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以组建警察工会为第一步

国家镇压群众抗争反映警察需要民主控制

邓美晶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

警察工会的问题在近日被社会广泛讨论。三月份反服贸占领立法院运动期间,年仅45岁的苗栗县警员柯雄飞因加班执勤而过劳死亡。这引发社会争论,争议警察「过劳」的问题,一些社运组织及学生认为警察应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组织者的立场应该是什么?
太阳花运动中警察的角色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两个矛盾的意见。一方面,由于警察暴力镇压和平的学生与民众,更广泛地被认为过度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去驱离示威者,故意阻吓民众参与反抗运动。警察被政府和统治菁英作为政治工具,去镇压示威者,而且镇压手法越来越强硬,这令群众对警察失去信任。

同时,前线警员被要求不断加班以致某些过劳死事件的发生,也令社会上产生了对他们的同情。底层的警员在前线工作受着极大压力,面对着日益增加的群众示威和反政府运动,警员必定被上级要求加班,在超长工时下当值。

台湾警察工时极长,同样出现过劳死的情况。
台湾警察工时极长,同样出现过劳死的情况。

台湾工时长过劳死严重警察也不例外

警察过劳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反服贸运动,而是一个长久的制度性问题。在太阳花运动执勤的警员柯雄飞,曾工作长达34小时,期后数天曾在派出所执勤12小时后,再2度北上支援,因身体不适回家休息,期后中风不治;曾在2013年过劳死的一名警员王琮郁,平均每​​日工作15小时,在死亡前1个月至少加班100个小时,死亡前1天虽为休假,却仍被长官要求回去受训上课,否则将以规避训练记小过1支;去年一名女警曾向记者表示,长达半年都无法请假,否则就被记申诫,而且差不多每天要24小时待命。

亚洲地区的极端超长工时问题已不是新鲜的事,台湾工人去年平均的全年工时便高居全球第三,仅次于新加坡和香港,过劳死的事件频频发生。在2011-2013年三年半内,台湾有111名劳工过劳死,制造业、运输仓储业和保全业最多。 2011年官方统计指出,平均每7.6天就有1人过劳死,比前一年成长3.4倍,超过3成企业违反劳基法。

警察过劳死政府借此抹黑示威

台湾的警察工时长和过劳死现象,是整体社会过劳现象的其中一部份,如果工人被资本家违法剥削,那么警察就是被其「老板」即政府要求超时加班。在2012年期间,就有半年平均每月一例的警察过劳死事件现生。曾有警眷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政府正视员警过劳问题;也有警察眷属组成了「中华民国警察警声会」,支持警察组织工会。

警察出现过劳死,但警政署长却是第一时间出来反对警察组织工会的人,可见国家的本质,只需要由上而下,命令下层或前线警员执行任务,而一点也不重视底层警员的性命。而且警察在过劳死后,统治者更将事件扭曲为「群众运动是警察过劳死的元凶」。

国民党曾经动员游行,利用警察过劳问题来攻击反服贸的占领运动。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李新也曾发起「反反服贸」游行,声称「警眷因为加班而长期见不到家人」,呼吁运动解散。

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警员柯雄飞去世后表示:「希望抗争活动早日落幕,不要再因社会纷乱,造成员警沉重负担」,企图利用事件抹黑群众运动。事实上,正是国家统治者剥削警员,调配警力去暴力镇压群众的命令,正是江揆下的!

巴西、德国警察及其工会

一些社运团体及学生支持警察组织工会,网路上也有一些群组成立,其中一篇文章《警察工会与「警察保护示威者」的童话故事》被广泛传阅。文章作者认为,在3月30日于德国法兰克福「声援凯道示威」中,警察在「保护示威者」。该文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德国的警察有了「独立于政府」的工会。

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描述。在德国的确存在警察工会,在1950年已成立,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对示威者变得「客气」。事实上,德国警察经常对示威者使用武力,并打伤许多示威民众,不论是在「法兰克福占领行动(Blockupy Frankfurt)」或是「斯图加特21(S21)」运动中也是。
工国委(CWI)德国支部成员,也是科隆的市议员Claus Ludwig表示:「德国警察在过去三十年也变得越来越军事化。他们尝试避免被媒体拍到示威者被打至血淋淋的照片,所以改变战术,利用大规模逮捕、利用『围堵』(Kettling)、胡椒喷雾和水炮车等镇压群众。尤其在反法西斯的游行中,警察对左翼示威者的暴力更为严重。」

在德国有两个警察工会。一个较小的是「DPolG- Polizeigwerkschaft」,属于较保守的「公务员联盟」,可以说是一个右翼的民粹抗议团体而非一个工会。另一个较大的是「Gewerkschaft der Polizei(GdP)」属于「德国工会联盟」,它参与公共服务中整体的工资谈判,提出警员和行政员工的诉求。在这个层面上,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会。警员们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待遇,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批评过警察的角色以及其政治功能。工会要求「更好的装备」和更镇压性的法律,要求给予警察更多权力来「保护警员」。这工会为挑衅性的警察行为辩护,而且在游行发生暴力冲突时,往往斥责左翼示威者。

在1980年代,一些团体曾批评警察GdP工会的领导层,也提出反对国家镇压,他们主要是工会内的年轻派系。那些活跃分子其后受到骚扰,最后被踢走。在今天再没有任何内部批评警察工会的声音。

一些左翼认为「任何警察都不应参与工会」,并要求GdP警察工会应被「德国工会联盟」踢走。工国委(CWI)反对这种宗派主义的极左立场。但我们对警察工会持批判的态度。工国委(CWI)德国支部的同志支持警察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德国警察并不容许罢工),警察工会的存在可以令镇压机器更易分裂和两极化。但正如德国警察工会的经验反映,单是警察工会本身并不能保证群众的反抗运动不被镇压。

巴西第三大城市萨尔瓦多(Salvador)近月发生了军备警察的短暂罢工,而其他某几个州份的民事警察也在讨论罢工。在巴西,警察被禁止拥有任何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只有一些相关的警察组织。有时候他们像现在地非法进行罢工。这些组织在政治上并不激进。

巴西的警察非常腐败,也经常被民众指责滥杀无辜,巴西警察是全球其中杀人最多的警察。英国《独立报》曾在09年报道,巴西第五大城市累西腓平均每日都有12宗谋杀案发生,当地人指当中其实有不少是警察所为,杀死被视为社会问题的街童。社工德梅特里奥指,死者往往是一贫如洗的黑人或青年儿童,因家太穷或逃避家庭暴力才露宿街头,「这些年来有六百名街童被杀,其中六成就是被小组除掉。」。这些少年在街上行乞﹑偷窃﹑抢劫和卖淫,有警察认为他们是社会问题,私下组成行刑小组将这些少年赶尽杀绝。当地警察承认,警队确实存在行刑小组,市内最少1/3的谋杀案都是他们做的。

工国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会主义-革命」(LSR)的同志主张警察应该去军事化,也支持警察的工会和罢工权利,并且与工人运动连系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由社区民主地控制。

警察去军事化由社区民主控制

工国委(CWI)认为,警察应该有组织工会、罢工和游行的权利,并且隶属于工会联盟,连结至广泛的工人运动。底层的警员应该由下而上地组织工会,民主地选举警察工会代表,不应该由上而下地由上层的警官操控。

警察工会的问题不能纯粹是一个「劳工」议题,不单单是工时、工资和工作待遇的问题,在社会上同时需要建立起一种压力,去教育群众关于警察的镇压性角色,例如在罢工中作出武力镇压、在群众运动中拘捕民众等,而且在今日的资本主义危机深化之际,社会动荡和反抗示威必定再度爆发,这些镇压将会加剧。

社会主义者必须指出的问题,是警察担当越来越多政治角色。国家就是垄断的暴力,而警察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作为国家的镇压机器,其任务包括镇压工人运动和群众反抗运动,为了保护资产阶级当权者的地位、利益和财产。这就是为什么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对警察的民主控制权,在每个城市,通过民选的委员,在警察不同事务上进行讨论和决策,即使是高级任命、资源调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员会都有权决策。

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会的权利,这是作为基本的民主权利之一,但正如德国的例子证明,即使警察组织了工会,也不能反抗由国家统治者所下达的命令(镇压群众运动),更重要的,是警察需要由社会民主地控制。工人运动需要警告资本家如何使用国家机器,包括警察、军队、法院、秘密警察和监听系统等等,目的是打压工人、社会运动分子,尤其是打压群众抗争。当我们积极地支持警察组织一个真正民主工会的权利,鼓励其底层和前线警员为自己的工作权利抗争时,工国委(CWI)同时认为警察需要由人民民主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