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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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婆婆殺了我」 制度造成的家暴悲劇

    因為「家醜不出外傳」的錯誤觀念,媳婦要檢舉自己的親人會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也因為害怕失去經濟依靠而吞聲忍氣

    彼得紅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

    八月,一名張姓女子因為受不了長年被婆婆言語霸凌,留下了臉書〈我的婆婆殺了我〉貼文後自殺。在自殺前的錄音中,張姓女子向婆婆說二十次「對不起」、「我道歉」、「我不能決定事情啊」,婆婆說「我安靜的話就被你吃了。」等言語冷暴力。精神科醫師表示:「婆婆的字字句句都像拿針刺人,是用言語的暴力殺人於無形。」

    據統計,台北市婆媳家暴事件從2018年的7件增長到2019年的14件。但在父權社會、婆媳權力不對等的情底下,通報的案件只是真正數字的冰山一角,而婆媳家暴又是整體家暴事件的冰山一角。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19年家暴通報人數約10萬人,但台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一年盛行率約10%。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工系王珮玲教授指出,等於一年約有90萬名婦女可能遭受暴力,但實際通報人數相差十倍以上。」

    婆媳問題的根源

    父權社會的家庭觀念下,媳婦被視為「嫁入」於夫家,往往要住進男方的家庭,被當成丈夫的附屬品——家務勞動力。資本主義因高房價、長照責任歸咎於家庭本身、雙薪家庭育兒困難等問題,使夫妻與公婆間、因為資源短缺而必須同住,意即所謂的「三代同堂」家庭。婆媳常常遇到生活習慣不同,常常為了如何養育小孩等責任產生各式各樣的衝突。在雙薪家庭下,女方還得承擔下班後家務勞動、照顧小孩、公婆的第二輪班。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家庭的丈夫,丈夫回家以其父權地位將家務勞動的責任壓在婆媳身上,婆婆又以傳統家庭的長輩地位欺壓媳婦。

    這樣的權力結構使媳婦受到三重壓迫。因此,張姓媳婦自殺不是個別事件,而是父權社會的制度暴力所造成的。

    之於整個世界,在疫情及經濟危機之下,各國民眾外出工作和活動機會較少,使全球家暴問題惡化。

    2003到2019年,台灣勞工的平均收入沒有增加,房價卻上漲了2到3倍,使女性更難獲得經濟獨立。衛生福利部今(20)日公布今年1至3月全國家庭暴力通報案件約3萬2000件,1至3月的全國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較去年同期增加5%。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主張為免費與更優質的公共服務而鬥爭,包括公共住宅、日間長照與托兒所,以及實現男女同工同酬,反對對於已婚婦女的就業歧視,確保女性有經濟獨立的權利。如此,彼此生活不合的家庭有權、也才能有能力選擇分居,就能大大舒緩婆媳衝突。

    因張姓女子自殺,在網路上有人推動了「姻親法案」,要求姻親不得以話語、行為干涉婚姻當事人的婚姻內事務,也不得強迫自己分外的家務勞動,不得干涉養育小孩等等。

    可惜這種法案的效果是相當有限的。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國家,但只要家暴的社會條件繼續存在,問題永遠無法得到解決。因為「家醜不出外傳」的錯誤觀念,媳婦要檢舉自己的親人會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也因為害怕失去經濟依靠而吞聲忍氣。

    此外,家庭內部糾紛往往被視為私人事務,外人往往難以調查。舉例來說,在公婆同住的情況下,什麼是自己份內的家務勞動呢?打掃共同使用的客廳與廁所算是份內的家務勞動嗎?此外,傷人於無形的言語霸凌更是難以舉證。

    此外,法權規定媳婦去世之後的大體與所有物都是屬於夫家。張姓女子的父親想要拿到女兒的遺物還得寫借據。這樣的法律更不利於婆媳霸凌事件的調查,可見國家機器本身就蘊含著性別歧視,並將已婚女性視為夫家的私有物。

    建設群眾抗爭

    女權鬥爭是不能透過單純法律上的改革,而是需要靠群眾運動來打倒資本主義!只有解除家務勞動對女性的束縛,使男女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和經濟地位,從而扭轉男主外、女主內的歧視觀念,才能確保真正的婚姻自主。

    因此,反家暴和女權鬥爭需要結合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要求課徵富人稅藉此實現公共住宅、公共托育、與家務勞動社會化。資本家必然抵抗這種工人和女權的鬥爭,所以運動必須將大銀行和企業民主公有化,從而打破資本家的經濟權力。

    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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