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中共第十八届党代会即将召开之时，“革命的幽灵”正在中国游荡。身在美国的评论家唐云（音译）在香港的《南华早报》发出如此警告（2012年6月20日）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在中共领导层换届之时发生的这场高层的权力斗争是二十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将对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三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戏剧性下台揭开了统治精英的隐秘世界的帷幕。
最 高领导层，特别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候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控制权力斗争，以避免派系恶斗扩散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但是无论他们是否成功，薄熙来事件都是中 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新的领导层将接手一个弱化的和更分裂的权力架构，而其需要在国内和国际暴风骤雨般的政治环境中寻找前进的方向。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使该政权寻求“稳定”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
列宁解释过高层的分裂能够打开革命的形势：“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
1989 年的事件是一个分水岭，之后中共政权努力保持一种“团结一致”的形象，他们有足够的理由需要把任何内部派系斗争的迹象都隐藏在幕后。因为政权公开的分裂会 鼓励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进行斗争。薄熙来事件不仅仅只是终结了一个著名政客的仕途，而是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了整个政权。空降到重庆填补薄熙来市委书记职务的 副总理张德江承认该事件“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
“不幸的事情总是接踵而来。”（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中的克劳迪斯（Claudius）如此说道。自从，薄熙来被免职以来，中共政权受到了李旺阳丑闻（所谓 “自杀”）的打击，并被迫和华盛顿紧急达成协议让人权活动分子陈光诚及其家人去国外。这些事件都凸显了安全部门的野蛮，安全部门现在维稳的开支比军费开支 更高——超过7000亿元每年，约相当于越南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些丑闻，以及如四川省的什邡事件和重庆的万盛事件等数以十万工人和青年卷入 参与的“群体性事件”使反对政府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薄熙来丑闻
中共中央领导集 体利用重庆丑闻（英国商人海伍德Heywood被毒死和之后试图掩盖真相的行为）扳倒薄熙来。在中共政权内腐败的指控往往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惯用手 法（中共集团中有哪个官员没有腐败呢？）。但是真正的原因在于薄熙来的“特立独行”和他通过一系列公众运动熟练运用媒体来提升自己形象。虽然其往往缺乏实 质内容，但这些运动利用了公众对毛时代的怀旧情绪和对当今极端的贫富差距的不满。在北京当局看来，这代表了一种潜在的鼓动“左翼思想”的危险。
虽 然“抓住了他们的人”，北京当局现在面临两难的境地。他们希望让事情尽快平息下去而不对自身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如一些自由派要求的举行公开审判，很可 能会激起公众的愤怒，因为会有更多关于统治精英掌握巨额财富和腐败的事实浮出水面，特别是对于太子党，即像薄熙来这样的“红色贵族”。但是，如果对薄熙来 的处理仍然像以前一样在幕后进行，该政权的信誉就更加值得拷问。根据境外媒体报道，薄熙来家族聚敛的房产、股份和公司价值1.36亿美元。这就解释了为什 么名义上拿着在政府每年26000美元（大约16.6万人民币）工资的薄熙来能够花费60万美元（大约383万人民币） 把他的儿子送到英国和美国读书。薄瓜瓜是哈罗公学（英国一所精英私立学校）的第一名中国学生。该学校是为英国资本主义培养未来领导人的摇篮，薄瓜瓜的校友 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另外六名英国首相。
薄熙来家庭的商业活动绝非一个例外。中共高层官员，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太子党利用他们对国有公司的 影响和控制建立他们私人的商业帝国。“这是一个只会谈论上亿元金额的特权集团”一名中共内部人士对记者约翰·嘎尔纳特（John Garnaut）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5月30日）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是如此错综复杂，其涉及到一系列的派别和联盟的合纵连横，而其深层次原因是在于对中国日趋激烈的爆炸性阶级矛盾的根本性分析。
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的贫富差距变化远大于任何其他亚洲经济体。中国用于衡量经济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邓小 平开始“市场改革”时的0.302增至2006年的0.49，而2006年后政府当局停止公布官方的基尼系数。许多评论家认为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 0.5大关，这表明了经济的极端不平等。
中共集团上层能感觉到群众愤怒的火山即将喷发，但他们仍然犹豫不决，并在如何应对的问题发生了分 化。现阶段的权力斗争就发生在支持自由主义的“改革派”与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太子党之间，前者代表的是日益强大和喧嚣的私营部门的资本家阶层，并且得 到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最重要的代言人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试图遏制太子党的力量，部分原因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他们缩减国有经济 成分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但同时也是因为担心太子党的腐败不堪会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生存。自由派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绝望，担心任何延迟政改，哪怕只是表面性的政 改，都可能导致出现社会性爆炸的局面，并将之与1989年中国发生的群众运动和最近在埃及和突尼斯发生的革命相提并论。唐云（音译）警告说，“政改正在与 可能的革命进行赛跑。”
自由派希望利用薄熙来事件对新政府构成的派系进行调整，从而使之更有利于推动“激进”的改革，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措施。他们将之看作是他们得以发展，而太子党阵营被迫
退让的天赐良机，温家宝和自由派进一步提升了推动“政治改革”的呼吁，但其中并不包括推行选举、普选，或其他真正涉及绝大多数民众的民主权利。
不 过，尽管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计划极为有限，且主要集中在法制改革和为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活动空间方面，但是部分中产阶层，尤其是私营部门的资本家 和小商人，对此深具期待，希望酝酿之中的政改能遏制“裙带资本主义”，并使与现政治集团无紧密联系的资产阶级能对政府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 共党内的自由派最近几个月努力地增强自己的声音，并提出通过所谓的“法治”，即更明确的法律保护和其他保障来限制特权部门的权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为群 众提供真正的民主权利，诸如选举自由、集会自由和建立政党或工会的权利等。正如在薄熙来事件中所表现的，自由派全面封锁和镇压左派网站，只要符合他们的利 益，自由派也会变得“极端不自由”。
中共政权之中并没有任何一翼是站在群众一边或者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即使为了遏制权力斗争而在不同派别 间达成妥协，从而形成一个貌似“团结”的新领导班子，但是毫无疑问在权力交接的过渡期之后，内讧仍将继续发展，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或领导人能够提供真正的出 路。正如列宁所解释的，由于政府的统治危机，群众会变得更为勇敢，从而可能推动新的群众斗争。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将坚持斗争，反对专制政府实现充分的民主权利，同时主张推进社会主义纲领将社会和经济的运行民主地交付于工人 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