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代表会议

列宁在芬兰车站上所作的关于俄国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演说，对党的许多领导者来说，不啻是一颗炸弹。列宁同那些“完成民主革命”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发生尖锐冲突的起因是四月武装示威，在这次示威中曾喊出了“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这种情况使得右翼的个别代表找到了借口，硬说列宁犯了布朗基主义的错误。他们认为，要想推翻当时为苏维埃中大多数所支持的临时政府，好像只有避着大多数劳动者才能办到。从外表来看，这种责难像是不乏说服力的，但在实质上，在列宁的四月政策里，连一点布朗基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在列宁看来，整个问题恰好在于：苏维埃还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反映着群众的真实情绪，党以苏维埃中大多数为依据是不是会落空。比原来预计“更左”的四月示威，是一种侦察性的出击。其目的是试探群众的情绪，以及群众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相互关系。试探所得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长时期的准备工作。我们曾看到，列宁在五月初会很严厉地约束喀琅施塔得的人，因为他们冒进了，他们曾声明不承认临时政府……而那些反对为政权而斗争的人，对问题却抱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声诉说：“在第十九期《真理报》上，有的同志(显然是指列宁。——托洛茨基)起先提出来一项推翻临时政府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在这次危机以前就印好了。可是，随后这项口号被取消了，认为它有瓦解作用，认为它是冒险主义的。这表明，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次危机期间是学到了东西的。现在提出的决议案(就是列宁向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案。——托洛茨基)又犯了这种错误……”这样提出问题，是极其耐人寻味的。列宁在做了试探以后，取消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但是只把它取消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取消的期间长短，要看群众憎恨妥协派的程度增长快慢而定。可是，反对派则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的暂时退却，一点也没有改变路线的意味。他的出发点并非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他的出发点完全是：群众在今天还不能够推翻临时政府。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工人阶级能在明天推翻临时政府。

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整个是讨论下面这个基本问题的：我们是要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去夺取政权，还是去协助(别人)完成民主革命。可惜的是：四月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到现在还没有印出来。可是，要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中，根本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能像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这样对于革命的命运具有非常而直接的作用。

列宁的立场是：对护国主义及护国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争取苏维埃中大多数；推翻临时政府；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实行革命的和平政策；实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外世界革命的纲领。我们已经看到，反对派正与此相对立。反对派韵观点是用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完成民主革命。同时，苏维埃仍旧是“监督”资产阶级政权的机构。由此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对待护国主义的无比妥协的态度。

一个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谈到工兵代表苏维埃，就等于谈到我们力量的和政权的组织中心……它的名称就足以表明它是小资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的联合机构。它还面临着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那么，这个联合机构就不可能存在了……而无产阶级就会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这个联合机构……可是，现在我们承认这个苏维埃是力量的组织中心……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我以为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等到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时候政权就会真正转到无产阶级的手里”(加米涅夫同志的发言)。

这种说法的无可救药的公式主义，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掌握政权的人不改换，“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日子永远也不会来到。上面所引用的发言漠视了革命的阶级核心：不是根据阶级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来安排党的任务，而是根据革命的形式上的定义，也就是根据究竟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安排任务的。他们的见解是：我们应该同小资产阶级联合一起，来监督资产阶级政权，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为止。这个公式显然是孟什维主义的。学究式地用革命的名称(“资产阶级”革命)来限制革命的任务，那就必然会采取监督临时政府的政策，会要求临时政府提出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等等。所谓完成民主革命，就是意味着通过立宪会议实行一系列的改良。同时，使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中处于左翼的地位。既然对现实内容作了这样的理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完全失掉了实际内容。也属于反对派的已故的诺根，他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冠冕堂皇、最彻底、也最周到：“苏维埃的最重要职能将在发展过程中消失。一系列行政方面的职务要移交给市政机关、地方自治局等等机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今后国家建设的发展，那么，我们不能否认，立宪会议是会开起来的，随着还要召开议会……这样一来，苏维埃的最重要职能就逐渐消失。但这不是说，苏维埃可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它只是移交职务。有这个苏维埃，我们就建立不起来共和国公社”。

最后，第三个反对派的人物，从俄国没有准备好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能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吗?俄国在欧洲来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度。指望群众同情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党既然抱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它就只能变成一个宣传的小组。对于社会革命的推动必须从西方来”。接着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太阳从什么地方升起来呢?我以为，根据一切条件，根据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权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没有这种客观条件。而在西方这个问题就能够提出来，大致就像我们能提出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一样”。

并非所有反对列宁观点的人都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做出了诺根那样的结论。但是，他们由于事物的逻辑发展，在几个月以后，即在十月革命前夕，都不得不接受了这种结论。要么就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要么就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做反对派——当时在我们党内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十分明显，第二种立场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立场。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孟什维克不得不在二月革命以后取消的那个立场。在事实上，好多年来，孟什维主义啄木鸟就老在唠叨什么未来革命将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只能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不能担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任务，而应该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来“推动资产阶级向左倾”。马尔丁诺夫对这个问题发挥得深刻到令人厌烦的地步。一当一九一七年资产阶级革命来临，孟什维克很快就加入了政府。在他们全部“原则的”立场中所剩下来的，只有无产阶级不能染指政权这一个政治结论了。但是，很显然，布尔什维克里面，那些揭发孟什维克入阁的主张而同时自己又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人，事实上也走上了孟什维克在革命以前所采取的立场。

革命使得政治势力向两个方向发展：右派成了立宪民主党人，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成了共和派。这是形式上的向左转，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党派，这是向右转。资产阶级社会企图以这样的手段来为自己建立一套保持政权、促进稳定和维护秩序的新骨架。但是同时，正如孟什维克从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到庸俗的社会主义立场一样，布尔什维克右翼也转到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也就是孟什维克昨天的立场。

在战争问题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力量变化离合的情况。资产阶级除了少数的学究之外，都在有声无气地嘶叫不兼并不赔款。可是，不兼并的希望已经很小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_齐美尔瓦尔得派虽然责难过法国社会主义者不该保卫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祖国，可是一当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有了地位，就立即成了护国派。他们是从泊极的国际主义立场转上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立场。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右翼却采取了洧极的国际主义立场，也就是为了民主和平，为了“不兼并，不赔款”而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破灭了，进而分化为两种相反的观点：以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的保留条件为掩饰的民主观点和社会革命观点，后者或称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也就是列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