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和资本家害怕革命、反对革命
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按现代历法是三月），延续数世纪之久的俄国沙皇制度轰然倒塌。工人阶级，主要是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在英勇女工的鼓舞下行动起来，造就了这场革命。国际工人阶级的红旗是二月革命的标志，它曾被沙皇禁止，但此时又突然出现在俄国首都的大街小巷。
这一事实本身就正确地说明了反抗沙皇的革命是由哪一个政治力量完成的。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外国“民主政府”，而是受社会主义影响的俄国工人阶级，并引领着其他受压迫阶层。但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们——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努力掩盖这一的事实，竭力用谎言把功劳据为己有，从而诋毁推翻资本主义并带领工人阶级夺权的十月革命。
尽管俄国资产阶级，包括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Kadet），事实上拚命想阻止革命、挽救垂死的沙皇政权，可是超出其控制的事件进程却把他们推进了权力中心。一个支持基础极度不稳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了。理解为什么二月会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对于理解整个俄国革命以及随后一个世纪里的其他革命运动非常重要。
俄国资本主义成功——尽管是暂时地——“骑劫”了他们在当中毫无功劳的二月革命。这是因为俄国工人阶级乃至它的政治先锋队都没有做好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后者当时正从地下活动、大规模逮捕、流放以及在一战头几年里主宰俄国的民族主义毒害中挣脱出来。工人阶级打败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一个政权，但还没完全了解自己的力量——我们在其他革命里也见过这种现象。1917年的革命熔炉每个月都爆发出新的危机和剧变，在这里俄国工人、士兵和贫苦农民学得很快。
革命的成功依赖于一个关键因素：一个马克思主义群众政党的存在，也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改名为共产党）。这让工人阶级得以迅速校正自己的政治方向，完全抛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持，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周围，从而在农村群众和其他被压迫阶层的支持下夺取政权。由此做好准备之后，十月革命完成了二月的“未竟事业”，并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工人民主政府。正如这场革命的领导人所强调的，这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并受到全球工人与被压迫民族的热烈拥护。
妇女指引道路
彼得格勒女工迸发出二月革命的第一粒火花。自1911年以来，国际妇女节（俄历2月23日，也就是公历3月8日）已经成为俄国工人阶级集会和抗议的日子。1917年，通货膨胀严重，食物短缺普遍，战争以及投机商囤积居奇加剧了问题，使那一年的纪念活动富有爆炸性。这让我们想起近年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剧变，它们一开始都被资产阶级评论人士嗤为“面包暴动”。
女性占彼得格勒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战争期间她们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自1905年革命以来，女工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烟草和纺织等雇佣大量女工的行业发生了数次重大的罢工。布尔什维克党相当重视组织女工，并从1913年开始出版一份妇女报纸（直到被战时审查法取缔）。一名秘密警察在二月份非常准确地报告说：
“这些母亲被漫长的等候队伍折磨得筋疲力尽，看着半饥半饱的生病的孩子让她们倍感痛苦，她们大概比米留科夫和罗季切夫诸位先生[立宪民主党领导人]跟革命亲近得多，当然她们也危险得多。”
《罗曼诺夫王朝覆灭》 马克‧斯坦伯格（Mark Steinberg）及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Vladimir Khrustalev）著
一场运动从社会下层爆发了。2月23日，几千名纺织女工走出工厂发起罢工，并且把她们的男同志也号召了出来。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连布尔什维克分子都大吃一惊。“打倒战争！打倒高物价！打倒饥饿！给工人面包！”——一位布尔什维克工人回忆说，他当时听见街上的妇女们喊著这些口号走向他所在的工厂。在这天结束之前，大约9万人加入了罢工，第二天人数又翻了一倍。
而且，社会主义分子的主动介入——其中许多人属于布尔什维克党或是其外围——加强了运动的政治怒火，反对沙皇专制的口号、有意识地扩大罢工、拉拢士兵的计划超过了对面包的诉求。到25日时，彼得格勒几乎所有工厂以及许多商店和服务机构都关闭了。学生、白领工人和教师也走上街头，加入工人的队伍。
第二天，当局发动镇压，逮捕了大量工人活动分子，并命令军队向示威者开火。“这是一场流氓运动”，沙后亚历山德拉（Alexandra）在给她丈夫的信里写道：“小伙子和姑娘们到处乱跑，大嚷着他们没有面包……然后工人就阻止其他人上工。”次日冲突和子弹仍在继续，但是军队被同一种普遍的社会压力撕裂了，内部的紧张情绪激起了哗变。第一批叛变军官起义的部队引起骨牌效应。27日入夜前，整个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共15万人——站在沙皇和革命之间的唯一力量——已经土崩瓦解。等到28日早上，政府显然已是穷途末路。3月1日，沙皇逊位。
三年来的可怕战争已经为底层士兵的激进化打下基础。1917年初，每月逃兵多达34,000人。俄国的死亡总人数达380万，居于各交战国之首。尽管二月革命也并非没有流血，但死者只有1,443人，和战场屠杀相比微不足道。（十月革命的死亡人数还要少得多，因为那时工人阶级准备充分得多）。
沙皇的统治
沙皇制度依靠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军队统治著这个大帝国。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因为统治期间多次屠杀，特别是1905革命后为恢复控制权而发动猛烈镇压，而被称作“血腥的尼古拉斯”。据德国历史学家希尔德迈尔（Manfred Hildermeier）所说，仅1905年10月至1906年4月就有48,000人遇害。
沙皇家族都是宗教狂热分子和骨子里的反犹分子，犹太居民惨遭骇人听闻的集体迫害。尼古拉斯二世相信1905年革命就是由“犹太教的掌舵和毁灭之手”指挥的。他相信自己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就是死于这样的犹太阴谋。后来丘吉尔以及希特勒的纳粹也鼓吹类似的“理论”，认为是犹太人造成了俄国革命。实际上，沙皇的种族主义民兵──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就是纳粹党和其他法西斯政党的原型。
沙皇和俄国国教东正教有着紧密联系，其中沙皇是其头领，而后者则代表那种深厚的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东正教会认为“西方议会制”不适合俄国，并声称只有沙皇专制能够保护俄国免于革命和毁灭。这是统治集团天生的看法。沙后有一句名言：“俄国人喜欢受鞭打的感觉——这是他们的本性——施以慈爱之后要用铁腕来惩罚和指引。”在她眼里，黑色百人团的暴徒们是“健康的、思想健全的”俄国人的代表。
自由主义的危机
沙皇的强硬统治蔑视改革和让步，导致俄国自由派发生了信仰危机，因为其整个政治存在都基于相信这个制度可以渐进改革而不必革命。但是，俄国资产阶级不打算推翻沙皇制度，他们只是想在本国工人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竞争者面前获得沙皇赐予的安全和特权。沙皇政府的利益和虚弱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利益由此结合在了一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解释了这个过程，而且比他的任何同代人乃至列宁说得更加清楚，他卓越地预见到将来推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阶级力量关系。因此，与资本家利益扣连在一起的自由派代表开始进入政治妥协的过程，不断垂下他们的目光，并沦为注定被沙皇政府抛弃的谏臣。在俄国，如托洛茨基所说，1905年革命是一个关键转折点：
“自由派正当这个时候，即革命暴露出不仅要震撼沙皇制度，而且还要摧毁它的时候，它们就示威式的退出了革命。”
托洛茨基 《俄国革命史》
一想到一旦专制牢笼被打破，主宰局势的将是工人阶级而不是他们自己，俄国自由派就无力挑战沙皇制度和它的镇压机器。在二月革命里，他们被吓得瘫倒在地。他们绝对想不到几天之后自己就要组建政府，并发表关于“保卫革命”的演说。一个杜马（俄国伪议会）代表如此描述二月革命前夜的气氛：“代表们像瘦弱的苍蝇一样来回踱步。没有人还相信什么。每个人都失去了信心。每个人都感到而且知道自己的无力。情势令人绝望。”[斯坦伯格和赫鲁斯塔廖夫]
这揭穿了今天反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谎言，这些人谎称领导二月革命的是他们的理论前辈，同时贬低受社会主义鼓舞的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推翻这种历史歪曲的不是别人，正是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
“我们不想要这场革命。我们尤其不希望它在战争时期到来。而且我们曾拚命地阻止它发生。”
勒布朗 《列宁与革命党》
资本主义的“另类事实”
右翼历史学家掩盖俄国革命的真实经验，为的不仅是过去，还有未来。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正确地感觉到新一轮革命剧变就要来临，而且最担心工人和青年会再造一场以俄国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运动。特朗普主义崛起，8个超级富豪的财产与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相当，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全球的可怕危机。
亲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将二月革命描述成一场“好”革命，它在俄国建立了民主制，但被十月的“坏”革命破坏推翻。前里根总统顾问派普斯（Richard Pipes），写过几本关于俄国革命的著作，就是这类人的典型。在去年的一次访谈中，派普斯说他计划庆祝二月革命百周年但完全无视十月革命。
历史学家费吉斯（Orlando Figes）用同样的口气说二月革命是“真正的革命”，而十月革命是一场“政变”。这些“专家”想隐瞒这样一个事实：这两场革命都是工人阶级完成的，它们实际上是同一场革命的不同阶段。
为了妖魔化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费吉斯夸大了二月政权的民主成就：“在1917年春季，临时政府以惊人的速度推行了一系列非凡的改革。俄国一夜之间真正变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列宁语）。人民被赋予了集会、出版和言论自由。对宗教、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法律限制被取消了。成人普选制实现了。”[www.orlandofiges.info]
列宁确实说过：“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列宁《四月提纲》），不过他在这里说的是革命成果，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他也警告说：“这个政府在革命词句的掩护下，任命旧制度的拥护者担任国家要职”。
俄国工人阶级非常明白，它刚赢得的民主权利是通过斗争而不是议会辩论实现的。这些自由是夺来的，不是政府“赋予”的。是工人组织——尤其是苏维埃——的力量阻止了临时政府与沙皇政权残余势力联手夺回这些成果（他们将愈发努力尝试这样做，八月份科尔尼洛夫将军图谋发动右翼政变就是例子）。
政府命令释放政治犯不过是为既成事实盖上橡皮图章，工人和士兵已经自己强行打开了牢房。至于政府承诺的普选权，还不过是一纸空文。政府承诺组建立宪会议，但不断推迟选举，用这种拉布策略应付群众的土地改革和停战诉求。临时政府本身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杜马任命的，而后者又是由极其有限的选民选出来的，只有六分之一的成年居民有权投票。
当时只有很少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普选，纽西兰和芬兰就是两个有名的例外——后者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直接结果。在美英等主要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里，要等到1917年十月革命及其引发的全球革命冲击之后，资产阶级政府才被迫落实全面普选。法国和希腊的妇女直到二战后才赢得选举权，而非裔美国人还要再等二十年。不管在哪个国家，民主权利都是靠群众斗争赢来的，而1917年俄国革命对于推进全球斗争发挥了关键作用。
资产阶级的虚伪
只是等到二月之后，面对革命的既成事实，世界资产阶级才转而支持“民主俄国”。由亲沙皇的自由党和保守党政客当道的英国议会，虚伪地投票赞成向俄国人民表示“衷心祝贺”。就在一年之前，英国政府才刚刚授予尼古拉斯二世“英军荣誉陆军元帅衔”。英国的“自由出版物”对俄国独裁者更是不吝溢美之词。战争贩子、媒体大亨诺思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手下的《泰晤士报》（The Times）曾向沙皇的“强硬性格”和“钢铁意志”拍手喝彩，称他“受麾下将士的爱戴”。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一直认为沙皇独裁对于“保持俄国完整”是必要的。
从1909年沙皇赴英格兰进行国事访问时的情况可见，反对沙皇制度的是英国和世界工人运动。当时数千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示威，反对此次俄国君主的国事访问。示威人群前的横幅上写着“打倒暴君尼古拉斯”，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天反对美国总统的气氛。
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被二月革命吓得仓皇失措，但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盟军仍然掌控大局，而俄国新政权还会承还沙俄时期向西方银行借来的债务，他们还可以暂时假意支持俄国“民主”的。
临时政府
在明白自己已失去沙皇政权之后，资产阶级胡乱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不过它从一开始就瘫痪了。它被困在俄国已崩溃的资本主义框架之中，没能解决任何一个压在俄国社会肩头的重要问题：战争、经济崩溃以及最重要的土地问题（土地归耕者所有）。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通过二月起义的经验和过去一个半世纪激烈阶级斗争的经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组织程度和政治觉悟。苏维埃是根植于未成功的1905年革命的经验的，就这一方面来说，它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对革命是至关重要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有3000名来自大多数工厂和工作场所的民选代表。代表们没有经济特权，而且随时可以被召回，让苏维埃成为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工人政府的雏形。苏维埃涌现于俄国各地，而且吸收了士兵和农村群众。
二月至十月存在一个“双重政权”的局面，这在所有革命中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过。如新任战争部长古契科夫（Guchkov）所承认的：“政府，唉，没有实权：军队、铁路和邮电都在苏维埃手里。可以干脆说，只当苏维埃允许之时，临时政府才能存在。”
工人本能地对这个包含几位俄国富商和地主的新政府抱以敌视。但是他们被自己的领导人——主要是二月里占苏维埃绝大多数的“温和派”孟什维克和社革党——遏制住了。
除了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一人之外，新政府里没有一丝革命力量的痕迹。克伦斯基是社会革命党（以农村为基础的温和派“社会主义”政党）的律师，一开始担任司法部长，后来升任总理。布尔什维克工人活动家卡尤罗夫（Kayurov）惊呼：“工人的血在彼得格勒街头流了三天，难道就是为了用一个地主来代替另一个地主？”
在《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详细解释了这种矛盾局面产生的原因。工人阶级中最具战斗性的阶层，特别是那些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阶层，在二月起义里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一场革命来说，“行动胜过一切”，自觉且坚定的少数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等到旧制度覆灭之后，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过去消极被动的阶层大规模涌上政治舞台。这些阶层一开始还未能区分不同的政党和团体，而后者又全都——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开始用“革命”语言装点自己的演说。
在这种情况下，最自觉的工人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成了少数。二月后最初一段时期，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里只有2%的票数（不过他们的代表会急剧增加，到九月份就赢得了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为新资产阶级政府做担保，导致群众对它产生幻想。
“即便在二月革命时，群众的革命倾向也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倾向完全不相符。无产者和农民投票支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是支持这些人的妥协立场，而是支持他们对抗沙皇、资产阶级和地主。可是投票给这些人之后，他们却在自己和自己的目标之间筑起了一座隔墙。现在他们假使想要前进，就一定会撞上这座他们自己立起来的墙，而且不得不推倒它。”
托洛茨基 《俄国革命史》
阶段革命论
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坚持认为二月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俄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落后经济体。所以他们说，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政府而克制自己的诉求。这是最早的一种所谓“阶段革命论”——以后就成为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标志。在中国、西班牙、智利、伊朗以及其他国家，由于采取这种已经失败过的孟什维克“阶段”方法而不是1917年成功过的布尔什维克方法，绝佳的革命机会就一次次被浪费了。
二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内部对于俄国工人阶级“不可能”夺权这种说法产生了困惑。第一批从流放中回到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推动党急剧右转，支持临时政府，支持继续进行“护国”战争，支持同孟什维克合并。
列宁在1917年四月回到俄国之后立即掀起一场内部政治斗争来摆正党的方向，他强调工人阶级须要保持彻底的政治独立性，并要求工作重心指向最受压迫的阶层，这些阶层正对苏维埃的妥协派“官方”领导人越来越没有耐心。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里讨论这件事。
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青年会理解这些重要的经验，并重新把社会主义当作取代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群众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