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恐吓舆论经不起考验
抵抗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
官媒声称香港的占领运动是西方势力背后策划，以分裂国家，阻止中国经济增长。这论调在习近平的民族主义宣传中占重要，透迥指控运动是外国势力策划，并会破坏社会稳定，以遏制在中国对民主的呼声。
中共“颜色革命”的陈腔滥调被众多事实否定。首先，社会主义者及很多左翼分子都积极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军事侵略，我们这群人在现阶段是运动中的少数，但也非常活跃于民主斗争。例如，社会主义行动有份举办声援斯诺登游行、声援加沙（反对以色列国家恐怖行动）、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及叙利亚的战争。我们同时反对中美政府两方是没矛盾的，因为两国政府都代表着商家钜富的利益，压迫大多数的人民。
第二，中共选择性地利用“美国威胁”去迎合自己的舆论宣传，是虚伪的做法。事实上，中国的统治菁英与美国资本主义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伙伴关系。的确，随着中国崛起而蚕食美国在世界多处的利益，两国关系变得愈来愈不稳定。但从经济来说，两国关系仍是全球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庞大、最重要的关系，迫使两国政府面对纷争时要小心处理。
两国经济是由庞大贸易及金融关系紧密连系，同时中国持有庞大的美债。美国最大的企业都是中国的主要投资者，例如通用汽车、百胜（肯德基）、波音和苹果，他们在中国售卖的货品比美国更多。但今年也可见到一个历史上的转折，就是中资在美国的投资超越了美资在中国的投资。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的股票，总共集资250亿美元，令主席马云一夜变成中国首富，也令另外10名阿里巴巴董事变成百万富翁。
这种盈利关系解释了中美政府想淡化香港的示威事件，确保不会影响生意。正如据报道前国务卿希拉里说：“就人权问题批评你的庄家是不好的。”这正正是美国驻港领事在9月28日警察投射催泪弹后的回应，美领事发表声明指美国“不会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有立场”。
基于同样原因，中国指控“美国干预内政”和“颜色革命”时，通常透过《环球时报》等更强硬的官媒，但有时也会出自其母报章《人民日报》，但很少直接出自中共领导高层的口中。这些喉舌报的作就是令人觉得政府发言人的言论相对“合理”。
与美国“新保守派”友好
有些泛民领头人物与美国右翼政客有连系，是事实来的。最近，前港督彭定康在主权移交前为《苹果日报》的黎智英安排居英权（彭定康拒绝了10万港人申请居英权）。据报道，黎智英与美国新保守派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是好友。沃尔福威茨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策划者，也是因为他令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冒起。
黎智英的政治顾问Mark Simon是共和党香港支部的领头人物，也曾为乔治布殊助选。另一外美国“新保守派”爱伦（Ellen Bork）与李柱铭是好友。中国媒体大肆报导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旳角色。NED是一个美国政府资助的右翼智库，资助不同的非政府组织，2012年在香港用了75.5万美元，2013年用了69.5万美元。
对于香港泛民与美国不民主的资本主义代表有连系，社会主义者并不感惊讶。雨伞革命并不是因为这些领袖而爆发的，而是因为冲破了这些领袖阻碍而爆发！从此可见泛民的政治矛盾，他们对民主的愿景是建基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因此主张妥协及逐步改革，但这路线经历了30年的考验都无功而还。中共独裁者在全世界的企业都有一班有权有势的好友。这批人与香港的商家一样，认为民主对中国是坏事。
泛民领袖及其美国好友害怕，斗争的群众不会停留于要求民主，而要求更进一步的社会变革，这将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从雨伞革命可见这一点，而泛民之前并无预计或希望运动会发生。
泛民领袖的美国好友不但没有煽动颜色革命，反而不鼓励群众示威。美国领事在今次事件采取中立，而有传沃尔福威茨在七一前与黎智英在游艇聚会时，要求他不要发动占中。不论这是否属实，占中的确被推迟了。
这立场与美国对港政策是绝对吻合的。在2010年，当五名立法会议员辞职发起“五区公投”时，《苹果日报》并不支持五区公投，反而支持泛民妥协派。温和泛民后来与中共密室谈判，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其中有份参与密室谈判的就是今天的“占中三子”之一陈健民。
美国“重返亚洲”？
亲中共的阴谋论者以美国“重返亚洲”作为例子，指控香港的民主运动（可参考“多数中国人预料对日开战”）为“外国势力阴谋”，包括一些国际前斯大林派左翼也如是。虽然奥巴马政府无疑想在亚洲建设军事及经济联盟，包围中国以阻止其经济影响力增加，但这不代表他们想就香港问题与北京立即冲突。如果认为美国资本家阶级主张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希望可以围堵中国， 但仍然希望与目前独裁的中共政权打交道，因为中共也主张稳定的盈利环境，而不想由未知的势力取代中共。
特别现时伊拉克及叙利亚处于尖锐危机，伊斯兰国控制了两国约三分之一的土地，而美国发起的空袭未来阻止其得势，白宫希望避免与中方进一步对峙而造成后顾之虑，而不想进一步刺激中俄正在萌芽的联盟。正如《华尔街日报》于9月29日指出：“美国政府正面对多处的地缘政治问题，预计因此会小心处理与北京的外交。”
同样，英国更加如是，右翼政府深陷危机，希望可以安抚北京，避免就香港问题发生纠纷。英国国会决定派员到香港调查，其实只是无意义的姿态，但大陆官媒就此事大肆攻击。但今年6月李克强到访英国时，总理卡梅伦就有相当关注一点：要确保价值2200亿港元的中国投资合约，包括能源、铁路和银行。伦敦已经向中方代表保证，不会再发表“人权讲话”，卡梅伦也不会再如2012年时般与达赖喇嘛会面。当时北京要求英国道歉，而英国也跪低了。
在今年夏季，陈方安生及李柱铭到访英国，希望争取英国资本家政客的支持，但以失败告终。最令人注目的是，卡梅伦拒绝与他们会面。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卡梅伦保持缄密，并将香港问题交由副首相克莱格处理。克莱格是自民党党魁，将于下届选举受到重创。因此他们用尽任何机会争取曝光，但他对香港的民主斗争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泛民认为民主斗争需要寻求外国政府或商家领袖的协助，社会主义者彻底反对这一立场。香港群众需要赢争取境外盟友的支持，但对象应是其他地方的工人和年轻人，尤其是中国，因为反中共的关键地方就是中国。香港本土派团体举港英旗争取民主，是自讨苦吃的，英国政府及资本家阶级并不是示威的得益者，因为他们正忙于与北京做商业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