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民主控制公共财政，令科技不再成为监控民众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开支，透过民主监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检测和封关等措施
大坑东 社会主义行动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于十一月爆发以来，连日新增确诊人数高企，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七千人。重症患者有年轻化趋势。据香港大学及理工大学分析，病毒并非来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轮输入个案引起。
政权不检讨入境和隔离政策，不增加公营医疗资金和支援，林郑政府一面收紧限聚令，一面先后让不同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机组人员、船员外国领事和官员等，豁免检疫，彷佛病毒是会因人的职业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更为严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营医疗系统负荷加剧，现时公立医院内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体达99%，深切治疗负压病床亦已达七成满。有报导指，公立医院本已长达数年轮候期的专科医疗服务，在疫情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专科轮候期延长5个月，增幅达四成，九龙东医院联网眼科新症轮候时间更长达172星期，即须轮候3年半！香港公共医疗开支占生产总值比例长年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却在施政报告中全无着墨。实际上，即便没有爆发大瘟疫，香港的公共医疗体系早已长时期处于超负荷水平。
世界各地处理新冠疫情的经验已表明，日常充足的医疗资源是有效控制疫情的重要手段。对付这种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点在于社区医疗系统的快速而全面医疗反应服务，并防止医院病患过载崩溃，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医疗资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万幸至今为止香港的社区爆发尚未算非常严重，否则以本地薄弱的公共医疗体系与之抗衡，情况将惨不忍睹。
相对地，公私营医疗失衡问题亦对抗疫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公立医院仅有香港45%的医院医生，却面向服务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医生约7,000多人，占整体55%，则只照顾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过程中，私家医院坐拥大量医疗资源，却拒绝接收诊治新冠肺炎病人，仅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众的检测服务。可见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医院，在疫症灾难面前仍不愿伸出援手，只想营营苟苟地维系自身利益。
隔离政策同样为人诟病。除获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从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强制隔离检疫14天，检疫地点则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检疫人士并非专人专车送到隔离地点，前往检疫地点时有机会接触群众，而他们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与其他人接触。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会开放给其他顾客。
“秋后算帐”
另一方面，医护界在年初发动罢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紧出入境检疫政策，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士一直都面临被政权“秋后算帐”报复的风险。然而，林郑政权现时迫于外界舆论和工会组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反覆爆发，医护工人不可或缺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全面打击和清洗的企图。医管局宣布，对于2月份参与罢工的7000员工，只会收回“缺勤”期间的薪金，而不会再作出“其他人力资源方面的跟进”。这无疑是一次工人和工会的胜利，假如医护工会能进一步强化组织和工人参与程度，将可成为一支更强大的工会力量。
林郑自己也承认，所谓对疫症“全力以赴，力争清零”，只是一句戏言，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计划。为方便市民纪录行踪的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质疑为全民监控铺路。
归根究底，抗疫和民主斗争是一体的。需要民主控制公共财政，令科技不再成为监控民众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开支，透过民主监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检测和封关等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