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斗争

    下面这篇文章是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关於中港民主斗争的一本新书的前言。

    2017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的二十周年,在这一天习近平严厉地警告香港人民,不要「越过红线」与北京当局对抗。中国对「特区」的控制,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具侵略性丶压迫性,而且更明目张胆。中国大陆对异见人士的镇压也达到二十多年来的高峰。

    这本小册子囊括了一些我们过去几年的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在中国和香港对抗独裁丶对抗政府压迫丶追求民主权利的抗争。在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及其扮演的角色,对於建立一个足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在香港,近几年已有上百万人参加了支持民主的抗议,而在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各种「群体事件」──罢工丶农村抗争丶反对污染的抗议。但是中国政府也变得更压迫和独裁。如何解释这一明显的矛盾,并且在政治上做出成功的反击?

    透过以更加专制的手段来回应日益增强的动荡局势,中国的独裁政府正为下一次爆发更强烈的抗争做好铺陈──香港的「雨伞革命」是一个明显的警示。北京当局强硬地拒绝在民主权利方面做出让步,造成「本土派」冒起以及香港青年滋生支持独立的情绪。在新疆和西藏,北京当局加剧的压迫行动也导致了类似的结果。在去年的香港,我们看到政府以警力对「本土派」发动全面攻击,这是当局打击反对派的计画的一部分。政府的行动虽然使右翼的本土派领袖和活动份子迷失方向并丧失斗志,但最终只会助长民族主义。独裁政权错误地认为只要消灭「罪魁祸首」(也就是被群众的愤怒浪潮推上潮头而非主动领导群众的人),就可以「遏止」社会趋势。虽然这不是这本小册子的主要焦点,但是对於将来的中国革命来说民族问题正在变得愈发尖锐。

    我们希望,这些资料将能呈现我们的分析丶口号丶和政治取向的发展。在它涵盖的时期里,我们组织介入了多场群众斗争,包括香港2014年的「雨伞革命」和2012年「反洗脑」斗争(共有多达两百万人参与)和台湾太阳花运动(五十万人)。

    工人国际委员会作为一股活跃的力量介入这些运动,同时也确保我们以鲜明的社会主义者形象站在人前,让群众看到我们是准备将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推展到底的斗士。我们传达出工人丶青年和激进的中产阶级对专制政体的憎恶。但是我们也提醒群众要警惕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退缩和阴谋诡计。

    马克思主义者也为局部改良奋斗,但是我们不将自己局限於此,也不模糊我们与自由派改良主义者的政治分歧。香港的泛民主派政客(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同类)发表各种民主言论,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拼命想要和专制当局达成协议而不是去对抗它。这不仅反映出他们固有的怯弱,也说明已经投靠专制政权的资本主义向他们施加的压力。

    我们亲眼目睹过其他「左翼」的糟糕立场──他们有一些完全不理会这些群众运动,其他的虽然参与其中但是只会跟在自由派後面。受到毛泽东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的中国「泛左翼」,一般来说对民主斗争都抱持敌意。这群人大部分已经接受了独裁当局关於「西方企图分裂中国」的宣传。这类似於俄国革命前的反动保皇派的立场,将民主思想斥为为削弱俄国的阴谋。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未来的民主斗争浪潮将震撼整个中国,这也将在新毛主义左派之中造成分裂。其中一部分将会放弃他们现在的立场并加入斗争,其他的人则会站在沙文主义专制反动势力那一边。

    香港2014年的雨伞运动是一个转捩点。它尽管失败了(我们倾向成它为「僵局」),但仍然深刻改变了群众意识并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独裁当局的敌意。香港新的政治局面与越来越严峻的打压非常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提出正确的观点丶口号和方向。

    当其他人做出悲观的结论时,我们比较了各方力量,点出中国当局要想对香港施加更大的控制将会遇到阻力。这是因为香港的不稳定,它的政府无力丶政治体制声名狼藉丶群众不满空前高涨。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独裁政府本身地位不稳──它背负着世界上最大的债务炸弹令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且愈发严峻的全球紧张局势也削弱了它通过出口应对危机的能力。

    我们在介入群众运动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消除两个重要的而且非常普遍的错误想法: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内在相连的;最有可能成功的是改良而非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冷战时期的遗绪。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帝国主义一直鼓吹说,资本主义与「华盛顿共识」(去管制和私有化)可以将独裁和半独裁政体加以民主化丶打破裙带权力关系并使过去的独裁菁英臣服於「国际标准」。缅甸和乌克兰等国家都落入了这场骗局。而在其他许多国家,例如沙乌地阿拉伯,帝国主义者根本不想为实现民主权利做出任何努力。

    我们的任务是将国际经验带到深受民主主义影响的社会。在香港任何有关民主的讨论中最常听到的词是…香港!主要是由於资产阶级泛民主派有意的去政治化,民主斗争的参加者很少意识到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全球进程和运动的一部分,也不知道从巴西到印尼等国家可以找到许多至关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因此香港的资产阶级泛民主派领袖顽固地抓着已经破产的策略,也就是期望说服噬血的独裁当局理解选举的意义,但这个策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成功过。

    我们如果放眼全球,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个问题。民主权利在世界各地受到攻击,包括在主要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欧洲和美国,我们看到镇压性的国家安全和反恐法律相继出台,并伴随着警察的军事化以及抗议被定性为刑事犯罪。这是全球趋势。与此同时,这些反民主的措施遇到工人组织和左派的抵抗。这种情况在美国表现最为清晰,“川普主义”的专制倾向在总统就任後数月内就被前所未有的群众抗议遏制住了。

    马克思主义者解释说,在整个历史上,民主权利无不是通过群众革命斗争获得的。特别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从南非到南韩以及其他国家提供给我们的经验。

    与此相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则鼓吹说,“民主的”帝国主义(美国和欧盟)以及所谓的国际社会是民主变革的主要动力。目前美国和欧洲支持的一长串独裁者证明这并不是事实。中国也许就是过去三十年来得到全球资本主义鼎力支持的独裁政权最明显的例证。

    18和19世纪资本主义革命兴起期间,激进的资产阶级动员平民群众支持自己反对专制和封建主义,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这样的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自己夺权,而打出扩大民主权利和议会制政府的旗帜。

    但等到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之後,实际的民主化成果其实是很有限的。被誉为“议会制之母”的英国,直到美国内战後的1866年,仍只有八分之一的成年人口可以在选举中投票。而南北战争是美国资产阶级对南方奴隶主“追加”的革命战争:尽管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就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以最残酷的剥削为基础的奴隶主权力仍在扩张。

    从历史上我们看到,任何民主和民主权利都是革命斗争的结果。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少数富裕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了世界经济,再加上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出现,资本主义在革命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欠发达世界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利益和外国资本的联系太过紧密,因此无法挑战现有秩序。如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所解释的,这一任务将落在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肩上,这也是理解今天香港和中国的“民主问题”的关键。

    理解民主斗争丶民主纲领与社会主义斗争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政治武器。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民主制也正再次面临愈发深重的危机。一部分统治阶级越来越热衷於不民主和“专家治国”的解决办法。资本主义危机和为了挽救资本主义而掀起的无休止的紧缩浪潮加剧了这种压力。正如欧洲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谈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紧缩计划时所说:“我们都知道该怎麽办,我们只是不知道等完成之後还能不能留在现在的位子上”。

    如果没有正确认识民主诉求及其对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性,迄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俄国革命就不会成功。

    为了驳斥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革命时期采用的灾难性的宗派主义政策,托洛茨基解释说:

    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1928年]在宣布民主专政口号的同时,却又不许提出民主口号(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寡头专政的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许多年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围绕着民主口号动员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口号在一九一七年起了巨大的作用。只是在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经存在并且同立宪会议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政治冲突,同时全体人民都已看得清清楚楚以後,我们党才取消了形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和口号,而赞成实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俄文初版序言,1929年]。

    在香港,工人阶级组织在处在历史低谷,在中国甚至都不存在这样的组织。这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特别的问题,在其他亚洲国家中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自由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以及非政府组织控制了争取政治改革丶反对贪腐的民主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像192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者那样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站在运动以外丶忽视群众现在的意识水平,而是一定会带着自己的纲领介入运动,提出倡议,从而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让群众看到资本主义无法满足社会的民主愿望。这样,我们可以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思想参加今後的斗争创造更坚实的基础。

    本书通过现实事例说明了我们如何在本地区民主斗争的不同阶段运用这种方法。我们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反馈。

    中国劳工论坛编辑部,2017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