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冲突的升温只会令政权更加独裁和具镇压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国的群众斗争团结起来,对抗帝国主义政权
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在港区国安法的消息传出后,华府乘势发难,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作证指“香港高度自治已失”,将停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后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宣告将采取行动“制裁香港及相关的中港官员”。而在外部,疫情阴影未去的美国又因警暴问题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抗争运动,特朗普荒腔走版和傲慢的回应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可以说,特朗普现时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树立一个敌人转移国内危机,因此在香港问题上再次作出强硬的姿态。至今美方仍然未有任何具体方案和行动,美国明显因为国内经济萧条、害怕自损利益而犹豫不决。
政治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无疑亦将会令本地资本收缩投资。在中共宣布订立港区国安法次日,香港股票市场立即出现了一次小股灾,仅一早上恒指暴跌千五点。而在接下来的数个交易日中,恒指反复拉锯而交易量大增,难免令人联想中共资本在背后“托市”以试图稳定资本市场信心,并为其政治宣传提供材料,以示“港区国安法并未打击市场信心”。
从已知的信息以及各方预计中,大概可知制裁的内容包括检讨引渡条约和出口技术管控。当中最受关注的自然是独立关税区地位的存废问题,尤其当下全球经济都在疫症的阴影下挣扎,香港本年度几乎必然陷入相当程度的经济衰退。香港政府回应中全力淡化这些制裁的影响,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独立关税区地位一失,等同于释出“香港政治经济条件恶化”的讯号,进一步打击外来投资信心,甚或造成一定的资本外流。
香港受到的直接影响
同时对美国的出口与转口业亦必受打击,虽然政府指美国出口额仅36.7亿港元,占7.7%,然而政府却故意忽略了对美近3000亿港元的转口贸易额(占7.7%)。此外出口技术管控亦势必损害本地电讯业及讯息科技产业,虽然这些实体经济板块所占的本地经济份额不大,但金融业及金融服务业必受连带打击,美国政府很有可能收紧美国资本在港上市及投资的控制,借此打击本地资本市场集资能力,考虑到中国每年的外来投资有高达八成的比例经香港流入,香港股票交易市场的集资能力下降意味着中国的外部投资减弱。
短期内,美方可能会制裁中国与香港政府官员,这相比之下反而只属细枝末节。有消息认为受美国制裁的香港官僚将会由中共作出慷慨的补偿,以确保香港那些“裸官”(子女配偶均持外国国籍)会忠实地执行对港镇压政策。
至于美国政府会否限制香港金管局兑换美元,从而打击香港联系汇率制度?这显然是最极端的选项,也是需要付出最高成本的选项。香港国际金融地位固然受到威胁,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也会造成动荡。在实行这一步前,美资需要先大量撤离香港,以减低美方的损失。现在距离这一步还有相当的距离。作为自由市场派的温和泛民,起初也支持美国制裁香港,但现在因为害怕取消关税区等过激政策得失港资的利益而游说美国暂缓制裁。香港众志以至本土派则完全将希望投放在美帝国主义当中。
美国经济目前陷入萧条,而且还未能完全团结欧盟全面抵制中国,因此在发动制裁的初期需要谨慎行事。中美帝国冲突升温和全球化逆转已成大趋势,美国制裁将会转趋强硬。由于民族主义升温,全美国政坛争相打反中牌获取支持,资产阶级可以失去他们的“理性”,不惜牺牲利润来发动他们的权力斗争,突然发动强硬的制裁行动。这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然而,即使美国发动制裁并不会帮助中港的民主抗争,中共只会更加利用民族主义来合理化高压统治。而身处前沿夹缝中的香港群众,假如将自身的民主权利寄托,甚至认为可以将其与美国国家利益綑绑,将注定只会是一个残酷的误会。帝国主义冲突的升温只会令政权更加独裁和具镇压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国的群众斗争团结起来,对抗帝国主义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