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镇压群众抗争反映警察需要民主控制
邓美晶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
警察工会的问题在近日被社会广泛讨论。三月份反服贸占领立法院运动期间，年仅45岁的苗栗县警员柯雄飞因加班执勤而过劳死亡。这引发社会争论，争议警察「过劳」的问题，一些社运组织及学生认为警察应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组织者的立场应该是什么？
太阳花运动中警察的角色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两个矛盾的意见。一方面，由于警察暴力镇压和平的学生与民众，更广泛地被认为过度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去驱离示威者，故意阻吓民众参与反抗运动。警察被政府和统治菁英作为政治工具，去镇压示威者，而且镇压手法越来越强硬，这令群众对警察失去信任。
同时，前线警员被要求不断加班以致某些过劳死事件的发生，也令社会上产生了对他们的同情。底层的警员在前线工作受着极大压力，面对着日益增加的群众示威和反政府运动，警员必定被上级要求加班，在超长工时下当值。
台湾工时长过劳死严重警察也不例外
警察过劳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反服贸运动，而是一个长久的制度性问题。在太阳花运动执勤的警员柯雄飞，曾工作长达34小时，期后数天曾在派出所执勤12小时后，再2度北上支援，因身体不适回家休息，期后中风不治；曾在2013年过劳死的一名警员王琮郁，平均每日工作15小时，在死亡前1个月至少加班100个小时，死亡前1天虽为休假，却仍被长官要求回去受训上课，否则将以规避训练记小过1支；去年一名女警曾向记者表示，长达半年都无法请假，否则就被记申诫，而且差不多每天要24小时待命。
亚洲地区的极端超长工时问题已不是新鲜的事，台湾工人去年平均的全年工时便高居全球第三，仅次于新加坡和香港，过劳死的事件频频发生。在2011-2013年三年半内，台湾有111名劳工过劳死，制造业、运输仓储业和保全业最多。 2011年官方统计指出，平均每7.6天就有1人过劳死，比前一年成长3.4倍，超过3成企业违反劳基法。
警察过劳死政府借此抹黑示威
台湾的警察工时长和过劳死现象，是整体社会过劳现象的其中一部份，如果工人被资本家违法剥削，那么警察就是被其「老板」即政府要求超时加班。在2012年期间，就有半年平均每月一例的警察过劳死事件现生。曾有警眷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政府正视员警过劳问题；也有警察眷属组成了「中华民国警察警声会」，支持警察组织工会。
警察出现过劳死，但警政署长却是第一时间出来反对警察组织工会的人，可见国家的本质，只需要由上而下，命令下层或前线警员执行任务，而一点也不重视底层警员的性命。而且警察在过劳死后，统治者更将事件扭曲为「群众运动是警察过劳死的元凶」。
国民党曾经动员游行，利用警察过劳问题来攻击反服贸的占领运动。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李新也曾发起「反反服贸」游行，声称「警眷因为加班而长期见不到家人」，呼吁运动解散。
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警员柯雄飞去世后表示：「希望抗争活动早日落幕，不要再因社会纷乱，造成员警沉重负担」，企图利用事件抹黑群众运动。事实上，正是国家统治者剥削警员，调配警力去暴力镇压群众的命令，正是江揆下的！
巴西、德国警察及其工会
一些社运团体及学生支持警察组织工会，网路上也有一些群组成立，其中一篇文章《警察工会与「警察保护示威者」的童话故事》被广泛传阅。文章作者认为，在3月30日于德国法兰克福「声援凯道示威」中，警察在「保护示威者」。该文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德国的警察有了「独立于政府」的工会。
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描述。在德国的确存在警察工会，在1950年已成立，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对示威者变得「客气」。事实上，德国警察经常对示威者使用武力，并打伤许多示威民众，不论是在「法兰克福占领行动（Blockupy Frankfurt）」或是「斯图加特21（S21）」运动中也是。
工国委（CWI）德国支部成员，也是科隆的市议员Claus Ludwig表示：「德国警察在过去三十年也变得越来越军事化。他们尝试避免被媒体拍到示威者被打至血淋淋的照片，所以改变战术，利用大规模逮捕、利用『围堵』（Kettling）、胡椒喷雾和水炮车等镇压群众。尤其在反法西斯的游行中，警察对左翼示威者的暴力更为严重。」
在德国有两个警察工会。一个较小的是「DPolG- Polizeigwerkschaft」，属于较保守的「公务员联盟」，可以说是一个右翼的民粹抗议团体而非一个工会。另一个较大的是「Gewerkschaft der Polizei（GdP）」属于「德国工会联盟」，它参与公共服务中整体的工资谈判，提出警员和行政员工的诉求。在这个层面上，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会。警员们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待遇，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批评过警察的角色以及其政治功能。工会要求「更好的装备」和更镇压性的法律，要求给予警察更多权力来「保护警员」。这工会为挑衅性的警察行为辩护，而且在游行发生暴力冲突时，往往斥责左翼示威者。
在1980年代，一些团体曾批评警察GdP工会的领导层，也提出反对国家镇压，他们主要是工会内的年轻派系。那些活跃分子其后受到骚扰，最后被踢走。在今天再没有任何内部批评警察工会的声音。
一些左翼认为「任何警察都不应参与工会」，并要求GdP警察工会应被「德国工会联盟」踢走。工国委（CWI）反对这种宗派主义的极左立场。但我们对警察工会持批判的态度。工国委（CWI）德国支部的同志支持警察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德国警察并不容许罢工），警察工会的存在可以令镇压机器更易分裂和两极化。但正如德国警察工会的经验反映，单是警察工会本身并不能保证群众的反抗运动不被镇压。
巴西第三大城市萨尔瓦多（Salvador）近月发生了军备警察的短暂罢工，而其他某几个州份的民事警察也在讨论罢工。在巴西，警察被禁止拥有任何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只有一些相关的警察组织。有时候他们像现在地非法进行罢工。这些组织在政治上并不激进。
巴西的警察非常腐败，也经常被民众指责滥杀无辜，巴西警察是全球其中杀人最多的警察。英国《独立报》曾在09年报道，巴西第五大城市累西腓平均每日都有12宗谋杀案发生，当地人指当中其实有不少是警察所为，杀死被视为社会问题的街童。社工德梅特里奥指，死者往往是一贫如洗的黑人或青年儿童，因家太穷或逃避家庭暴力才露宿街头，「这些年来有六百名街童被杀，其中六成就是被小组除掉。」。这些少年在街上行乞﹑偷窃﹑抢劫和卖淫，有警察认为他们是社会问题，私下组成行刑小组将这些少年赶尽杀绝。当地警察承认，警队确实存在行刑小组，市内最少1/3的谋杀案都是他们做的。
工国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会主义－革命」（LSR）的同志主张警察应该去军事化，也支持警察的工会和罢工权利，并且与工人运动连系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由社区民主地控制。
警察去军事化由社区民主控制
工国委（CWI）认为，警察应该有组织工会、罢工和游行的权利，并且隶属于工会联盟，连结至广泛的工人运动。底层的警员应该由下而上地组织工会，民主地选举警察工会代表，不应该由上而下地由上层的警官操控。
警察工会的问题不能纯粹是一个「劳工」议题，不单单是工时、工资和工作待遇的问题，在社会上同时需要建立起一种压力，去教育群众关于警察的镇压性角色，例如在罢工中作出武力镇压、在群众运动中拘捕民众等，而且在今日的资本主义危机深化之际，社会动荡和反抗示威必定再度爆发，这些镇压将会加剧。
社会主义者必须指出的问题，是警察担当越来越多政治角色。国家就是垄断的暴力，而警察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作为国家的镇压机器，其任务包括镇压工人运动和群众反抗运动，为了保护资产阶级当权者的地位、利益和财产。这就是为什么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对警察的民主控制权，在每个城市，通过民选的委员，在警察不同事务上进行讨论和决策，即使是高级任命、资源调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员会都有权决策。
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会的权利，这是作为基本的民主权利之一，但正如德国的例子证明，即使警察组织了工会，也不能反抗由国家统治者所下达的命令（镇压群众运动），更重要的，是警察需要由社会民主地控制。工人运动需要警告资本家如何使用国家机器，包括警察、军队、法院、秘密警察和监听系统等等，目的是打压工人、社会运动分子，尤其是打压群众抗争。当我们积极地支持警察组织一个真正民主工会的权利，鼓励其底层和前线警员为自己的工作权利抗争时，工国委（CWI）同时认为警察需要由人民民主地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