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地領導非國大（ANC）贏得了政權，但鬥爭最終悲劇性的終結
魏玆曼·漢密爾頓（Weizmann Hamilton）和泰姆桑奇·杜姆玆維尼（Thamsanqa Dumezweni），民主社會主義運動（DSM – 工國委CWI南非支部）
民主社會主義運動（DSM）謹向曼德拉的家人和南非及國際上所有哀悼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逝世的人致以慰問。曼德拉是在過去幾十年中為結束種族隔離和爭取民主而鬥爭和犧牲的成千上百萬人的象徵。對這一英勇鬥爭的希望和期待曾被寄托在曼德拉身上，在鬥爭中強大的黑人工人階級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我們認可他在挫敗歷史上最為可恨的壓迫和剝削制度之一中所發揮的作用。
2013年12月5日（周四）曼德拉的逝世使半年前開始的預先哀悼告一段落，當時他被送往醫院治療復發性肺部感染。他的肺部疾病源於他為反對種族隔離進行鬥爭而遭到27年監禁的第一階段，當時他在羅本島的石灰採石場服苦役染上了結核病。對於許多人來說，他的死亡被視為值得歡迎的解脫之舉，因為這使曼德拉免於忍受漫長的痛苦。此前他躺在約翰內斯堡的霍頓區（Houghton）的家中時已經完全奄奄一息而喪失了感知能力。諷刺的是，人們普遍相信，非國大（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領導層之所以想讓他維持苟延殘喘的狀態，只是為了讓他能拖到2014年死去從而在當年選舉中獲取最大的效益。
誠信與承諾
作為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一樣偉大的歷史上人物，曼德拉是一位名副其實受到全球崇敬的政治家。他在挫敗地球上最值得唾罵的政權和人類歷史上壓迫和剝削最重的制度之一的鬥爭中發揮了他的作用。尤其是因為他為黑人多數人口的的民族解放這一崇高事業而身體力行的自我犧牲，使他獲得了舉世公認的英雄地位。
在他接受叛國罪審判期間，他的聲明已經記錄下，「如果需要的話」，非種族主義是他願意為之奮鬥至死的一個原則。
他願意為這事業做出最終犧牲的證明是他個人承擔了建立非國大的武裝派別——民族之矛（MK），他秘密訪問像阿爾及利亞這樣的國家尋求對（非國大）武裝鬥爭的支持，從而使他被任命為民族之矛（MK）的第一任總指揮官。他堅定地拒絕為換取他個人自由而與種族隔離政權進行任何形式的妥協，從而選擇接受長達27年的監禁。作為一個致力於服務他的人民而堅持原則和正直品質的人物，這些行為提升了他的精神高度。這也與今天那些踐踏他所托付的遺產而毫無個人原則又腐敗不堪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鮮明對比。
目前非國大（ANC）的領導層錯誤地將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失敗描繪為非洲大陸最古老的解放運動經過長達百年的長徵而或多或少贏得的不可避免的勝利高潮。但是，毫無疑問，就其政治信仰、政治前景和意識形態前景、戰略和戰術方面而言，非國大（ANC）深受群眾愛戴是發生在曼德拉的時代，也就是它百年歷史的後五十年，而並非是它的前五十年。
曼德拉改變了非國大（ANC）
作為1940年代新一代的青年領袖，曼德拉和他的戰友們，主要是沃爾特·西蘇魯（Walter Sisulu）和奧利弗·坦博（Oliver Tambo）等人，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震撼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革命激勵，從而動搖了非國大領導人此前決定的拯救被壓迫者的路線，——舊路線依靠乞求英國女王釋放被奴役壓迫的黑人，同時表達作為大英帝國的子民，承諾向她和大英帝國奉上自己永遠的恭順。
非國大原本是一個將其活動方式自我局限在懇求和請願上的組織。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們獲取了對非國大青年聯盟的控制權，並採納了1949年行動綱領，從而第一次將非國大轉變為一個致力於通過群眾行動實現其目標的組織——其中包括反抗運動、抵制公共汽車（按膚色分區）、抗議通行證法和集體離崗等方式。
此後還通過了《自由憲章》（Freedom Charter），其中激進的訴求反映了工人階級群眾開始影響到非國大對前景的展望。這與他們因為階級差別而對前曼德拉時代的非國大領導層充滿敵意而保持距離的情況發生了鮮明對比。從此時起直至1994年實現民族解放為止，這使得同樣受到白人少數政權奴役的處於階級對立中的勞動群眾和那些中產階級——即充滿野心的黑人資產階級——能在同一個組織中在相同的綱領下相互承諾一致推翻白人少數統治。當時這（階級共存）本是沒有關係的……直到它變得關係重要的時候。也就是說，到要開始履行《自由憲章》的時候。
下一場選舉將發生在種族隔離政策終結20周年之時。歷史性的1994年選舉標誌着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種族壓迫的枷鎖終被解除，新社會的大門已經打開，在這個新社會中黑人得以揚起頭與他們的白人同胞平等地肩並肩站在一起。依靠所有人都將擁有更美好生活的承諾和對他們人數實力的信心，南非多數人口黑人在曼德拉的倡導下慷慨地接納了少數人口白人。由於曼德拉的領導避免了一場有些人認為將不可避免的種族內戰。
由於領導層是那些曾經一心一意堅定領導人民實現自由的人組成，當時沒有理由懷疑（他們做出的）所有人都將享有更好生活的承諾。通過曼德拉的領導，依據所謂世界上最進步的憲法而建立的新的民主分配體制已經到來。按照曼德拉的說法，在此基礎也將浮現一個新的「彩虹之國」，種族壓迫和它的同伴——貧困、文盲、疾病和無家可歸——將被消滅，而「永不再回來」。在這個新南非，所有人都將在一個「保持多樣性的統一」的國度中擁有平等的機遇。
迥然不同的現實
南非已經實現所謂民主制度二十年，但現實中看起來與20世紀90年代初談判達成政治解決方案時的承諾卻是截然不同。雖然種族主義的德克勒克政府將政治權力轉移給了非國大，而且非國大在選舉中也靠多數人的選票保持長期連續執政，但對於絕大多數（南非）人口而言生活幾乎沒有變化。
對曼德拉的謳歌有一個顯著特點，相互衝突的階級利益似乎在對曼德拉的預先哀悼中已經融匯到統一的整個國家共同的公共集會中。
今天曼德拉傳承下來的「國家」並未得到重新改造，和其在種族隔離政權終結前仍然一樣，整個社會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社會力量——一邊是工人階級，另一邊是資產階級。南非被稱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多達800萬人失業，1200萬人不得不餓着肚子上床，數以百萬計人無法享有良好的教育、醫療和住房。
執政的非國大統治精英與其所取代的前政權一樣惡行彰顯—— 腐敗、無能、貪得無厭的聚斂財富和迷戀權力。更糟糕的是，雖然他們譴責種族隔離政策是反人類的罪行，而新精英的代表們正顯示出越來越迷戀採用他們前任類似的統治手法。他們依賴保密法（Secrecy Act）、國家重點利益法（National Key Points Act）與傳統法院法案（Traditional Courts Bill）等鎮壓性法規以確保對權力的控制，並使整個國家依舊處在與種族隔離時代類似的黑暗秘密和鎮壓之下。
群眾曾經被引導相信在民主制度下平等和繁榮的夢想垂手可得，但取而代之是只有極少數人才從中獲利。與曾經承諾的平等的「彩虹之國」相去甚遠，非國大總書記格維德·曼塔謝(Gwede Mantashe) 已經親口承認，今天的南非酷似「愛爾蘭咖啡」——下面是黑色的，頂部是一層薄薄的白色奶油，然後灑上了些黑色巧克力。
大多數人對曼德拉一生評價的一個共同主題是，他在非國大領導層中的繼任者們和他爭吵不休的家人們不僅代表了對曼德拉一切主張的違背，更搆成了對他遺產的褻瀆。這一評價是否禁得住更為近距離的仔細審查？
資本主義評論家希望我們相信，南非即使不能成為我們夢想的國度，那麼至少曼德拉的繼任者們正繼續沿着他的腳印前行使南非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但事實卻是，恰恰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使我們對非國大近20年的統治期間的政策至少提出基本疑問。
曼德拉與《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
曼德拉在放棄《自由憲章》和那時一切非國大曾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政策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根本性的決裂是（非國大）1996年通過了《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 Gear）。《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使非國大政府逐步與工人階級發生公開的衝突——衝突發生在工作場所、各鄉鎮、村屋聚居營地和高等教育機搆等地，並引發了三方聯盟的第一次嚴重內部衝突。曼德拉的統治與他所有繼任者之間的區別是風格多於實質。
有點不公平的是，比如姆貝基曾自豪地宣稱自己是撒切爾夫人似的人物，並且個人與《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關係緊密。然而，《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是曼德拉在總統任期內通過的。盡管事實上，姆貝基率先採用了《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他這樣做得到了曼德拉（和非國大其他領導層，包括南非共產黨）的祝福。
在他1990年得到釋放到非國大四年後上台期間，曼德拉的立場從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推動《自由憲章》和重申作國有化政策為非國大政策的根本核心條款到在非國大進入議會之前，宣稱私有化——《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戰略目標的核心條款——現在成了非國大的基本政策。當初是曼德拉領導非國大獲得執政機會，並做出讓所有人得以就業的承諾，同樣又是曼德拉在議會通過《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後宣布非國大政府「不是一個創造就業機會的職業介紹所」。
在進行這一「心臟移植手術」時，「曼德拉醫生」並沒有咨詢的「病人」。通過《自由憲章》是非國大歷史上最為民主進程的高潮，而通過《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則是極端的不民主。《自由憲章》是全國各地各界人民和城鄉成千上萬的工人將他們的建議寫在一張張紙片上然後轉發給人民代表大會，在那里將人民的意見匯總而成的。
而《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的制定不僅背着非國大的成員，而且甚至背着非國大內閣的多數成員。它在1996年得以通過並開始實施，而直到1997年，該法案得到大企業的認可後，才作為一個即成事實遞交給非國大的集體大會。
正如前民族之矛（MK）的領導人、南非共產黨中央委員和情報部長羅尼·卡斯里爾斯（Ronnie Kasrils）證實，由於其誠實而感到震驚的是，非國大在曼德拉的領導下在「建立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的談判中與國內資本和帝國主義妥協而背叛了「窮人中的窮人」。
商業合約與曼德拉
引用斯泰倫博斯大學（Stellenbosch Univrsity）的桑派·泰勒拜倫徹（Sampie Terreblanche）的文章，卡斯里爾斯寫道：「……1993年年底推出的大企業戰略——是1991年在在礦業巨頭哈里·奧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的約翰內斯堡住所中孵化出來的——是南非開發銀行長期秘密深夜討論的結晶。出席會議的人包括南非礦產和能源行業的領導人和在南非有商業利益的美國和英國公司老板們……」
這些「深夜的討論」發生了什麼事？卡斯里爾斯透露：「《自由憲章》所設想的礦山國有化和高度[指令性]經濟的被遺棄了。」 卡斯里爾斯介紹了非國大領導層如何在國內資本和帝國主義面前俯首稱臣的： 「非國大接受了償付種族隔離時代遺留的巨大債務的責任，……針對超級富豪徵收財產稅以資助開發項目的計劃被擱置了，在種族隔離期間富裕起來的國內和國際公司都被免於任何相關的財務賠償。提出了極為苛刻的財務預算，這將束縛住任何未來的政府，承擔落實自由貿易政策的責任，並取消所有形式的關稅保護，接受符合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大公司被允許在國外上市。」
「非國大領導層源於對憲政不再抱有幻想，以及不斷增長的對議會民主制本身的惱怒，被發現轉而開始踐踏他們自己的內部民主。
與舊政權宣傳相反，非國大領導層盡管接受了南非共產黨作為其一部分，但從未感染共產主義的「疾病」。姆貝基的思想面貌曾錯誤地被描繪為與曼德拉有根本的差異，但其中對工人階級的回應不過是曼德拉曾在1956年通過的《自由憲章》時和1964年接受叛國罪審判時已經提煉出來的內容。
他不想將《自由憲章》與社會主義混淆起來。他解釋說，《自由憲章》「 ……絕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藍圖。它要求的是再分配，而不是國有化土地，它提出國有化礦山、銀行和壟斷行業，因為大壟斷行業應該只能由一個種族擁有，沒有這樣的國有化政策，即使政治權力轉移了，種族統治仍然會延續下去。
正如我們之前指出的，非國大支持國有化政策從來沒有將其視為取消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步，而是利用國家加快發展出一個黑人資產階級，正如當年南非國民黨的做法發展出一個南非白人資產階級一樣。曼德拉在叛國罪審判中解釋：「非國大的[國有化]策略與國民黨的舊政策是一致的，多年來其黨綱中也有將曾經由外資控制的金礦國有化的內容。」
選舉前的曼德拉
非國大發現自己正處在這一歷史時刻，並不是因為它脫離了其自身制定的歷史路徑，當考慮到它的歷史背景、社會性質和歷史任務，恰恰因為這是一直領導其發展的路徑所致。
非國大在「建設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上違背人民大會的授權而屈膝投降，並不是在這一路徑上發生偏差。事實上，這是在履行非國大的歷史使命。曼德拉在其叛國罪審判的講話中已經發出了明確信號，在審判中他明確表明非國大領導層甚至准備在一人一票的多數人統治這一基本原則上做出妥協，只要當局同意談判在某一個固定期限內為黑人提供一定數量的議席，並在今後一個固定階段內逐步增加黑人的議席。這也反映在，早在1985年他就在並沒有得到自己組織授權的情況下，與種族隔離政權的情報機搆和大企業的代表進行秘密談判。
在「為會談而進行的會談」之後與當局更高層級的接觸1987年發生在塞內加爾的達喀爾。他與當局的成員進行了會談。在沒有徵詢民族之矛（MK)的干部的情況下，甚至沒有徵詢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曾任民族之矛的軍事領導人，是僅次於曼德拉受到南非黑人歡迎的非國大領導人，1993年遭白人極端分子暗殺身亡）的意見，他就放棄了武裝鬥爭。這證明了武裝鬥爭不過是他們迫使當局回到談判桌上來的一種宣傳策略而已。 因此，「建設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也就成了合乎邏輯的結果了。
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延續了這樣一個神話，即所謂談判協議是改邪歸正的南非白人主導的資本主義政權與寬宏大量的曼德拉為首的非國大之間相互融合的結果。但是，即使曼德拉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指出，並不是由他或非國大會領導層解放了這個國家，而是勞動群眾自己解放了這個國家。
如果帝國主義和南非資本主義體制向種族隔離政權施加壓力要求他們與非國大進行談判，這是因為他們明白群眾的鬥爭是他們制度的致命威脅，——包括從1973年納塔爾（Natal）的罷工到1976年青年反抗，到20世紀80年代在南非民主統一戰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建立而刺激的反叛活動，尤其是南非總工會（Cosatu）的工人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如果白人少數統治是被一場群眾暴動所推翻的，那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會受到威脅。可以相信在與曼德拉進行談判的幕後是資本們有遠見的戰略家認識到曼德拉是個可以與他們進行交易的人。曼德拉從來沒有考慮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他的問題從來不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是資本主義制度青睞一個種族而反對另一個。為此統治階級將永遠感謝曼德拉。
非國大領導層從未致力於對南非社會進行徹底改造。其所追求的遠不是推翻資本主義，而是能在其中共存。在現在資本主義制度正深陷其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的陣痛之中時，這個資本主義政府無法履行人民期望的無能已經表現得越來越嚴重。資本主義危機也反映在非國大自身上。
新工人政黨
仿佛是造化弄人，曼德拉自己的生命周期恰與他曾英勇領導的黨的生命周期相互對應，歷史似乎已經確定了曼德拉的逝世應與非國大的內在崩解不謀而合。
對於執政的非國大精英來說，曼德拉的逝世無疑是值得歡迎的分散注意力的機會，因為他們自己的信譽因為剛剛發布的護民官報告而受到嚴重打擊。因為該報告火上澆油地發現總統祖馬的兩名部長犯有腐敗和管理不善的確鑿證明，而此前關於臨時報告已有傳言總統祖馬在夸祖魯‧納塔爾省的納干達拉（Nkandla）花費2億蘭特公款修建的私人住宅存在貪污問題。
毫無疑問，非國大領導層將利用曼德拉的死亡試圖重振該黨與已經疏遠的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如金屬工人全國工會定於12月13日至16日召開特別大會，外界普遍預計該次會議將通過一項決議，不再支持非國大2014年的選舉，並停止給予非國大的800萬蘭特的競選資助。根據一個針對工人代表政治態度的調查顯示，南非總工會（Cosatu）中67%的工人代表願意支持一個值得總工會支持的工人政黨。如果金屬工人工會的決議獲得通過，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不僅在南非總工會內部，並超越其在整個有組織的工人中產生回響，而且幾乎可以確定這將導致總工會的分裂並嚴重打擊非國大的選舉表現。這就是為何南非總工會親祖馬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人工會主席蘇多瑪·德拉米尼（S’dumo Dlamin）沒有浪費任何時間而令人感到諷刺地呼吁為了「曼德拉的緣故」而團結 。
但是，依靠人民群眾的同情而獲得的任何好處至多也是暫時的。祖馬謳歌曼德拉是南非「最偉大的兒子」，但對這個國家的許多人民而言目前國家正掌握在「南非最糟糕的兒子」手中。祖馬的支持率如此之低以至於，據說他最親密的顧問一想到非國大最受尊敬的領袖將由其最受唾罵的領導人埋葬，而難以掩蓋其蔑視想法。祖馬無恥的祖魯族沙文主義使得當初非國大建立之初反對的部落主義得以復蘇，而當初非國大就是以此掃清了道路從而用相對進步的民族主義來反對種族隔離的反動民族主義的國民黨的可恥行徑。真是有始有終，祖馬通過埋葬當代非國大的創始人，也將被埋葬了該黨自身當代的化身。
隨着他的安葬，非國大作為解放組織的神聖光環余暉也終將消散。曼德拉的死亡很可能將加速非國大衰弱的過程。圍繞在他的周圍非國大仍然能夠凝聚在一起，享有他的榮耀帶來的光輝。隨着工人與社會主義黨（Workers and Socialist Party)現在得到全國交通運動（National Transport Movement）的支持，——也就意味着超過5萬工人從南非總工會下屬的腐敗南非運輸和聯合工人工會（South Africa Transport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中分裂出來——，這成為一盞指路明燈指示着為緊急建立一個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治替代選擇的道路已經得以開辟。
因此，當資產階級在哀悼其「建立一個民主南非的大會」即將崩潰之時，工人階級已經從鎮壓馬里卡納大罷工的槍聲中驚醒過來——他們長久以來一直相信屬於自己的政黨原來在事實上竟然是老板們的朋黨。在現實中發生的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首領的換班而已，種族主義白人政府被黑人多數人口通過民選產生的「非種族主義」政府所替換。
工人與社會主義黨的成立代表了歷史性的一步：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和政治獨立得以重申，並得以從非國大和三方聯盟近二十年的思想囚籠中解放出來。雖然自1994年以來工人階級一直被引入歧途，但如今南非邁向社會主義的徵途得以重新啟程。
資本家和他們的代言人有理由因為曼德拉的逝世而深感擔憂。即使其中有些是貓哭老鼠，但關鍵是他給南非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得以苟沿殘喘的新租約。自他的非國大上台到現在已近二十年。這二十年一直暴露着資本主義的殘忍——貧困、失業和不平等，他的非國大的領導們稱之為三重挑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你根本無法消除它們。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才能消滅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對於今天的工人和青年而言，最好就是追隨曼德拉的例證——進行無私和堅決的鬥爭——還要學習，在鬥爭中學習到我們決不允許在與階級敵人的鬥爭中進行妥協，因為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群眾的背叛，因為資本主義無法滿足他們的願望。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認識到，工人階級應該只能依靠其獨立的政治領導層、組織和計劃，從而改造社會使其滿足其自身的利益和窮人的利益了，為建設社會主義南非和社會主義世界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