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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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婆婆杀了我” 制度造成的家暴悲剧

    因为“家丑不出外传”的错误观念,媳妇要检举自己的亲人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也因为害怕失去经济依靠而吞声忍气

    彼得红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八月,一名张姓女子因为受不了长年被婆婆言语霸凌,留下了脸书《我的婆婆杀了我》贴文后自杀。在自杀前的录音中,张姓女子向婆婆说二十次“对不起”、“我道歉”、“我不能决定事情啊”,婆婆说“我安静的话就被你吃了。”等言语冷暴力。精神科医师表示:“婆婆的字字句句都像拿针刺人,是用言语的暴力杀人于无形。” 

    据统计,台北市婆媳家暴事件从2018年的7件增长到2019年的14件。但在父权社会、婆媳权力不对等的情底下,通报的案件只是真正数字的冰山一角,而婆媳家暴又是整体家暴事件的冰山一角。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9年家暴通报人数约10万人,但台湾妇女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的一年盛行率约10%。国立暨南国际大学社工系王珮玲教授指出,等于一年约有90万名妇女可能遭受暴力,但实际通报人数相差十倍以上。”

    婆媳问题的根源

    父权社会的家庭观念下,媳妇被视为“嫁入”于夫家,往往要住进男方的家庭,被当成丈夫的附属品——家务劳动力。资本主义因高房价、长照责任归咎于家庭本身、双薪家庭育儿困难等问题,使夫妻与公婆间、因为资源短缺而必须同住,意即所谓的“三代同堂”家庭。婆媳常常遇到生活习惯不同,常常为了如何养育小孩等责任产生各式各样的冲突。在双薪家庭下,女方还得承担下班后家务劳动、照顾小孩、公婆的第二轮班。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家庭的丈夫,丈夫回家以其父权地位将家务劳动的责任压在婆媳身上,婆婆又以传统家庭的长辈地位欺压媳妇。

    这样的权力结构使媳妇受到三重压迫。因此,张姓媳妇自杀不是个别事件,而是父权社会的制度暴力所造成的。

    之于整个世界,在疫情及经济危机之下,各国民众外出工作和活动机会较少,使全球家暴问题恶化。

    2003到2019年,台湾劳工的平均收入没有增加,房价却上涨了2到3倍,使女性更难获得经济独立。卫生福利部今(20)日公布今年1至3月全国家庭暴力通报案件约3万2000件,1至3月的全国家庭暴力通报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5%。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主张为免费与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斗争,包括公共住宅、日间长照与托儿所,以及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反对对于已婚妇女的就业歧视,确保女性有经济独立的权利。如此,彼此生活不合的家庭有权、也才能有能力选择分居,就能大大舒缓婆媳冲突。

    因张姓女子自杀,在网路上有人推动了“姻亲法案”,要求姻亲不得以话语、行为干涉婚姻当事人的婚姻内事务,也不得强迫自己分外的家务劳动,不得干涉养育小孩等等。

    可惜这种法案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国家,但只要家暴的社会条件继续存在,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因为“家丑不出外传”的错误观念,媳妇要检举自己的亲人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也因为害怕失去经济依靠而吞声忍气。

    此外,家庭内部纠纷往往被视为私人事务,外人往往难以调查。举例来说,在公婆同住的情况下,什么是自己份内的家务劳动呢?打扫共同使用的客厅与厕所算是份内的家务劳动吗?此外,伤人于无形的言语霸凌更是难以举证。

    此外,法权规定媳妇去世之后的大体与所有物都是属于夫家。张姓女子的父亲想要拿到女儿的遗物还得写借据。这样的法律更不利于婆媳霸凌事件的调查,可见国家机器本身就蕴含着性别歧视,并将已婚女性视为夫家的私有物。

    建设群众抗争

    女权斗争是不能透过单纯法律上的改革,而是需要靠群众运动来打倒资本主义!只有解除家务劳动对女性的束缚,使男女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地位,从而扭转男主外、女主内的歧视观念,才能确保真正的婚姻自主。

    因此,反家暴和女权斗争需要结合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要求课征富人税借此实现公共住宅、公共托育、与家务劳动社会化。资本家必然抵抗这种工人和女权的斗争,所以运动必须将大银行和企业民主公有化,从而打破资本家的经济权力。

    组织起来,共同行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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