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决定公布后，戴耀廷表示“战略目标应该结束”，令民运活动者困惑
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人大决定为香港普选框“落闸”，将特首选举的筛选门槛提到极高，准备强推假普选。这决定打破了与大陆政府谈判妥协的幻想，激起了全港民众抗争的决心。香港正陷入动荡不安的时期，大规模群众反抗可以一触即发，而政府亦磨拳擦掌准备加强镇压。受压迫群众与统治阶级的对立愈趋激烈。
“香港人的思维都很现实”
现时群众情绪正进入全面抗争的状态，愈来愈多人问“几时占中”，只欠坚决有力的领导去带领运动。可是，9月2日戴耀廷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占中的战略目标“到目前为止已经失败”，又表示对占中运动的支持也正在减少，“我们的人数不会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多”，更指不会再期望这一运动能改变人大决定的“政治现实”。这番言论引起人们对占中计划的怀疑，不少民运活动者对此深感震惊。
资产阶级媒体抓住了戴耀廷这番言论，政府及反占中阵营亦将之加以利用。翌日《南华早报》以“Is this goodbye to Occupy Central?”为头版大标题，《商报》亦有一篇“戴耀廷认衰 占中战略失败势趋弱”。
学生准备9月22日发动罢课，抗争分子酝酿10月1日占中，甚至社会开始讨论罢工、罢市。据今天报章引述戴耀廷所讲的言论将对整场运动带来负面影响，肯定无助抗争者动员群众并将行动升级。
戴耀廷认为“对占中运动的支持也正在减少，因为香港人的思维都很现实”。这一结论低估了人大决定公布后的民愤，也低估了普选框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况且，如果人大决定落闸后对占中的支持就会减少，为何当初不顺应社义行动及其他很多团体的倡议，早点发动占中呢？
更深层次的问题
及后，和平占中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与戴耀廷对《彭博》发表的言论保持距离。陈健民指，戴耀廷的悲观论调不能准确反映占中行动的主流情绪。“但也有许多立场温和的民众发来电邮，他们对人大决议感到愤怒，说如今更有决心要参加占中。”现在，占中领袖受尽群众的压力，虽然有可能会于10月1日发起占领中环，但是戴耀廷的言论可见占中领导层欠缺决心及战斗性的战略。他指现在运动的目标是达到“公民觉醒”而不是“战略性”之争，这表示他与其他占中领袖想可能将占中收窄为短期的象征性示威，而未能掌握今天香港的群众情绪。今天对民主的渴求一早“觉醒”已久，很多人正在寻求改变的方法和行动。
然而，戴耀廷的言论反映出占中三子及温和泛民的一些更深远的路线问题。占中领袖一直都视公民抗民为威胁手段，而非认真的实际行动，天真以为只要高喊“占中”就会令大陆政府妥协，并视之为与中共博奕的“谈判筹码”。戴耀廷及部分温和泛民过往曾经讲过希望不需要占中就有民主，因此被批评为不切实际。正如戴耀廷表示：“我们过去的计划是，以（占中）行动为威胁创造压力。”
温和泛民及戴耀廷低估了对抗中共所需要的斗争力量，而北京的强硬立场令他们为之震惊。
占中领导层不断拖延，希望能与中共对话，错失了很多良机，令支持者（特别是年轻人）愈来愈失望沮丧。占中运动欠缺准备，让中共从中取得优势，因而恃势凌人强硬落闸。当然，即使泛民领袖欠缺斗争意志，但北京落闸后仍可以激起全港的民情反弹。
人大决定公布后令群情汹涌，如果占中领导层坚决果断地发动占中或其他抗命运动，很有机会可以亡羊补牢。但是和平占中在这几天却继续拖延，只会发动“一波又一波”的集会。
民主架构
占中领导层的犹豫不决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民主运动内部欠缺民主架构，例如占中“三子”就是由由资产阶级媒体钦点出来，但掌握了整场运动中政治和策略等重要问题的决策权。和平占中虽然以“商议式民主”之名举办多次占中商讨日，但参与者的意见从来不能反映在领导层的决策，尤其是发动时间与运动性质等关键的策略问题。
所谓商讨沦为民主花瓶。戴耀廷没有经过任何集体商议，就向公众表达“占中失败”这一重要的看法，对目前如箭在弦的运动有相当大的破坏。
在香港内外的各场斗争里，我们多次见过这种不受群众监督的领导由于受到建制当局的压力，在关键时往往作出错误的决定。在2012年反国民教育的运动中也遇过同一问题。当时梁振英答应“搁置国民教育方案”后，反国教大联盟突然在一夜间宣布解散12万人的占领政总行动，事前从来没有与参与者共同商讨，特别是激起了年青示威者的极度不满。此外，大联盟一直与更激进的诉求保持距离（例如要求梁振英下台），脱离群众的抗争情绪。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现时迫切需要召开一场大会，召集所有反对人大决定的组织和人士，当然包括和平占中，但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垄断运动，而是要民主方式决定抗争运动的下一步，并为群众斗争的行动升级制定战略，决定哪种形式的公民抗命，并将之建立起来。整场运动需要由下而上组织起来，从而制定出战斗性的策略，不能单靠自我钦点的团体或个人去控制整场运动，而要由下而上民主决策，才能打倒不民主的假普选，挑战中共的一党专政及资本主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