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不会帮助香港反威权抗争

相信《香港民主及人权法》只会带来失望帕沙 社会主义行动

经过数月的残酷镇压,香港的反威权斗争陷入僵局。一些香港人开始正确地向外界寻求协助,不过这也包括部分的人将希望寄托在美国刚通过的《香港民主及人权法》身上。

早前我们已经报导了美国国会在11月通过《香港民主及人权法》,并初步评论对香港抗争的影响。现在,我们会进一步剖析这部法律的虚伪与危险。让我们认清楚谁才是香港抗争真正的朋友与敌人。

虽然名为“民主及人权法”,但这部法律本质并非是为了民主人权的,这一点就连法律条文也承认的。法律条文虽声称“香港的人权对美国非常重要”(Section 3),不过条例亦赋与总统及国务卿权力以“美国国家利益”为由,豁免或终止执行所谓的制裁(Section 4)。换句话来说,决定是否会就人权问题作出制裁,归根究柢就是基于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非民主人权。在民主与国家利益相矛盾的状况下,美国的亲财团政权终究还是会选择利益而牺牲人权。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在处于这样的状况。虽然特朗普已经签署法案,但他也急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舒缓对美国的经济压力并为他年底的选举增加胜算。中美在12月宣布达成第一阶段的初步协议,此后特朗普政府对香港问题转趋低调,变相以“出卖”香港来换取自身的经济优势。

在2019年爆发民主海啸的多个国家,包括智利、加泰隆尼亚,也发生与香港非常类似的残酷的警察暴力及政治打压,却不见美国政府支持当地抗争。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盟友,不论是智利的右翼总统皮涅拉或是得到欧盟全力支持去打压加泰自决运动的西班牙政府。在今天的伊拉克,民选的国会刚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撤兵,但2003年为了“推动民主”而入侵伊拉克的美国却拒绝接受伊拉克国会的要求。可见美国所谓“支持民主”的口号本身就是伪善的。

《人权法》亦要求国务卿所每年提交的报告,来审视香港是否获得美国的特殊待遇,其条件却是关于香港是否遵守美国(往往是单方面)的对外出口限制及制裁,另外则是香港有否与美国进行法律合作,包括引渡要求。这令人联想起2013年揭露美国大规模窃听民众的斯诺登事件,当时港府拒绝将斯诺登引渡美国,引发外交风波。讽刺的是,美国一方面反对香港送中,另一方面却要求香港将政治犯引渡到美国。所谓的人权法根本只是“香港美国资产阶级利益法”。

再者,在对别国制裁方面,美国政府从来都有行政权力去实行的。美国历任总统过去都使用行政命令去直接制裁、资助政变、甚至发动战争,包括近年制裁委内瑞拉,或发动伊拉克战争。可见,美国这次高调通过的人权法只是惺惺作态而已。

或者很多人会抱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心态,认为这部法律“有好过没有”。但其实这种虚假的希望往往只会落得更大的失望。美国的外交史上充满著被美国政府(为了其自身利益)背叛或唾弃的小国或人民,包括库尔德、西藏、巴勒斯坦等。美国曾经花了20多年资助西藏反抗运动,并在印度及尼泊尔培训数千武装分子。但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达成历史性协议,西藏反抗运动立即成为弃卒。原因是这符合美帝国主义当时的全球利益。

俄罗斯异见分子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在2009年于狱中身亡,美国政府订立马格尼茨基法(Magnitsky Act)来制裁涉案俄罗斯官员,及后更将此法推广到全球。有人呼吁把香港及中国打压人权的官员也加入到制裁名单。但是这些制裁软弱无力,往往只是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和美国企业进行贸易,或者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而已。而且制裁所适用的目标只是非美国公民的“外国人”,在中港“裸官”家属都拥有西方国家国籍的情况下,制裁根本毫无作用。

社会主义者一直强调集体抗争是推翻独裁暴政的关键。我们欢迎草根社运的自发行动,譬如剑桥大学的学生校友要求大学褫夺林郑月娥的荣誉学位。虽然这些行动自身并不足以改变政府政策,但至少能够唤起大家的意识并推动新的群众抗争。

但是当一个外国政府实施类似的软弱制裁,这都只是一个表面姿态而已。而且这对提升民众意识毫无帮助,也无助于由下而上地建立运动,这些才是改变社会的关键。

事实证明,就算是欧美政府后来在2014年对俄国的加码制裁,也没能够迫使普京在放弃吞并克里米亚,或者停止囚禁、暗杀国内异见分子。相反,这些制裁措施反而能够刺激起独裁政权“抵御外敌”的民族主义煽动,进一步打击异己及民主权利。今日特朗普在两伊挑起新的军事冲突,反而帮助了伊朗独裁政府镇压并化解其国内史上最大型的抗争运动。历史上美国的制裁就从来未曾推翻过任何独裁政权,无论是俄罗斯、伊拉克、利比亚、伊朗、北韩等等。

美国长年透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等方式资助香港泛民势力,而过去数十年间这些与美国有联系的政党及政客一直站在在香港民运的温和保守一方。这是因为美国并不关心香港的民主或独立,亦不希望中国发生政权更迭。其目的只是想弱化中共政权,而非倒台,因为反而会影响区内的“稳定”,打击美国企业在华的利益。

因此,香港的抗争运动并不能够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政权存有幻想。如果香港的民主抗争与反民主的美国帝国主义同一阵线,并与右翼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政客(如特朗普)结盟,成为其“民主面纱”,这会将世界各地的抗争青年和劳动大众拒诸门外。我们所需要的“国际战线”,是国际间的社运、抗争者、工会、劳动者的团结,尤其是中国广大被剥削、打压的工人阶级,这些人全部都在为了改变制度而战斗,而我们当然需要他们的支持。只有连结起中港两地乃至全世界的工人群众,我们才有推翻中共独裁的希望,以及终结其赖以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