转折点上》及《我们正经历什么阶段》两章)。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完全地和充分地证实了这个概述的正确。另外也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打算提出任何其它的说明。但是作些概述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丰富的实际材料具体地说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以便能十分具体地解释最惨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的原因。但是，既然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政治上和策略上说明过十月变革，那就很难谈到对保加利亚和德国事件作出分析。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完成的。十月以后，人们狂热地以为欧洲的事件将会自然而然地展开，而且时间紧迫，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从理论上吸取十月的教训。然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种革命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无产阶级不能用自发的起义取得政权：甚至在工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德国，劳动者自发的起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实际上也只能把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教养”、自己同旧的国家机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掌握从其它有产阶级手里夺来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他们的党。各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时期只是从一九二一年年中才刚刚真正开始的(“争取群众”，“统一战?”等等)。“十月”的任务推延下来了。与此同时，对十月的研究也推延下来了。去年才又使我们重新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现在已经到了搜集一切文件、出版一切资料并对它们着手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知道，每个民族、每个阶级、甚至每个政党主要是从自己切身经验来学习的。但这决不是说，其它国家、阶级和政党的经验是无关重要的。不研究法国大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一九O五年的经验，我们也永远完成不了十月变革；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了以前各次革命的结论，并继承着它们的历史路线，才创造出我们这种“民族”经验来的。以后，在整个反革命的时期内，也一直是研究一九O五年的教训和结论的。可是，对于一九一七年胜利了的革命，我们却没有做这一项工作，连十分之一也没有敞过。自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反动年代，也不是流亡时期。况且我们现在拥有的人力和物力，也决不是那些艰苦年代所可比拟。需要做的只是明白而确切地提出在党的范围内和在整个国际范围内研究十月革命的任务。应该使全党，特别是它的年轻一代切实地研究十月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极深刻地、确实地、真正地检验了过去，而给未来开启了广阔的大门。去年德国的教训，不止是有重要意义的预兆，而且也是严厉可怕的警告。
固然，可能有人说，即使最认真地了解了十月变革的进程，也还不会保证我们的德国党取得胜利。可是，这种笼统的而实质上是庸俗的议论，是连一步也不能使我们前进的。诚然，仅仅研究十月革命不足以在其它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可能产生下面一种情况：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具备，却单单缺少一个了解革命规律和方法的、有远见的、坚决的党的领导。去年在德国，恰好就是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还会在其它国家出现。要想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到现时为止，再没有此我们的十月的经验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资料了。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凡是没有极郑重地、而且十分具体地研究十月变革历史的，就好像一位要在现在的条件下准备新战争的军事长官，却没有研究过这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战术和技术经验。这样的军事长官，在将来必不可免地要使自己的军队遭到失败。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根据我们的即使是仅仅取之于一年间(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的经验，并根据芬兰、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德国的补充经验，可以确定：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般说来，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就会产生党内危机。它要么成为转变的序曲，要么成为转变的后果。其原因是：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要求一定的工作习惯和方法。策略上的转变，表明这些习惯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坏。这就是造成党内摩擦和危机的直接和最近的根源。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写道：“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73页)由此就要产生一种危险：如果转变过分急剧，或者过分突然，而在以前一个时期，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聚集了过多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分子，那么党就会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实现自己的领导，尽管它几年来或几十年来就已经准备应付这个时机了。党被危机所侵害，运动越过了党而前进，走向失败。革命的政党是受着其它政治势力压迫的。它在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要制定抵御和击退这些政治势力的对策。每当策略转变及由此而引起了内部派别变化和发生摩擦时，党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于策略转变的必要而发生的党内派别变化，往往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出发点，而成为各种阶级倾向的支柱。简言之，党如果不能与本阶级的历史任务步调一致，就要成为或者频于成为其它阶级的间接工具。
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对于每一次严重的策略转变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大的战略转变来说，就更为正确了。我们把政治上的策略，同在军事上的一样，看成是进行个别战役的艺术；而把战略看成是赢得胜利的艺术，也就是夺取政权的艺术。在大战以前，在第二国际时代，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区别。当时只限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个概念。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所运用的有议会策略、职工会策略、市政公所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
至于组合一切人力和物力——组合所有各兵种——来战胜敌人的问题，实际上，在第二国际时代就根本没有提出来过。这是因为当时实际上就没有规定夺取政权的任务。只是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到了一九O五年革命，才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或战略问题。这样一来，它就保证了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具有极大的优越性。革命战略的大时代从一九一七年才开始，首先是在俄国，然后又在整个欧洲。显然，战略并不排斥策略。职工会运动、议会活动等等问题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但是现在它们都具有了新的意义，它们成了夺取政权的综合斗争中的附属方法。策略从属于战略。
既然策略转变通常都要导致党内的摩擦，那么，战略转变所引起的摩擦必然更加剧烈而深刻得多!而所谓急剧转变，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从准备、宣传、组织和鼓动转入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转入打倒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党内一切动摇、怀疑、妥协、投降的分子——孟什维克分子都会起来反对起义，为自己的反对行动寻找理论公式，而在昨天的敌人——机会主义者那里，就可以找到这些现成的理论公式。这种现象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看到。
从二月到十月这个时期内，以在群众中所进行的广泛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为基础，对党的武器进行了决战前最后一次的检查和遴选。在十月里和十月以后，这个武器在伟大的历史行动中受到了检验。现在，十月革命已经过了几年以后，还去估价各种对一般革命、特别是对俄国革命的不同观点，而对一九一七年的经验却避而不谈，这就等于搬弄无益的烦琐哲学，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这无异乎我们争论各种游泳方法的优劣，却连一眼也不肯去看一看游泳者在河里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检验革命的各种观点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去革命中运用它们，就正好像最好的检验游泳的方法是在游泳者跳入水中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