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地领导非国大（ANC）赢得了政权，但斗争最终悲剧性的终结
魏兹曼·汉密尔顿（Weizmann Hamilton）和泰姆桑奇·杜姆兹维尼（Thamsanqa Dumezweni），民主社会主义运动（DSM – 工国委CWI南非支部）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DSM）谨向曼德拉的家人和南非及国际上所有哀悼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逝世的人致以慰问。曼德拉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为结束种族隔离和争取民主而斗争和牺牲的成千上百万人的象征。对这一英勇斗争的希望和期待曾被寄托在曼德拉身上，在斗争中强大的黑人工人阶级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我们认可他在挫败历史上最为可恨的压迫和剥削制度之一中所发挥的作用。
2013年12月5日（周四）曼德拉的逝世使半年前开始的预先哀悼告一段落，当时他被送往医院治疗复发性肺部感染。他的肺部疾病源于他为反对种族隔离进行斗争而遭到27年监禁的第一阶段，当时他在罗本岛的石灰采石场服苦役染上了结核病。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的死亡被视为值得欢迎的解脱之举，因为这使曼德拉免于忍受漫长的痛苦。此前他躺在约翰内斯堡的霍顿区（Houghton）的家中时已经完全奄奄一息而丧失了感知能力。讽刺的是，人们普遍相信，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ANC）领导层之所以想让他维持苟延残喘的状态，只是为了让他能拖到2014年死去从而在当年选举中获取最大的效益。
诚信与承诺
作为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一样伟大的历史上人物，曼德拉是一位名副其实受到全球崇敬的政治家。他在挫败地球上最值得唾骂的政权和人类历史上压迫和剥削最重的制度之一的斗争中发挥了他的作用。尤其是因为他为黑人多数人口的的民族解放这一崇高事业而身体力行的自我牺牲，使他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英雄地位。
在他接受叛国罪审判期间，他的声明已经记录下，“如果需要的话”，非种族主义是他愿意为之奋斗至死的一个原则。
他愿意为这事业做出最终牺牲的证明是他个人承担了建立非国大的武装派别——民族之矛（MK），他秘密访问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寻求对（非国大）武装斗争的支持，从而使他被任命为民族之矛（MK）的第一任总指挥官。他坚定地拒绝为换取他个人自由而与种族隔离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妥协，从而选择接受长达27年的监禁。作为一个致力于服务他的人民而坚持原则和正直品质的人物，这些行为提升了他的精神高度。这也与今天那些践踏他所托付的遗产而毫无个人原则又腐败不堪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对比。
目前非国大（ANC）的领导层错误地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失败描绘为非洲大陆最古老的解放运动经过长达百年的长征而或多或少赢得的不可避免的胜利高潮。但是，毫无疑问，就其政治信仰、政治前景和意识形态前景、战略和战术方面而言，非国大（ANC）深受群众爱戴是发生在曼德拉的时代，也就是它百年历史的后五十年，而并非是它的前五十年。
曼德拉改变了非国大（ANC）
作为1940年代新一代的青年领袖，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主要是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和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等人，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震撼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革命激励，从而动摇了非国大领导人此前决定的拯救被压迫者的路线，——旧路线依靠乞求英国女王释放被奴役压迫的黑人，同时表达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承诺向她和大英帝国奉上自己永远的恭顺。
非国大原本是一个将其活动方式自我局限在恳求和请愿上的组织。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获取了对非国大青年联盟的控制权，并采纳了1949年行动纲领，从而第一次将非国大转变为一个致力于通过群众行动实现其目标的组织——其中包括反抗运动、抵制公共汽车（按肤色分区）、抗议通行证法和集体离岗等方式。
此后还通过了《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其中激进的诉求反映了工人阶级群众开始影响到非国大对前景的展望。这与他们因为阶级差别而对前曼德拉时代的非国大领导层充满敌意而保持距离的情况发生了鲜明对比。从此时起直至1994年实现民族解放为止，这使得同样受到白人少数政权奴役的处于阶级对立中的劳动群众和那些中产阶级——即充满野心的黑人资产阶级——能在同一个组织中在相同的纲领下相互承诺一致推翻白人少数统治。当时这（阶级共存）本是没有关系的……直到它变得干系重要的时候。也就是说，到要开始履行《自由宪章》的时候。
下一场选举将发生在种族隔离政策终结20周年之时。历史性的1994年选举标志着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种族压迫的枷锁终被解除，新社会的大门已经打开，在这个新社会中黑人得以扬起头与他们的白人同胞平等地肩并肩站在一起。依靠所有人都将拥有更美好生活的承诺和对他们人数实力的信心，南非多数人口黑人在曼德拉的倡导下慷慨地接纳了少数人口白人。由于曼德拉的领导避免了一场有些人认为将不可避免的种族内战。
由于领导层是那些曾经一心一意坚定领导人民实现自由的人组成，当时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做出的）所有人都将享有更好生活的承诺。通过曼德拉的领导，依据所谓世界上最进步的宪法而建立的新的民主分配体制已经到来。按照曼德拉的说法，在此基础也将浮现一个新的“彩虹之国”，种族压迫和它的同伴——贫困、文盲、疾病和无家可归——将被消灭，而“永不再回来”。在这个新南非，所有人都将在一个“保持多样性的统一”的国度中拥有平等的机遇。
迥然不同的现实
南非已经实现所谓民主制度二十年，但现实中看起来与20世纪90年代初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时的承诺却是截然不同。虽然种族主义的德克勒克政府将政治权力转移给了非国大，而且非国大在选举中也靠多数人的选票保持长期连续执政，但对于绝大多数（南非）人口而言生活几乎没有变化。
对曼德拉的讴歌有一个显著特点，相互冲突的阶级利益似乎在对曼德拉的预先哀悼中已经融汇到统一的整个国家共同的公共集会中。
今天曼德拉传承下来的“国家”并未得到重新改造，和其在种族隔离政权终结前仍然一样，整个社会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社会力量——一边是工人阶级，另一边是资产阶级。南非被称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多达800万人失业，1200万人不得不饿着肚子上床，数以百万计人无法享有良好的教育、医疗和住房。
执政的非国大统治精英与其所取代的前政权一样恶行彰显—— 腐败、无能、贪得无厌的聚敛财富和迷恋权力。更糟糕的是，虽然他们谴责种族隔离政策是反人类的罪行，而新精英的代表们正显示出越来越迷恋采用他们前任类似的统治手法。他们依赖保密法（Secrecy Act）、国家重点利益法（National Key Points Act)与传统法院法案（Traditional Courts Bill）等镇压性法规以确保对权力的控制，并使整个国家依旧处在与种族隔离时代类似的黑暗秘密和镇压之下。
群众曾经被引导相信在民主制度下平等和繁荣的梦想垂手可得，但取而代之是只有极少数人才从中获利。与曾经承诺的平等的“彩虹之国”相去甚远，非国大总书记格维德·曼塔谢(Gwede Mantashe) 已经亲口承认，今天的南非酷似“爱尔兰咖啡”——下面是黑色的，顶部是一层薄薄的白色奶油，然后洒上了些黑色巧克力。
大多数人对曼德拉一生评价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他在非国大领导层中的继任者们和他争吵不休的家人们不仅代表了对曼德拉一切主张的违背，更构成了对他遗产的亵渎。这一评价是否禁得住更为近距离的仔细审查？
资本主义评论家希望我们相信， 南非即使不能成为我们梦想的国度，那么至少曼德拉的继任者们正继续沿着他的脚印前行使南非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但事实却是，恰恰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们对非国大近20年的统治期间的政策至少提出基本疑问。
曼德拉与《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
曼德拉在放弃《自由宪章》和那时一切非国大曾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根本性的决裂是（非国大）1996年通过了《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 Gear）。《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使非国大政府逐步与工人阶级发生公开的冲突——冲突发生在工作场所、各乡镇、村屋聚居营地和高等教育机构等地，并引发了三方联盟的第一次严重内部冲突。曼德拉的统治与他所有继任者之间的区别是风格多于实质。
有点不公平的是，比如姆贝基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撒切尔夫人似的人物，并且个人与《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关系紧密。然而，《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是曼德拉在总统任期内通过的。尽管事实上，姆贝基率先采用了《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他这样做得到了曼德拉（和非国大其他领导层，包括南非共产党）的祝福。
在他1990年得到释放到非国大四年后上台期间，曼德拉的立场从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推动《自由宪章》和重申作国有化政策为非国大政策的根本核心条款到在非国大进入议会之前，宣称私有化——《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战略目标的核心条款——现在成了非国大的基本政策。当初是曼德拉领导非国大获得执政机会，并做出让所有人得以就业的承诺，同样又是曼德拉在议会通过《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后宣布非国大政府“不是一个创造就业机会的职业介绍所”。
在进行这一“心脏移植手术”时，“曼德拉医生”并没有咨询的“病人”。通过《自由宪章》是非国大历史上最为民主进程的高潮，而通过《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则是极端的不民主。《自由宪章》是全国各地各界人民和城乡成千上万的工人将他们的建议写在一张张纸片上然后转发给人民代表大会，在那里将人民的意见汇总而成的。
而《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的制定不仅背着非国大的成员，而且甚至背着非国大内阁的多数成员。它在1996年得以通过并开始实施，而直到1997年，该法案得到大企业的认可后，才作为一个即成事实递交给非国大的集体大会。
正如前民族之矛（MK）的领导人、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情报部长罗尼·卡斯里尔斯（Ronnie Kasrils）证实，由于其诚实而感到震惊的是，非国大在曼德拉的领导下在“建立一个民主南非大会”（CODESA）的谈判中与国内资本和帝国主义妥协而背叛了“穷人中的穷人”。
商业合约与曼德拉
引用斯泰伦博斯大学（Stellenbosch Univrsity）的桑派·泰勒拜伦彻（Sampie Terreblanche）的文章，卡斯里尔斯写道：“……1993年年底推出的大企业战略——是1991年在在矿业巨头哈里·奥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的约翰内斯堡住所中孵化出来的——是南非开发银行长期秘密深夜讨论的结晶。出席会议的人包括南非矿产和能源行业的领导人和在南非有商业利益的美国和英国公司老板们……”
这些“深夜的讨论”发生了什么事？卡斯里尔斯透露：“《自由宪章》所设想的矿山国有化和高度[指令性]经济的被遗弃了。” 卡斯里尔斯介绍了非国大领导层如何在国内资本和帝国主义面前俯首称臣的： “非国大接受了偿付种族隔离时代遗留的巨大债务的责任，……针对超级富豪征收财产税以资助开发项目的计划被搁置了，在种族隔离期间富裕起来的国内和国际公司都被免于任何相关的财务赔偿。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财务预算，这将束缚住任何未来的政府，承担落实自由贸易政策的责任，并取消所有形式的关税保护，接受符合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大公司被允许在国外上市。”
“非国大领导层源于对宪政不再抱有幻想，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议会民主制本身的恼怒，被发现转而开始践踏他们自己的内部民主。
与旧政权宣传相反，非国大领导层尽管接受了南非共产党作为其一部分，但从未感染共产主义的“疾病”。姆贝基的思想面貌曾错误地被描绘为与曼德拉有根本的差异，但其中对工人阶级的回应不过是曼德拉曾在1956年通过的《自由宪章》时和1964年接受叛国罪审判时已经提炼出来的内容。
他不想将《自由宪章》与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他解释说，《自由宪章》“ ……绝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它要求的是再分配，而不是国有化土地，它提出国有化矿山、银行和垄断行业，因为大垄断行业应该只能由一个种族拥有，没有这样的国有化政策，即使政治权力转移了，种族统治仍然会延续下去。
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非国大支持国有化政策从来没有将其视为取消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步，而是利用国家加快发展出一个黑人资产阶级，正如当年南非国民党的做法发展出一个南非白人资产阶级一样。曼德拉在叛国罪审判中解释：“非国大的[国有化]策略与国民党的旧政策是一致的，多年来其党纲中也有将曾经由外资控制的金矿国有化的内容。”
选举前的曼德拉
非国大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一历史时刻，并不是因为它脱离了其自身制定的历史路径，当考虑到它的历史背景、社会性质和历史任务，恰恰因为这是一直领导其发展的路径所致。
非国大在“建设一个民主南非大会”（CODESA）上违背人民大会的授权而屈膝投降，并不是在这一路径上发生偏差。事实上，这是在履行非国大的历史使命。曼德拉在其叛国罪审判的讲话中已经发出了明确信号，在审判中他明确表明非国大领导层甚至准备在一人一票的多数人统治这一基本原则上做出妥协，只要当局同意谈判在某一个固定期限内为黑人提供一定数量的议席，并在今后一个固定阶段内逐步增加黑人的议席。这也反映在，早在1985年他就在并没有得到自己组织授权的情况下，与种族隔离政权的情报机构和大企业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
在“为会谈而进行的会谈”之后与当局更高层级的接触1987年发生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他与当局的成员进行了会谈。在没有征询民族之矛（MK)的干部的情况下，甚至没有征询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曾任民族之矛的军事领导人，是仅次于曼德拉受到南非黑人欢迎的非国大领导人，1993年遭白人极端分子暗杀身亡）的意见，他就放弃了武装斗争。这证明了武装斗争不过是他们迫使当局回到谈判桌上来的一种宣传策略而已。 因此，“建设一个民主南非大会”（CODESA）也就成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了。
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延续了这样一个神话，即所谓谈判协议是改邪归正的南非白人主导的资本主义政权与宽宏大量的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之间相互融合的结果。但是，即使曼德拉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指出，并不是由他或非国大会领导层解放了这个国家，而是劳动群众自己解放了这个国家。
如果帝国主义和南非资本主义体制向种族隔离政权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与非国大进行谈判，这是因为他们明白群众的斗争是他们制度的致命威胁，——包括从1973年纳塔尔（Natal）的罢工到1976年青年反抗，到20世纪80年代在南非民主统一战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建立而刺激的反叛活动，尤其是南非总工会（Cosatu）的工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如果白人少数统治是被一场群众暴动所推翻的，那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会受到威胁。可以相信在与曼德拉进行谈判的幕后是资本们有远见的战略家认识到曼德拉是个可以与他们进行交易的人。曼德拉从来没有考虑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他的问题从来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青睐一个种族而反对另一个。为此统治阶级将永远感谢曼德拉。
非国大领导层从未致力于对南非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其所追求的远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能在其中共存。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正深陷其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的阵痛之中时，这个资本主义政府无法履行人民期望的无能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严重。资本主义危机也反映在非国大自身上。
新工人政党
仿佛是造化弄人，曼德拉自己的生命周期恰与他曾英勇领导的党的生命周期相互对应，历史似乎已经确定了曼德拉的逝世应与非国大的内在崩解不谋而合。
对于执政的非国大精英来说，曼德拉的逝世无疑是值得欢迎的分散注意力的机会，因为他们自己的信誉因为刚刚发布的护民官报告而受到严重打击。因为该报告火上浇油地发现总统祖马的两名部长犯有腐败和管理不善的确凿证明，而此前关于临时报告已有传言总统祖马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纳干达拉（Nkandla）花费2亿兰特公款修建的私人住宅存在贪污问题。
毫无疑问，非国大领导层将利用曼德拉的死亡试图重振该党与已经疏远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如金属工人全国工会定于12月13日至16日召开特别大会，外界普遍预计该次会议将通过一项决议，不再支持非国大2014年的选举，并停止给予非国大的800万兰特的竞选资助。根据一个针对工人代表政治态度的调查显示，南非总工会（Cosatu）中67%的工人代表愿意支持一个值得总工会支持的工人政党。如果金属工人工会的决议获得通过，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不仅在南非总工会内部，并超越其在整个有组织的工人中产生回响，而且几乎可以确定这将导致总工会的分裂并严重打击非国大的选举表现。这就是为何南非总工会亲祖马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工会主席苏多玛·德拉米尼（S’dumo Dlamin）没有浪费任何时间而令人感到讽刺地呼吁为了“曼德拉的缘故”而团结 。
但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同情而获得的任何好处至多也是暂时的。祖马讴歌曼德拉是南非“最伟大的儿子”，但对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民而言目前国家正掌握在“南非最糟糕的儿子”手中。祖马的支持率如此之低以至于，据说他最亲密的顾问一想到非国大最受尊敬的领袖将由其最受唾骂的领导人埋葬，而难以掩盖其蔑视想法。祖马无耻的祖鲁族沙文主义使得当初非国大建立之初反对的部落主义得以复苏，而当初非国大就是以此扫清了道路从而用相对进步的民族主义来反对种族隔离的反动民族主义的国民党的可耻行径。真是有始有终，祖马通过埋葬当代非国大的创始人，也将被埋葬了该党自身当代的化身。
随着他的安葬，非国大作为解放组织的神圣光环余晖也终将消散。曼德拉的死亡很可能将加速非国大衰弱的过程。围绕在他的周围非国大仍然能够凝聚在一起，享有他的荣耀带来的光辉。随着工人与社会主义党（Workers and Socialist Party)现在得到全国交通运动（National Transport Movement）的支持，——也就意味着超过5万工人从南非总工会下属的腐败南非运输和联合工人工会（South Africa Transport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中分裂出来——，这成为一盏指路明灯指示着为紧急建立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纲领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治替代选择的道路已经得以开辟。
因此，当资产阶级在哀悼其“建立一个民主南非的大会”即将崩溃之时，工人阶级已经从镇压马里卡纳大罢工的枪声中惊醒过来——他们长久以来一直相信属于自己的政党原来在事实上竟然是老板们的朋党。在现实中发生的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首领的换班而已，种族主义白人政府被黑人多数人口通过民选产生的“非种族主义”政府所替换。
工人与社会主义党的成立代表了历史性的一步：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和政治独立得以重申，并得以从非国大和三方联盟近二十年的思想囚笼中解放出来。虽然自1994年以来工人阶级一直被引入歧途，但如今南非迈向社会主义的征途得以重新启程。
资本家和他们的代言人有理由因为曼德拉的逝世而深感担忧。即使其中有些是猫哭老鼠，但关键是他给南非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得以苟沿残喘的新租约。自他的非国大上台到现在已近二十年。这二十年一直暴露着资本主义的残忍——贫困、失业和不平等，他的非国大的领导们称之为三重挑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你根本无法消除它们。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才能消灭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对于今天的工人和青年而言，最好就是追随曼德拉的例证——进行无私和坚决的斗争——还要学习，在斗争中学习到我们决不允许在与阶级敌人的斗争中进行妥协，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群众的背叛，因为资本主义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认识到，工人阶级应该只能依靠其独立的政治领导层、组织和计划，从而改造社会使其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和穷人的利益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南非和社会主义世界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