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把委员会式的专制改变为新的“唯我独尊的个人领袖”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社论
“更多市场、更少自由和习近平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是驻北京记者王瑞来（Ola Wong）对最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的观点。三中全会在中国权威体制下地位特殊，因为1978年的关键会议（11届三中全会）不仅确保邓小平对毛泽东钦点继承人华国锋的胜利，而且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亲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道路。因此中国和全球资产阶级对今年的会议期待颇高。
自从习近平和现中国领导班就任一年以来，他们将拥有巨大的政治威信押注在承诺施行“痛苦”和“迫切”的经济改革（中共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政策的说法）上。他们的目标在于通过提高国内消费来重新平衡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迫使他们作出这一转变的综合原因是当前高投资增长模式已显露出强弩之末的信号——其中最严重的是此增长模式下潜伏着的灾难性的债务危机。（监督银行业的）中国证监会主席肖刚最近透露：中共统治下64年中,中国银行业放贷70万亿元，而过去四年的放贷额占到其中的40万亿元。肖刚还指出此外非官方影子银行机构放贷20万亿元。换句话说中国信贷机制失控了，同时导致越来越低的回报。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统计，五年前一元人民币的信贷能产生1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而现在花4元钱才能创造1元GDP。
尽管推动市场自由化，新领导班子特别是习近平打消关于他们会放松国家政治管制的任何想法。不仅如此，习近平首任一年中还加强了媒体审查制度，政府对批评政权、直言不讳的博客和诸如藏、维等少数民族的打压也加强了。习近平的目标在于改革和完善中共独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使之更好地服务新的超级富豪精英而不是废除这一模式。因此，他排除“西方式”民主改革和采取措施加强独裁当局的权力。不过这并不能排除习近平在将来可能放松打压，有可能作一些表面的让步，譬如释放一些异议人士，而在维持一党专政的核心问题上他立场坚定。“显然习近平不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提到前苏联最后的领导人。正如社会主义者反复强调，这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改派的诸多幻想，只有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能够带来民主变革，而不是徒劳无益地请求中共改变其本性。
市场雀跃
最初，自由派和资本主义评论者们对会议结果不满意，称其“缺乏具体措施”，不过在当局发布更为具体的改革计划之后他们的心情骤然变好。一些评论者揣测发布的文件（11月15日星期五，三中闭幕三天后）中大约60项具体建议是刻意为了扭转金融市场的负面反映。这一份两万字的文件被媒体称为“改革2.0方案”，其中包括“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关键内容。根据网上社会主义者、毛派和其他反资本主义人士的大量评论显示，中国左翼圈子对此的反应自然是十分负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对该文件的关键字搜索：“共产主义者”出现0次，“工人/工人阶级”出现0次，“市场”出现80次。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表示，中共语言的改变“象征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的深度转变。”
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对此是满意的。这反映到上海、香港和整个亚洲股市的巨幅上涨上。世界银行行长金镛称全会决议“非常正面”，而彭博社称会议“超出众人的预期。”《经济学人》杂志称全会文件是“二十年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改革计划。”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写手阿瑟·克罗伯认为“改革计划显示出习近平是一个比他前任胡锦涛强大得多和更有远见的领导人。”
在关注会议出台的具体政策提议和讨论是否会具体实施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它们并不是全会最重要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全会标志的政权内部权力机制的转变，习近平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至少在表面上），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限制。具体来说，两个新机构的设立能标志了这一转变。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任务在于监督国营媒体《中国日报》所称的“改革就是伟大的革命”。其次是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蓝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理由是中日日益紧张的局势（日本政府最近才开始讨论建立类似委员会）和恐怖主义袭击威胁增多（针对十月天安门自杀袭击）。尽管这些新机构的架构和领导组成还没有公布，他们最终会在习近平的控制下，让他能够超越现有的政府架构。这些新的委员会集中处理习政府的两个关键议程：针对所谓“反华势力”的威胁上大打民族主义牌，另一方面尽管存在国家各个层面，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抵制，他希望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随着这些发展，习近平开始脱离过去二三十年的做法，试图重新集中化。具体措施是把关键领域的控制权从地方（事实上制定大多数经济政策）收回中共中央。在重新集中化措施中，一个关键在于让习近平自己掌握更大的权力。“所有迹象显示，习近平现在控制着军队、警察、公安、纪检、外交和经济部门，”《福布斯》杂志奥利弗·巴伦称，“这意味着习近平现在已经巩固了中国所有相关权力基础，使他类似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和毛泽东，以及俄罗斯的掌权者普京”[Forbes Asia, 2013年11月13日]
波拿巴主义
这标志着中国政权内部的一个重大权力转移。这一过程开始于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的权力斗争，我们中国劳工论坛之前的文章对此也作出了分析（参见习近平能带来怎样的转变？）十八大让更多权力集中到习近平手中，产生更小的政治局常委，同时让太子党包括习近平本人占据关键职位。习近平通过平衡中共党内派系利益而巩固自身地位。他得以充分利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其他人害怕如果内部权力斗争不受限制将导致“相互确保摧毁”和政权的瓦解。
这一权力平衡的移动现在被三中全会进一步确认。习近平打破其前任们的“集体领导模式”而试图加强更个人化的波拿巴式的统治。“习先生试图迅速转变这个充满不正当物质刺激和腐败猖獗的制度。”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Jamil Anderlini）评论。这一道路充满政治风险，而显示出中国政权内部危机的严重程度。正如2011年我们在中国劳工论坛的文章中描述了之前的内部形势：
“中国表现出“波拿巴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通过委员会，而非一个“强人”决定一切。这也并非偶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统治极端不稳定，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导致产生目前“相互妥协的”集体领导体制，在统治集团内各种势力受制与互相的“限制和平衡”而实现，这就意味着在整个进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别、地方大员和政商集团间充满了交易与勾兑。”[中国：镇压还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这一集体领导模式在胡锦涛在任时期（2002到2012年）发展到顶点，被胡锦涛的谨慎风格所刻画。但是胡锦涛现在被视为一个软弱、优柔寡断的领导人，而他的任期被轻蔑地称为“失去的十年”。在这期间中共政权处于一个政治“僵局”——类似于华盛顿政府机构瘫痪不过带有“中国特色”。经济改革派，包括习和新领导层都认为在胡锦涛统治时期里亲资本主义“结构调整”计划放慢，甚至出现倒退。习近平希望通过把更多权力集中到中央，教训被视为改革障碍的拒不服从中央的地方政府，自我行事的经济部门和“既得利益”集团，来打破僵局。这一点是否可以实现还有待观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改革方案会带来“震荡”。但这只是集中在经济风向上（诸如增长放缓、违约上升和工厂倒闭），但是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和中央的冲突和紧张也同样增多了。
正如我们所解释的，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目标在于打掉几个“老虎”而不只是低级别的“苍蝇”是他对日益不受管制的政府机构加强纪律的政治措施的一部分。类似的是他的伪毛主义的要求地方领导层进行“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会议”（被一些机敏的博客写手讽刺为“自我表扬会议”）目的在于加强中央的控制。习近平的口号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一些毛时代的形式被重新采用，但是其中避免了毛泽东依靠群众绕过政权机关达到自身目的的癖好。习近平的目的在于加强党国对政治的垄断。为此他压制所有可能的挑战，比如逮捕独立反腐人士和“发布谣言者”。
北京与地方诸侯
一位中国顶级银行家宣称“中国主要是由市长们在治理。”他所指的主要是省级、市级和地方上的中共负责人。绝大部分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都是由地方当局决定的。这是过去几十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得以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也因此助长了严重的腐败和债务危机，其可能最终导致银行崩溃并威胁到中共当局的统治。
前所未有的工业产能过剩也与地方当局拒绝服从中央要求关闭不必要的或低效的工厂的命令直接相关。在各省市和地区都广泛存在经济保护主义，他们优先考虑和保护本地产业，而不是服从国家层面的决策。当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国家权力的所有地方机关，如警察、法院和宣传部门等，都听命于他，甚至被用于窃听国家领导人的电话。正是这种半自治性的权力基础和他拒不服从中央路线才导致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央希望以此警示其他省的领导不要挑战中央政府。这与普京统治早期对俄罗斯寡头们的打击如出一辙。
习近平的新政中并无什么独创性。他在任第一年是对此前领导人政策和方法的袭用（他甚至借用了一些薄熙来的治理手法）。例如他对毛泽东的悼念，这其中不包含一点“左翼”的因素。这一伪装的毛主义宣传旨在捍卫一党专政制度而反对任何要求转变的呼吁。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演讲中，习近平宣布，“彻底否定毛泽东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灭亡，并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混乱。”不仅仅是毛泽东，习近平也从邓小平那里借用了向资本主义制度决定性转变与维护专制统治的“两手抓”的政策。《南华早报》对此的评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邓当初既推行了巨大的经济转变，也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镇压。”
习近平近来甚至被与另一名太子党蒋介石的儿子和继任者蒋经国做比较。但是，小蒋推动解除了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而这并非是习近平的计划。蒋经国在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也发动了一场打“老虎”的反腐败运动。但这场运动最终因为他父亲的命令而流产了，而结果众所周知，国民党当局因此彻底失去了中国大陆的江山。
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之间的拉锯战是设置“深化经济改革领导小组”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显然是为了钳制甚至取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NDRC），发改委是中国目前主要的经济规划机构，但它一直被看作过于照顾地方政府的利益。多年来，自由派一直批评发改委是阻碍经济改革的一个障碍。
看起来习近平希望通过领导小组来主导主要的经济改革措施，并有效地降格了总理李克强的权威，李克强本应该是正式负责经济政策的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结构中，李克强是正式的二号人物，据说也是胡锦涛非太子党“团派”的主要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官方报道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时提到习近平21次，由其担任组长领导起草小组（刘云山和张高丽辅助其工作），但相关报道中根本没有提到总理李克强。这引发了人们对李克强的命运和当局两位高层之间可能在经济政策方面发生权力斗争的猜测。具体情况是否如此还有待观察。但过去二十年，中共历届领导班子都包含一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主管经济的总理——胡锦涛时代有温家宝，江泽民时代有朱镕基，甚至邓小平的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经济管理职责都由赵紫阳负责。
未知领域
同样，习近平设立国家安全委员的计划也实现了前领导人江泽民尝试但失败的目标，当时江泽民特别遭到了军方的抵制。新委员会的目的是统一和更好地协调今天支离破碎的安全体系，将国防、情报、外交和内部维稳等机构功能置于一个架构下。这也显示了中共领导层正准备两线面对战争与革命的态势。该委员会将包括专门掌控西藏和新疆的次级委员会，在这些地区过去4、5年里，事实上一直维持着戒严的状态，此外也会有专门针对台湾和香港的次级委员会，在港台地区中共正准备应对主要对抗。除此以外，工农抗争正从地区性的局部抗议活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挑战当局统治威胁的斗争，而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恐惧。
许多评论家现在将习近平看作是邓小平以来“最重要的领导者”。香港的英文报纸《虎报》（The Standard）甚至声称，“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领导者之一。” 但习近平的力量还没有经受过中共精英权力结构之外力量的考验。正如我们所解释的，这个过程表明中国的政经局势已经进入未知的领域。胡锦涛时代谨慎小心的做法将让位给习近平的“大胆措施”，但这些措施本身具有高风险，并有更大的可能性撼动政权和其领导层的权威。
正如我们所解释的，经济改革的“治疗方案”可能被证明比“经济病况”本身更能雪上加霜。正如六月流动性危机表明的，加快金融改革提升了当局竭力希望避免的银行倒闭带来的风险。改革计划其他方面的内容也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新自由主义的拯救措施是正确答案的话，那么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会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机中？而中央集权也增加了社会爆炸（性冲突）的危险——这是在所有波拿巴政权统治下的规律——工人阶级、农村贫困人口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运动的新动向与统治精英和当局间的对抗正变得日益紧张。中共专制当局将权力日益集中到个人手中也是出现深刻危机的征兆，这也反映在日益积聚的社会局势的爆炸性冲突中。当局领导层因为政权崩溃的幽灵作祟，并受到步履蹒跚的经济带来的压力，而希望出现一位强人能将他们从这场危机中拯救出来。就像这次三中全会提出的其他政策转变，他们的这一决定最后可能会成为自抽耳光。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次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
银行业改革
这是特别让全球资本主义欢心喜悦的一个领域。三中全会同意加快利率市场化，而不是由政府的法令来决定利率。而这可能导致银行业风险增加，尤其是一些小规模的地区银行可能会破产，所以当局提出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经济体现有的新的存款保险计划。新的规定将允许私人银行和外资银行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目的是利用市场压力使资本的定价体系更有效，结束廉价信贷时代和削减当前危险的债务负担。
但是，这意味着更少的投资、更低的经济增长率、企业利润下滑，包括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并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新的存款保险制度将以一种更严格的形式取代今天事实上的全覆盖存款保险方案，因为今天事实上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相信国有银行将确保他们的储蓄是“安全的”。虽然这尚未影响到广大市民，但新方案是一个预备步骤，以免当局开始进行不可避免的银行业清理时，只注资维持那些“大到不能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而放任一些严重负债的小规模银行和影子金融实体破产可能导致出现银行挤兑现象。开放外资是为了让外国投资者能在这次银行洗牌后从中精选出可投资的对象。
一胎化政策？
正如我们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预测的 ，这次三中全会宣布在相对放宽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次政策变化如此有限以致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在争执是否使用“放宽”一词。政策规定如果夫妇双方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将被允许生第二胎。这一政策仅适用于城市地区，因为农村户籍的夫妇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话，政策早已允许他们可以有第二个孩子。这一政策变化可能影响到约1500万-2000万中国女性，预计其中约一半女性可能想要第二个孩子。在中国城镇地区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天文数字，特别是学费和住房成本更是如此。新的规定将分阶段进行，并可能首先在出生率最低的东部富裕地区开始推行。
这一政策变动背后的动力存在两个方面的因素：刺激消费和纠正人口趋势，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例已经开始下降，从2011年的75.5%降至2012年的74.4%。萎缩的劳动力人口提高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使改革者“计划推出的更大规模竞争工资体系和加剧剥削程度”变得更为复杂。但政策的变化在许多年内不会带来明显的影响。尽管这样，当消息一经公布，投机者马上开始大规模抢购生产婴儿配方奶粉和纸尿裤的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
在本声明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将着眼于分析土地私有化、城镇化、取消劳教制度和外汇管制等政策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