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人员与病患者愤恨难平，唯有抗争
丽芬 社会主义行动
“我对医院、医学会、法院的处理手法感到非常愤怒！”病人A（化名）对中国大陆的医疗体制感到愤愤不平。
几年前，病人A 于上海某一国家医院进行了一个微创手术，以治疗痛症。可是自始以后，恶梦便一直缠扰在他的生命。他的四肢曾经瘫痪长达几年，每天躺在床上注射大量的抗生素保命。这宗医疗事故，几乎令病人A 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和工作能力。手术后身体的痛楚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严重，发现身体更出现严重的细菌感染，病人A说:“我差点连命也保不了！”
后来他找区级医学会进行医学鉴定报告，发现手术出现不同程度的违规操作，如一次性的手术器具被多次使用、手术前的判断不足等。而这份由区级医学会亦只判断他的伤势等同在伤残等级中最低等的第10级。
病人A感到，这完全不能反映出他身体所受的伤害程度，所以他向巿级医学会投诉。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巿级医学会和医院伙同一起拒绝跟据法律程序以法医陪同鉴定，及后更联同法院一起互推责任。病人A被拖了几个月后，最后终于批准作多一次医学鉴定，可是在这几个月的苦等期间，却原来是让医学会把握充足时间与鉴定专家“打好关系”。
在 鉴定过程中，那些专家们明显在互相包庇，更捏造是当事人没有回去医院就诊所以引发细菌感染。病人A意气阑珊地说：“我亲身感受到当中的黑暗。”心有不甘的病人A 在其后几年里不断写信至不同部门投诉都不得要领。也曾尝试以法律手段反对巿级医学会的鉴定报告，可是法庭仍然视受害者的诉求为无物。
病人A的遭遇，揭露出中国医疗体制的千疮百孔，司法、医院、医学会等互相包庇勾结的腐败。医疗质数参差、守则缺乏监管、滥收费用、意外事故频繁、而医疗官司费用昂贵往往令穷人却步。穷乡僻壤的村落医疗落后，病人为了求医都走入大城巿，可是病人权益却乏善足陈。根据中国官方数字，保守估计中国每年死于医疗事故的人高达20万人。中国的户藉制更是牢牢地缚绑着农民对医疗的需求。
医疗病例与暴力
今年4月，徐州一名男子不满治疗效果和收费，持刀捅死了医生。在中国，医院里出现病人袭击医生的事件时有听闻。根据中国医院协会的数据，内地医院平均每年发生27宗患者攻击医护人员的事件。在2012年，就有七名医生因医患纠纷被杀，28名医生受伤。协会更指有78%的会员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医。医生与病人产生出敌意和不信任，这是制度造成的恶果。即使医生愿意悬壶济世，也逃不过医院管理层的压力，被迫榨取病人的金钱。去年11月，在浙江省温岭市，因为主治医师王云杰被病人持刀刺身，激起1,000名医务人员罢工，要求改革医疗制度。
公共资源的削减
这一趋势源自公共资源被削减，令医院工作量提升，导致医院医生出现错误变得频繁，城乡的巨大差距令农村病人走向城巿求医，但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却无法承受更高的医疗开支。医护人员的工资偏低导致他们向外寻找兼职帮补家计。所以医院的待处理病例堆积如山，服务质素下降。加上医院收费过高及收取药物处方回扣等有违职业操守的腐败行为，令情况雪上加霜。随着中国大陆更多的巿场化，越来越多的医院、药厂走入巿场，令医疗变成谋利的工具和商品，拉高医疗的费用，成为有钱人才能享用到的“基本需要”服务。
中国政府没有解决方案
最近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表明鼓励允许民办（私营）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并竭力打击医院暴力事件。
但是，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这是鼓励民间自己兴办医疗机构，免去作为政府应付担起的医疗责任，并且可以大量节省公帑，而最后更是优惠医保企业，作为榨取劳 动人民金钱的手法。而打击医院的暴力，造成医院十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情景。显然，这并不是针对整个医疗体制的腐败和巿场化造成的严重供需分野，反而是针对 绝望的医疗受害者作出严厉的打压，只会激起更大矛盾。
如何改革？
今天中国富裕得多，但大众医疗体制却比上世纪60-70年代更为倒退。病人A的惨案只是冰山一角，若制度不改变，更多受害人会出现。
患者应建立自己的协会以捍卫他们的权利，与医务工作者组织协同工作；而医务人员大规模斗争已变成趋势，运动需要迫使政府大幅增加医疗开支，包括提高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薪金。
药品价格应由选举产生的医务者和消费者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决定，以确保价格反映真正的研发开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充斥着超额利润、浪费的品牌营销，以及给予官员的贿赂。唯有将医院和药剂厂全部收归全民所有，置于医务人员与病患者的民主控制之下，才能终结医药行业的经济讹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