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发表具有批判或认错意味的文章仍只是为习政权减压，民众哪怕质疑中共专制都仍然不被容许
马加烈 中国劳工论坛
2020年开年以来，中国群众就持续饱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资在多个省市也陷入短缺，群众不满因此与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关键周，中共试图对此隐瞒，为此处罚眼科医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给他们扣上“造谣者”的帽子。而随着疫情扩大到掩盖不住，为了平息民怨、转移群众视线，除了撤换几名地方官员外，中共政权也试图在社交媒体将舆论导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国信办颁布“网路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在三月生效，封锁大量公众号，企图镇压网路的言论“革命”。强大的网警系统也无法审查所有讯息。《东营网》“网警郭琪琪：睡4小时，刷微信20小时”的报导不但没有收到宣传效用，反而引起网路一片反感的声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员死亡，其中包括时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网警李弦。据媒体报道，李弦倒在办公桌旁，双手仍在键盘上，而电脑屏幕上显示着未完成的最后一份工作日志。
1月22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批评武汉政府反应迟钝，提及一些地方政府优先考量“避免形成社会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发酵到武汉封城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发表文章称，听信李文亮等人发布的“谣言”对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后，官媒也纷纷表示哀悼、致以敬意并诉求全面调查事件。防疫中的简单粗暴做法导致多起冲突后，多家官媒转载公安部消息，发表社论反对地方防疫人员的暴力行为。
亦有报导或社论呼吁拒吃野味、谴责囤积口罩、责成地方官员不得瞒报疫情，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将问题推给地方政府或个体民众，而从不质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让步的情况下，于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论自由”标签与效法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仍旧被删。官媒发表具有批判或认错意味的文章仍只是为习政权减压，民众哪怕质疑中共专制都仍然不被容许。
胡萝卜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记者陈秋实与方斌因披露武汉疫情而分别被“强制医学隔离”与“被消失”，法学家许章润批评习政权而被软禁，社会活动人士许志永和李翘楚亦因发表直指中共专制的言论被捕。结合自己的宣传机器以及对异议的打压，我们可以说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现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后发生的情况。在这两个事件中，中共惩处数名下级官员，并囚禁试图揭露真相的异议者。
传递“正能量”同样不可少。2月初习近平发表“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讲话后，正面报导逐渐占多数。火神山医院兴建后，《新华网》声称其诠释了“中国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加大“激发社会正能量”的宣传工作。自此，歌颂中央政府、强化爱国主义的宣传源源不断。习政权为了保证经济成长而欺骗群众，争取各地尽快复工，也可能说明中共高层内部斗争因疫情变得更为剧烈。
有关新冠病毒的各种阴谋论与假新闻一个接一个冒起。中共政权一直利用社交媒体带风向，声称病毒源于野生动物、人类感染新冠病毒始于有人食用野生动物，但是病毒从武汉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说法一直在网路流传，并且无法确定真实性。《南华早报》报导，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指出该病毒并非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而是“从其他地方传入”。新冠病毒为人工合成等传闻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响。阴谋论与假新闻几乎无助于群众了解真相、抗击疫情，反而使政权更有理由升级对媒体报导与网路言论的管制，但它们的存在也反映出对资讯不透明的中国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如果没有群众自下而上的压力，中共控制的媒体报导的真相、发布的批判文章会比现在很有限的数量还要少得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唯有工人群众亲自终结中共独裁统治，并将大众媒体收归公有、透过民主机制管理，媒体才能真正帮助公众发声、了解真相，社会舆论也不再轻易被操纵。这一诉求需要连结到终结亿万富翁和资本家对经济的统治，因为他们对利润的追逐与人民的需求严重相抵触——中国政府如此，对疫情应对不善、掩盖并低估疫情威胁的全球各地“民主”资本主义政府亦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