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强大的、民主的工会运动，争取8小时工作制与生活水平工资
帕莎 社会主义行动
多年来香港长者三个有一个贫穷，政府早前却进一步将长者综援年龄门槛从60岁提高到65岁，在社会保障方面开倒车。在早前立法会公听会上，67岁的退休公务员黄婆婆向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哭诉，自己仅有每月3000元的微薄退休金，而退休两年来一直找不到工作，因此被迫要在街上执纸皮维生。会上，罗致光面对活生生的老年贫穷问题，只是冷冰冰地丢下一句“可以找劳工处协助寻找工作”。这名前民主党中常委过去亦曾表示反对全民退休保障，指其会带来不断累积的赤字。这是十分荒谬的讲法，因为近年来的大白象基建总共过万亿元，几乎耗掉整个财政储备，却不见政府官员说赤字！
政府承认全港贫穷人口有137.7万，贫穷率达20.1%，创下9年新高，亦是自政府2012年贫穷问题最严重的一年。显然，政府扶贫愈扶愈贫，乃是不争之事实，更何况政府的贫困线远低于实际的基本生活需要。
青年贫穷
在香港，不单是老人贫穷问题严重，连青年人也不能幸免。2017年，18至29岁青年的贫穷率创2010年以来新高，贫穷率12.4%。
虽然香港低薪就业情况普遍。如果计算实际可支配收入，20年前，香港大学毕业生月薪中位数为17,490港币，而现在只相当于当时的4,492元。大幅下跌主要因为楼价和租金飙升。
2017年，香港的贫穷户就有36.4%是在职贫穷家庭，驳斥了“穷因为懒”的无耻说法。虽然新的法定最低时薪将于今年5月提升至37.5元，不过根据乐施会去年底发布的报告，在香港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时薪至少需要54.7港元。全港约107万就业者没有达到“生活工资”（包括政府外判雇员），超过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
对于基层工人的在职贫穷，政府是罪魁祸首。政府带头推动超级剥削的外判制度，现在政府各部门共聘请了超过3.7万外判工人，其中八成外判工只有36.5元以下，这些工人每月收入仅得七八千元。
两个月前网上流传一张食环署清洁工在旺角公厕内吃饭的照片，引起网民的愤怒和心酸。该名清洁工没有用膳时间，只能小休时偷偷在充斥异味的公厕内吃饭。上传照片者因为害怕连累工人被炒而拒绝透露拍照地点，可见外判商压迫工人的做法是如何恶名昭彰！
厕所清洁分早夜更，早更工作9小时，中间有1小时无薪“饭钟”；夜更则6至7小时，并无“饭钟”，外判员工服务期间若进食、煮饭、闲谈，便要扣外判商的钱。食环署就事件回覆指，工作6至7小时不给“饭钟”这安排没有违法！
女性与外劳
女性及外劳的状况更为惨淡。女性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均较男性高，除了许多家庭主妇缺乏经济收入及退休保障外，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亦非常严重。根据妇女基金会的研究，就业女性收入中位数更是比男性少32%，这是因为性别歧视造成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支援性、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岗位。
而外籍家庭劳工虽然去年获得“加薪”，但仅仅只是将最低工资增加至4,520元，按年增加2.5%。在其他基层工种，譬如建筑、保安、安老行业等，政府都以廉价外劳来降低整体工资，使外劳和本地工人均深受剥削。
香港是个极度富裕的社会，如果计算人均生产总值，理论上每人每个月应该分享到平均3万元的财富，但实际情况却是少数资本家窃据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工人却在贫穷之中苦苦挣扎。因此，香港的贫穷问题不是天然的，而是富豪精英和亲资政府联手造成的。
在资本主义逻辑下，资本家及其政府会将不同工人相互竞逐、分而治之，造就竞次效应，让资本家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现时中共和林郑竭力打压民主权力，进一步巩固香港的富豪专政，将使工人和年轻人的生活水平和权利更加恶化。因此工人阶级需要不分种族性别团结斗争，向财团徵重税来落实全民退保、大幅增加社会保障服务及工资等，并争取真正的、全面的民主权利。
我们需要的一个主要武器是强大的、民主的工会运动，以此发起和协调争取8小时工作制与生活水平工资的斗争。工会必须从无力的游说团体变成真正的工作场所组织，对抗老板，捍卫工人权利。我们也需要新的工人政党，推进工人权益，打破民主斗争的僵局，展现工人阶级替代方案，取代富豪的不民主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