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补选受挫 对民主斗争有何影响?

    建制派夸大所谓“胜利”,需要群众运动回应新一轮的政治打压

    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在立法会因取消议员资格而促发的3月11日补选中,泛民主派遭受挫折,意外丢失了九龙西的议席。

    建制派一如意料在举杯庆祝,但补选结果是否真的代表反对派受到重挫?本文将分析选举结果真正的启示。首先,取消议员资格等政治打压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基础。第二,泛民去年因为无力动员群众抵抗,反而将运动限制于议会和法庭,只将焦点集中在夺回议席及法庭上诉。这两个战场虽然需要,但其本质是不民主的,而且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操控。若果向政府反击的运动要成功,必须采取更有效的策略。

    泛民主派夺回了被取消资格四席之中的两席。新界东由范国威胜出获得183,762票,而主要建制派对手、工联会邓家彪则获得152,904票。港岛区则由香港众志支持的区诺轩胜出,获得137,181票,主要建制派对手陈家佩则获得127,634票。而九龙西代表泛民的姚松炎(105,060票)则以2,000票败给民建联的郑泳舜(107,479票)。但是,第四席是小圈子功能组别选举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如果将丢失此席等同失败的话是荒谬的,因为建制派的谢伟铨击败民主派的司马文完全是意料中事!此席向来由亲建制分子主导,只是2016年换届选举例外,因为两名建制派候选人出选而分薄选票,令当时民主派的姚松炎意外获胜。

    今次补选的投票率只有43%,比2016年新界东补选的46%下跌了3%。政府刻意低调举行补选,而主流媒体也没有进行过民意调查,更减少了相关报导,其中无线电视更首度停办选举论坛。建制阵营知道低投票率对他们有利,因此刻意淡化选情,贬低选举的重要性。此外,政府阻止部分候选人参选,以在反对阵营之间制造混乱。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因为欠缺坚定的领导,也没有包纳广大群众参与选举运动之中,所以没有能力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他们也没有认真将“反威权统治”作为今次补选的主要议题,也没有为民主运动提出战略和方向,反而迎合建制派淡化政治色彩的做法。正如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所指,补选必须要通过行动、动员以及包纳基层民主参与,从而连结至整场反威权运动。

    在取消议员资格之后,民主派只能夺回四席之中的两席,无疑对民主运动来说是一个挫败。政府及建制派将会吹嘘DQ得到民意支持,更大胆地剥夺未来激进派候选人的参选资格。然而,泛民在补选中总共取得426,000票,相较之下建制派只有391,000票,足以打破“DQ有多数人支持”的荒诞言论。在选举过后,工联会王国兴将“港独”帽子扣在区诺轩头上,向法院要求取消区诺轩的议员资格。同时林郑月娥正在强推国歌法,连面门的公众谘询也拒绝进行。因此,即使泛民在补选过后出现士气低落以及内部分裂的情况,但是群众情绪不会因为补选的挫败而沉寂下来,民愤反而会继续积累下去等待爆发,由下而上向泛民施加压力而迫使他们进行斗争。

    事实上,一些敏锐的时事评论员则警告,今次补选结果隐藏着对政府的严重警号。有好一部分对政府深痛绝恶的选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及青年的选民,因为感到泛民候选人不能代表他们,没有动力出来投票。这部分人为数不少,远比受本土派思想吸引的选民为多。愈来愈多人感到立法会已被操控,因此意兴阑珊而选择无视它。我们认为这种取态虽可理解,但显然是错误的。

    政府正在全面阉割立法会,但如果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长远巩固权力,就是完全是沉醉于幻想世界了。要记得立法会是在英殖时期成立的,目的就是作为民愤的“安全阀”,避免群众的愤怒在街头上燃点,以更激进的方法进行斗争。

    范国威虽然成功当选,然而他们票数比2016年补选时的非建制派得票(公民党杨岳桥及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的总得票)少了4万票。姚松炎的得票如果与2016年当区换届选举相比,更少了6万票。

    整场选举的投票率低的最大原因,正是因为泛民主派没有将选举化成反威权的群众运动,也没有提出挑战威权统治的有效战略。他们认为这样才可以争取温和选民的支持。这样正好迎合了建制派,他们想避免激烈的政治辩论,淡化选举的对垒意味,因此他们只要通过选举机器动员铁票就可获得优势。

    民主派的初选机制以闭门会议和泛民领导之间的政治协议,而没有让广大群众参与政治讨论。因为初选中胜出的姚松炎可能会被取消资格,因此在泛民领袖之间出现替补候选人(Plan B)的讨论。然而,整个讨论过程完全是泛民领袖间的闭门会议,派系权斗取代了公开而民主的政治辩论,当中姚松炎团队与民协冯检基爆发宗派冲突,当中充斥各中幕后权斗,在民主派选民之间制造混乱、甚至是厌恶的感觉。这使不少民主派选民都感到失望,因而降低了投票的意愿,不但影响至民协的传统支持者,而且也影响了那些讨厌“政客政治”的广大青年。

    姚松炎流失选票最多的票站是在公屋区。根据蔡子强、陈隽文在《明报》上提出的资料,以九龙西整体为例,公屋区跌了约12.06%,私楼区跌了7.71%,而大型中产屋苑却只跌了4.2%。可惜的是,这正是因为他脱离基层的精英路线,并欠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纲领。若果要动员工人阶级支持,必须要提出标准工时、全民退休保障、公屋租金封顶、大量增建公屋等诉求,挑战资本家在香港的经济控制,并明确反对专制政府为资本利益护航。而且精英路线也导致了姚松炎选举工程在组织上的失误。建制派之所以能够利用他从功能组别议席空降至九龙西参选这一弱点,因为他背后并没有组织,没有动员能力 在街头和社区中进行宣传行动 ,因而只偏重网上形象宣传。这些弱点不单是姚松炎个人的缺点。姚松炎选举工程的弱点只是一个较突出的例子,反映了整个泛民的弱点。泛民政党整体上都欠缺群众会员基础和民主架构,局限了他们接触群众、广纳群众参与的能力。

    本土派在选举最后一星期提倡所谓“焦土策略”,意味着呼吁选民不投票、投白票甚至投票予建制候选人,以表示对泛民主派的不满。无疑这可以成为姚松炎败选的另一因素。这足以见到本土派将本派利益置于民主运动之上。然而,本土派的网上宣传力量本身是极为有限的,但本来就有很多对泛民领袖感到失望的年轻选民没有动力出来投票。本土派企图收割这股失望情绪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泛民党派及学者之间弥漫着悲观主义和保守情绪,部分人可耻地委过于选民并不关心DQ事件,并强调去政治化的“地区工作”才是争取多数选民支持之道。更甚者,有种论调指建制派已经可以在单议席选举中打败泛民,证明整个民主运动已经失去民心。社会主义行动完全拒绝这一说法。这是将泛民领导层的责任推卸给群众,而且在下一轮另外两个议席补选时会使非建制派候选人受到压力而使选举运动更为脱离群众斗争。相反,由去年七月四名议员被取消资格以来,群众多次大规模动员起来,尤其在8月20日远超主办单位预期的十多万人游行。如果有一个清晰的战略和明确的领导,将运动升级为罢课罢工,连系至内地群众斗争,是可以挑战习近平政权的。

    下次补选运动需要走截然不同的路线,作为重建反威权运动的平台,以免重蹈今次选举的覆辙。一场反威权的选举工程应该以群众斗争的利益为先,动员群众游行集会,并与群众讨论反对专制政府所需要的策略、理念和政治纲领。选举工程更要连系至工人阶级的民生议题,以动员广大群众反对为财团服务的政府、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