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两位东北案政治犯

主要的抗争仍然在议会外

社会主义行动 报道

2014年数十名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反对大搞利益输送的东北发展规划,上年律政司对13名被告加刑,制造了香港新威权统治下的一批政治犯。社会主义行动访问了案件其中两人,郭耀昌及严敏华,了解一下这名抗争者对案件和社会的看法。

记:你对案件的看法如何?

郭:我参与社会运动多年,对入狱都已有心理准备,亦很快地适应监狱生活,影响都只是我自己学音乐丶和去日本听音乐会的安排等,基本上我都慢慢地投入回工作上。

现在仍是上诉阶段,法庭会否减刑,或像“双学三子”一样可以维持原审判刑,存在着很多未知之数,因为其实只要看清楚法官的判词,就知道这案明显是政治打压。但对我们13名抗争者来说,加刑至13个月这结果当然是十分差,因为反东北案本身是反对政府利益输送丶破坏村民家园等等,但政府却是要惩罚我们,政府是要向公众表达抗争的代价是十分严重。

记:你对未来的公民社会有什么看法?

郭:其实我们抗争者就是明白到透过立法会抵抗政府的恶法并没有作用,因为存在着分组点票和功能组别这不公平的制度。泛民常说要守着“关键议席”,就算守住了也是徒劳的,所以主要的抗争仍然在议会外,动员巿民向议会内的议员施加压力。对于3月11日的立法会补选,就正如我所说一样,大体上我是支持泛民赢回议席,但始终依靠立法会议席是不能改变些什么的。

记:对于现时贫富悬殊越来越剧烈,或社会普遍士气低落,你有什么看法?

郭:这与媒体的报导有很大的关系,现时媒体由大财团垄断,对事件的报导并不公正,例如无线电视的偏颇报导,只集中对于抗争者的冲击行动上,而选择性地忽略背后的内容和动机。

我们应该要重新反思旧制度。一直以来的抗争都是被动的,由政府主动打击巿民权利,然后巿民动员起来反击,但我认为要真正改变,就更需要主动地出击,从生活上去了解和反对现今资本主义对我们自身的束缚。

严敏华同样是反东北案的政治犯,她去年8月15日被判监13个月,至2月7日暂时被保释,等候终审法院开庭上诉。

记:你对自己案情有何看法?

严:现时法官立场普遍很保守,不敢抱有太大希望。控方指有人用铁马撞爆政府建筑物,有保安受伤,因此指控我们是暴徒,要施加有阻吓性惩罚。政府现时的目的是要制造寒蝉效应,提高抗争者的成本。今后公民抗命的代价是以月计的监禁,不再是社会服务令。律政司的加刑,台湾的讲法叫“司法追杀”,与中共对敌人的打击手法是同一套路。

记:监仓内的生活是如何?

罗湖监狱有三个不同部分,一个叫主翼,囚禁不吸烟人士,另外有东翼及西翼,囚禁吸烟人士,其中西翼囚禁惯犯。主翼的规训更严格。

监狱声称饮食很有营养,但食物都经过大量加热,例如炸鱼丶烚菜,营养流失很多。食物每星期都一样,不能吸引足够营养,我瘦了7公斤。我被安排到洗衣房工作,新人要用手洗清洁职员恤衫。

监房夏天很炎热,冬天不算很冷,但在睡觉地方试过只有2度,说话时口会喷烟。环境是严酷的,但习惯了就不算什么。里面有公家报纸看,包括大公丶文汇丶南早丶明报丶星岛。但环境嘈杂,难以专心看书丶看报纸。我通过无线电视看到新闻,外面的抗议对自己都算有点支持,总算窝心。

记:入狱对你生活有何影响?

现在我被老板解雇了,在等候上诉期间只能做兼职。我经济状况不算困难,坐牢其实不用花钱,而政治犯支援基金每月有一万元的经济支援给予家人。

家人都支持自己,但都很担心我。我现在于大角咀和丈夫居住。他是非洲多哥人,他说他的国家与大陆一样也陷于独裁,总统由儿子继承,最近出现反政府暴动。因此我不用说太多他也明白我在做什么。但始终也是家人,他不想我轻举妄动而令人担心。

问到敏华对港人有什么寄语,她说到:“不要问别人可以付出多少,问问自己可以付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