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迹象显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终将爆破，证明中国政府乐观的GDP数据是虚假的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7月16日，中国政府宣布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5%，令全球金融市场集体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一数字（北京经常伪造GDP数据，令其声名狼藉）并不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稳定下来」。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说，这是「纸面上的复苏」（2014年7月16日）。正如布拉德舍的报道所指出的，「独立的全国企业调查表明，各行业的销售量和信心仍在恶化。」
统计数字由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的7.4%有所提升，主要是借助另一轮「微刺激」来实现的。就像去年类似的措施一样，本轮刺激也是由总理李克强及其经济团队暗中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官方上走「不再刺激！」的路线。李克强的最新举措包括，在公共住房和铁路建设上的额外支出，六月份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2%，以及用一系列减税和放宽信贷政策（降低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来催谷小企业的发展。
债务水平激升
但是急速累积的债务限制了政府刺激的规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2011年底，中国债务总额是GDP的166.6%，今年第一季度上升至202.1%，第二季度达到206.3%。过去五年内，中国债务增加的速度超过了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的东南亚和2000年代的美国——所有这些都曾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在日本，债务占GDP比重从1984年到1989年上升了大约45%。而中国只用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差不多的「壮举」。
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危机期，可能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大爆发。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于加强国家安全、进一步压制任何有组织表达异见的措施，等同于在进入惊涛骇浪前「封上舱门」。中共独裁者面对着一个「三难抉择」：解除债务炸弹（去杠杆化）会带来扼杀投资和增长的危险；任由房地产泡沫爆炸会引发银行危机；约束开支过多的地方政府，但它们又是大部分投资的来源。中央政府向地方施压，要求就最近的「微刺激」加快基建支出，但这与它去杠杆化的努力相矛盾，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这令资产阶级评论员投诉，政府拖延在去年三中全会所承诺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同样，他们慨叹承诺过的增加消费支出、降低投资占GDP比率（去年创下54%的新纪录）的「经济再平衡」没有发生。与过去一样，对北京来说达到再平衡是说易难行的。即使是最轻微的投资减慢都可以转化为更痛苦的经济放缓，而这会激起与房产相关的经济危机。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形容中国为「单车经济」，即如果减速太多就会倒下。
楼市低迷
今年7月，《CNN》财经频道进行了一项调查，10位经济学家中有8个说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来自日本野村银行（Nomura）的另一篇报道警告说：「这不再是个『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房地产市场调整会有『多剧烈』的问题。」
今年第一季度，最大的四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新住房销售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0%。在全国范围内，本季度新住房开供工量下降了25%，销售量下降7.7%。在中国最大的27个城市中，21个城市的住房库存无法在12个月内消化掉。 9个城市的积压住房要两年多才能卖完。
因为价格高昂而无法买房的大多数人乐于看到市场的不景气。以上海为例，房价在过去7年内已经猛涨了273%。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人民日报》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83%的人认为政府不应该通过放松2011年实施的冷却措施来「拯救房地产市场」。 《金融时报》（2014年5月12日）报道，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中国三分之一的住宅房产。香港金融集团里昂证券（CLSA）的另一篇报道指，中国53%的住房交易是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有一个住的地方。这些房产大多都空置着，等着卖出最高价。
腐败的中共官员在住房市场中非常活跃。在相当多的案例中，他们坐拥百余套住房，以此处理自己的非法财产。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也因抑制了官员对房地产的胃口，而对市场低迷起了作用。习近平的行动超过了以往的反腐规模，反映出国内的严重危机与激烈权斗。
在2008年中国政府希望抵挡全球危机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中，一场世上前所未见的建筑狂潮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一如既往的，中国的经济数据中包含着一些令人惊愕的数字。 「从2011年到2012年，在短短两年内，中国生产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中生产的还要多。」《金融时报》的贾米尔‧安德里尼（Jamil Anderlini）如此报道（2014年5月13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所说，去年全世界新建造的住宅楼有一半在中国。据估计，过去5到6年全国共建造了2亿间住房，比美国总住房量（1.3亿间）的1.5倍还多。
此等规模的建设远超过市场「需求」，它并不是由近14亿中国人的需要决定的，而是由伴随着过去30年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严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所决定的。低工资和福利保障不存在仍是大多数人所面对的现实。即便是中产阶级也越来越难承担今天的房价。
资产阶级评论员和中国的多头投资者（投资者对股市看好，预计股价将会看涨，于是趁低价时买进股票，待股票上涨至某一价位时再卖出，以获取差额收益）不去理会大规模住房供应过剩的证据，包括不计其数的「鬼城」，声称「这不是泡沫」。他们说因为数千万人正在涌入城市，很快就会填满那些空荡荡的住宅区。这一论调是185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同等低劣的口号的现代版。他们梦想着：「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把他的衬衣下摆加长4英吋，那么兰开夏郡（Lancashire）纺织厂的好生意就会延续几代人。」
事实上，中国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已经达到顶峰。据野村银行所说，中国每年从农村来的新移民数量已经从2010年的1250万减到630万。野村银行预计，到2016年会出现城市人口的净外流。更重要的一点是，买房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每年不到百分之一。
中国的建设热潮，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的大规模刺激时代，是由极端的金融投机驱动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贪腐官员、国有银行及其影子金融分支密谋抬高土地价格、大规模增加信贷，并为GDP数据「涂脂抹粉」。这为少数精英带来巨额财富，同时让大多数人承受着经济困境。 《南华早报》（2014年2月26日）报道，在全世界10大房地产亿万富翁中有7个是中国人。
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膨胀的房地产价值激起前所未有的银行贷款浪潮。但现在这股浪潮却可能令金融体系瘫痪。旅居中国的经济学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指出，「在中国经济中，房地产本质上是承保所有信贷的资产」。
全球信贷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30万亿美元，中国占了一半。据摩根大通（JPMorgan）所说，自2010年以来，光是影子银行就从2.4万亿美元激增至7.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4%。这些数字远超过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
日本化？
这些现象与差不多25年前的日本惊人地相似，它阻碍了日本经济的辉煌崛起，并使之经受了20年的停滞。在日本，正如在今天的中国，大约80%的贷款直接或间接地捆绑在房地产行业。 1989年，房地产价格开始暴跌，拖累了日本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的海啸席卷而来（债务人无力偿还贷款）。在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债务集中于这样一种集合体：地方政府及其投资工具、开支过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旨在绕过政府控制的影子银行，甚至是非金融国有企业。
将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较，在今天的经济讨论中很常见，这并不奇怪。万科集团（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副总裁毛大庆的一份发言稿泄漏出来，它清楚地说明了政府发言人想要隐瞒的惨淡现实：
他说：「1990年，东京的土地总价值相当于美国GDP的63.3%，而香港在1997年达到66.3%。现在，北京的土地总价值是美国GDP的61.6%，这是一个危险的水平。 」（《电讯报》，2014年5月2日）
「总的来说，我相信中国已经到达了建设新住宅项目的容量上限……我没有看到任何房价上涨的可能性，尤其在拥有大量房屋库存的城市，除非政府再推出几万亿（的刺激）。就中等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而言，北京和上海已经被列为世界最昂贵的城市。」
这位业内高层人士的坦白无疑说明了，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并且正在走向极限。尽管不能肯定地预测爆发时间，但很明显这一情况不可能长久，而不长久的东西终将在某一时刻结束。正如在日本和较近期的美国，资产泡沫破裂引发价格下跌的连锁反应，即通货紧缩，这会严重恶化今天的债务问题。
至少在形式上控制着国有银行系统的中国独裁者，已经开始采取措施竭力避免金融危机。银行系统内的不良贷款正被瞒报或少报。在一个几乎完全控制媒体的专制体制内，为避免坏消息引发市场恐慌，被隐瞒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政府正准备，在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最终爆发时，再一次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并像15年前那样建立所谓的「坏帐银行」。那些无法偿还的债务会像有毒废物一样被埋进坏帐银行。于是，这像魔术似的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银行资产负债表又恢复了健康。然后，银行在政府注钱之下重新集资。然而，这一次操作的规模会大得多，而且中央政府希望各省市自己建立「坏帐银行」，而不是进行国家援助，这样就可以由地方进行纾困工作，从而避免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上一轮银行救助（1999-2000年）花费了中国40%的GDP。这些钱被用来「清理」四大银行，准备让它们在中国和海外上市。但是被转入四家「坏帐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的坏帐至今仍然存在。以更大的规模重复这一花招不会那么容易。
从今年年初开始，政府试图选择性地处理首次的违约，包括企业违约，以及经由影子银行卖出的高度投机性「证券」的违约。这是试图约束更加鲁莽的投机行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政府选择允许救助和避免违约，因为他们多么害怕，即便某些隐蔽的影子金融产品的破产，也会引发更广泛的系统性危机。李克强将中国银行业改革比作「拆地雷」不是没有原因的。
楼市低迷已经开始令投资减少（GDP的主要驱动力），拖累经济增长。它也加剧了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的经济困境，因为它们依靠卖地获得很大一部分收入——2013年平均为39%。在某些省份，尤其是楼市泡沫极其严重的省份，形势更为严峻。在浙江省，土地出让收入差不多是地方政府直接债务的70%。天津也不会比它少很多。
全球附带影响
瑞银集团（UBS）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对《金融时报》说：「中国房地产业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部门」。这说明了高风险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根据官方数据，去年房地产为中国的GDP贡献了16%，而美国在其楼市泡沫顶峰时为8.9%（2006年）。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研究认为，2013年房地产市场占中国GDP的23%。
中国的建设热潮从全世界吸收资源，制造了全球商品价格的「超循环」——从化石燃料到铁矿石和木材——提升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GDP增长率。因此这场热潮的终结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来说将是个坏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