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
无论在一九O五年还是在一九一七年，我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都是从运动本身产生出来的，是这个运动在一定斗争水平上的自然的组织形式。但是，对于欧洲年轻的党来说，由于它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苏维埃当做一种“学说”、一种“主义”来接受，所以经常有把苏维埃当做偶像来崇拜的危险有把苏维埃看成一种革命的自足因素的危险。然而，尽管苏维埃作为一种夺取政权的组织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却完全可以产生另外一种情况，即起义可以在其它组织形式基础上层开(工厂委员会，工会等)，而仅仅在起义过程中，或者甚至在起义胜利后才产生苏维埃，这时它已经是政权机关了。
从这种观点出发，列宁在七月事变以后所开始进行的那种反对对苏维埃组织作偶像崇拜的斗争具有极大教育意义。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苏维埃在七月中成了公开驱使兵士进攻并压制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所以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可以而且必须为自己寻找另外的道路。列宁曾提出以工厂委员会做为夺取政权的粗织(例如请参看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回忆录)。如果不是科尔尼洛夫叛乱迫使妥协派的苏维埃趋于自卫，并使布尔什维克有可能通过苏维埃左翼即布尔什维克一翼把苏维埃同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因而重新鼓舞起苏维埃中的革命生活的话，运动很可能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
正如德国不久以前的经验所表明，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在德国建立了好几次苏维埃：作为起义机关，却没有起义；作为政权机关，却没有政权。这样一来，结果在一九二三年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就开始围绕着工厂委员会集结起来。而工厂委员会在基本上执行了我国苏维埃在直接夺取政权以前时期中所担负的一切职务。另外，在八月到九月间，有些同志提议立即在德国成立苏维埃。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这项提议被否决了。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在工厂委员会已经实际成为集中革命群众的枢纽的事实下，苏维埃在准备时期自然就成了空洞的平行形式。苏维埃只能使人忽视起义的物质任务(军队、警察、武装的百人团、铁路等等)，而去注意一种独立自在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在起义以前不是为了执行起义的直接任务而成立空头苏维埃，就等于公然宣布：“我来攻击你们了！”政府不得不对工厂委员会“容忍”，因为它们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中心，但是，却要打击那第一个成立起来的苏维埃，因为它是“图谋”夺取政权的正式机构。共产党人势必被迫出来保卫苏维埃这个纯粹的组织形式。这样一来，决战的展开就不是为了夺取或防卫物质阵地，而且也不是在我们所选择的那个时刻，即由于群众运动的条件而产生起义的时刻。不是的，展开决战是为了组织形式、是为了苏维埃的“旗帜”，而决战的时刻是敌人所选择的，而且是硬加在我们头上的。同时，显而易见，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可以十分顺利地在工厂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下进行，因为工厂委员会已经成为群众的组织，正在继续成长和巩固，并且使党能够在起义的时间上有机动的自由。不言而喻，到了一定阶段苏维埃是要产生的。值得怀疑的是，在上述条件下，作为起义的直接机关的苏维埃可否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产生，因为这样会有在最紧急时刻出现两个革命中心的危险。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过急流时，不要换马”。到了全国各重要地点胜利后苏维埃就有可能到处成立起来。无论如何，起义的胜利必然引起苏维埃的建立，这时它就是政权机关了。
不要忘记，我国的苏维埃还是在革命的“民主”阶段上就产生了的，在这个阶段上就已合法化了，然后我们再把它继承下来加以利用。这种情况不会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重新出现。在大多数场合下，那里的苏维埃将根据共产党人的号召而建立起来，因而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直接机关。显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以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动摇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情况就为成立作为准备起义的公开机关的苏维埃造成条件。但这决不是一般的通例。很有可能苏维埃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作为起义群众的直接机关而建立起来。最后，也完全有可能到起义已经发生转折以后，甚至在起义完成时，才作为新的政权机关而建立起苏维埃来。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可能，免得把组织当做偶像来崇拜，免得把这种本来应该是富有弹性的、富有生命力的斗争形式的苏维埃变成一种组织“原则”，从外面硬加在运动的头上，从而破坏运动的正常发展。
最近，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大致是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我们无从知道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通过什么门径进行：通过共产党还是通过工会。这样提出问题，表面上好像是从历史发展上去看问题，其实是根本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抹煞近些年来的主要教训。如果说在战争结束时没有能够发生赢得胜利的革命，这恰恰是因为缺少一个党。这个结论适用于整个欧洲。它可以用个别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命运来更为具体地说明。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就十分明显。德国革命如果保证有必要的党的领导，无论在一九一八年或是在一九一九年，都是可以胜利的。在一九一七年，我们根据芬兰的例子看到了这种情况。在那里，革命运动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在革命俄国的掩护和直接的军事支持下发展的。但是，芬兰党内大多数领导者原来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于是就把革命断送了。从匈牙利的经验中显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教训。他们那里的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左派不是通过战斗夺取政权的，而是从吓坏了的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来的。成功了的——既没有战斗，也没有胜利——匈牙利革命，在最初阶段就缺少战斗的领导。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就暴露出它本身不是一个共产党，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把那样轻易得来的政权保持在手里，尽管匈牙利无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战斗精神。如果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最近十年来的主要教训。不错，英国工会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例如，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作用，不是由于把共产党放在一边，更不是由于与共产党对立，而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为了这个结论——关于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义的结论——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而决不能随便地放弃它或者轻视它。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自觉、预先考虑和计划所起的作用比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应该起的并且已经起了的作用要小得多。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也是群众，但是比起现在来，其组织性和自觉性要小得多。那时的领导权操在资产阶级各党派的手里。所有资产阶级都有财富和文化，还有与此种优越性有关的组织(城市、大学、报刊等)。官僚的君主政体是凭着经验来自卫的，是以试探的方法去行动的。资产阶级则是窥伺时机，以便利用下层的运动投入自己的社会力量，使局势有利于自己，从而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不仅是一个突击力量，而且是——体现在自己的先锋队身上——一个领导力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文化、市政机关和大学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党去起。由于敌人那一方面的自觉程度不可估计地提高了，所以无产阶级的党的作用就更大了。资产阶级在自己几个世纪的统治中创立了一所比旧的官僚君主政体的学校更高明得多的政治学校。如果说，议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实行革命的准备学校，那么，议会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反革命的战略学校。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度训练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它现在已成为私有制的主要支柱。欧洲社会革命的时代，正如这种革命最初一些步骤所表明，将是一个不仅要进行激烈和无情的战斗、而且要进行考虑周密和计算精确的战斗的时代。其考虑周密的程度，将比我国在一九一七年时期的大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用另外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那些看法来对待国内战争问题，尤其是武装起义问题。我们常常追随着列宁而重复马克思的一句话：起义是艺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根据积累下来的最近几年的丰富经验去研究国内战争艺术的基本要素，从而把马克思的公式充实起来，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应该干脆说：凡是肤浅地看待武装起义问题，那就是还没有克服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力量在作祟。一个党如果肤浅地看待国内战争问题，妄想到必要时一切都会自行安排妥当，那它就一定要垮台。必须用集体力量来研究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各次无产阶级战斗的经验。
上面所讲到的一九一七年党内各派的历史，也是国内战争经验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来说也具有直接的意义。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在这里我们再重说一遍，就是研究这些分歧意见，无论如何不能也不该看做是在攻击那些曾经实行过错误政策的同志。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因为有些党员没有同无产阶级革命同一步伐，而把党史中最重要的一章删掉，也是不能容许的。党可以而且应当知道自己的全部过去，以便正确地作出评价并把一切都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革命政党的传统不是建立在含含糊糊上，而是建立在通过批评而澄清问题上。
历史保证了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同沙皇政府进行英勇斗争的传统，由于地下条件而养成的革命自我牺牲的习惯和方式，对全人类革命经验的广泛理论研究，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一九O五年最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反革命年代中对此经验的理论研究，从一九O五年革命教训出发来考虑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所有这一切的总和，使我们党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气魄。然而尽管如此，甚至在这样的党里面，临到决战的时刻，在它的上层中依然出现了一些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有经验的革命者、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在革命最紧要的时期中，大致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一九一八年二月，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为了捍卫党，为了捍卫革命，为了消弭其中由于此种情况而产生的极度混乱，必须有列宁当时在党内所起的那种唯一的、空前的影响。要想使其它各国共产党从我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掉这一点。遴选领导人物的问题，对西欧的党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夭折了的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正在为此而发出悲鸣。可是，必须以革命行动的观点来进行这种遴选。几年来，在德国会有足够的机会可以在直接斗争的时期中去检验党的领导人物。没有这项标准，其余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这几年来，法国没有多少革命震动，即使是局部的也不多见。可是，法国的政治生活却也爆发过几次国内战争的火花，这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会领导者也不得不认真地应付一些急须解决的和尖锐的问题(例如，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的流血的群众大会)。仔细地研究这些尖锐的事件，会使我们掌握到极宝贵的资料，以评价党的领导、党的个别机构的行动、党的个别领导者的行动。漠视这些教训，不从这些教训中做出关于遴选领导人物的必要的结论，其前途就是必不可免的失败。因为，没有英明的、坚决的和勇敢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个党，甚至是最革命的党，也难免产生自己组织上的保守主义，否则，它就会失掉必要的稳定性。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保守的程度。一个革命的党的极其必要的保守主义成分必须同不墨守成规的充分自由精神、决定方针的主动精神、行动上的勇敢精神相结合。这些精神将在历史道路的转折点上受到最严酷的考验。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列宁所讲的那几句话：甚至最革命的党，在局势急剧转变、从而任务也急剧转变的时候，也往往还继续走着昨天的路，因而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或有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的危险。党的保守主义和党的革命主动性，都最集中地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而欧洲的共产党还只是将要面临急剧的转变——由准备工作向夺取政权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要求最严格，时间最紧迫，责任最重，危险性最大。放过这种转变的时机就是一股说党所能遇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把近年来欧洲的、首先是德国的战斗经验拿来同我们自己的经验加以对照，我们就会知道，有两种类型的领导者往往会在党必须向前大跃进的时候把党向后拖。一种类型的领导者专门会在革命道路上看到困难、障碍、麻烦，而在判断每一种情况的时候总抱着一种先人为主的、尽管不是经常是有意识的逃避行动的打算。马克思主义到了他们手里就变成了拖延革命行动的依据，这一种类型的纯粹的代表者是俄国的孟什维克。但是，这一种类型自然也不完全限于孟什维克，在最危急的时刻，这一种类型也会突然出现在最革命的政党的负责的岗位上。另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的特点是认识肤浅和大吹大擂。这些人根本看不见什么障碍和困难，直要到推车撞壁才算。他们能够利用辞令来冲淡实际障碍，对任何问题都表现出十足的乐观主义(“大海不过没膝深”)，一临到决战的时刻，他们就一定会转变为另一极端。在第一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谨小慎微的革命者看来，夺取政权的困难只是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专门惯于看到的那一切困难的积累和加深。在第二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肤浅的乐观主义者看来，革命行动的困难永远是突然发生的。在准备时期，这两种类型人物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一种表现为怀疑者，从革命的意义上来看不能过于依靠他；第二种却正相反，好像是个狂热的革命者。但是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两类领袖就携起手来反对起义。然而，全部准备工作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能够使党、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善于决定起义的时机并领导起义。因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以便改造社会。
近来，常常有人谈到并且写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必要性。这是一项不可争辩的、必定无疑的任务。这项任务在受到去年保加利亚和德国的教训以后更特别地突出了。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学说(就是说不仅仅是学说)，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教育体系。什么是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呢?这就是对这些共产党进行教育，这就是在它们中间正确地遴选领导人物，免得他们在自己的十月革命来临的时候又溜之乎也。“这就是黑格尔，这就是书本上的智慧，这也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