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处于历史性的反革命状态。中共动用国安法全面镇压，参加初选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身陷囹圄，立法会被阉割至人大一样，法庭不断重判示威者。9名泛民政治人物被裁定前年8月18日参与及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其中5人被判监8至12个月，当中社民连梁国雄（长毛）被判最重的18个月。他们多人还将面对国安法的审判。
中共提出“爱国者治港”，为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式送终。中共全面改组香港立法会，立法会直选议席由一半降低为90席中的20席，候选人必须获得港区人大政协代表的提名，而且还有国安部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本上由中共牢牢操控。
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共彻底错估形势，误以为建制派会大获全胜，故此没有取消区议会选举。最后民主派夺得9成议席，使中共惊惶失惊措。中共明白到，哪怕是空间极度有限的选举也可以成为群众投抗议票的平台，因此下定决心要全力扼杀选举空间。现在，中共取消超级区议会议席，因为该五席由区议员提名的，将会由泛民占据候选名单。中共亦害怕全港性选举会变成变相公投，让选民抗议票。
中共对小圈子的特首选举也不放心，即使广大群众并无投票权，还是害怕泛民主派有可能提名挑战中央的候选人。除了取消区议员的选委资格外，医护和社工的权力亦被削弱，而中资代表则获得新增的商界（第三）界别。中共打破了泛民迷信九七后体制内妥协和“循序渐进”改革的幻想，不论是35+控制立法会，还是300+特首选票的关键少数，都已是灰飞烟灭。
议会沦为笑话一则，杯葛选举的气氛已在群众中蕴酿起来。建制派已正吹风，指鼓吹投白票将会是违反国安法。不论反对派能否发起公开的白票运动，选民的投票意欲己将大大减低，使中共又再自取其辱。中共及港府自以为强硬镇压会平息反抗，但民怨只会继续积累下去。
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间被扼杀，并不代表建制派可以大安旨意，从此歌舞升平。中共同时会整顿治港势力，淘部分的建制冗员，希望更有效直接控制香港的政策。三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抛出“忠诚废物”一词，嘲讽香港建制派虽然忠心耿耿，但却庸懒无能、无力护主，并非“贤能的爱国者”。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的叶国谦则以“废柴学者”一词回击。建制派与中共要员公开骂战是极为稀有之事，表面上无意义的口水战，背后揭示着建制内部权力大洗牌将会进行，各方都在争夺政治分赃。
习近平政权不会明白，是自己极为强硬的统治造成香港民意反弹，激起2019年以来的激烈反抗。中共反其道而行，相信要更强硬控制香港、更直接指挥香港才可避免日后危机再生，因此改变过去经中联办及香港建制派的统治模式，削弱因山头林立而行动散涣的建制派之权力，由中共党机关直接治港。
在前年香港抗暴革命爆发期间，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就多次南下深圳，设立“危机管治中心”指点治港政策。经过这场风浪后，中共要把直接指挥香港的做法制度化。2020年2月，中共将“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升格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由韩正担任组长。这种小组是用于驾空国务院的权力，使国家事务更直接由党控制，方便习近平集中权力于一身。习近平上任以来，担任过经济、财经、外交、网络、法治、国防等小组组长。
没有了民主派，“忠诚废物”出现生存危机。过往建制派动辄将民不聊生归咎于“反中乱港”、“拉布搞事”的泛民。现在，他们不能再以泛民作为代罪羔羊，推卸政府暴政的责任。若果当连橡皮图章也不如，恐怕会失去对中共的利用价值，因此在政治小丑剧扮演一下“反派”，提高一下批评政府的声调，来获得自己的定位。最近建制派反对林郑兴建沙岭超级殡葬城，就是一边向中共表忠、一边向林郑撒野的表现。当然忠犬还是忠犬，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独立性，更不可能挑战中共和财团的利益。
几名内地商业精英高调成立紫荆党，旨在于新选举制度中取代香港建制派。紫荆党创党主席李山两会期间获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夏宝龙单独接见。该党创办人之一、中播控股董事长黄秋智直指，改选举制度将“沟淡”现有建制派，更直指建制派“令中央无法听取香港真正的声音”，以至在2019年区选中大败。然而，依靠他们执行中共的政策只会适得其反，制造更多冲突和动荡。香港建制派在扎根多年，好歹在直选中也有4成选票支持，而且利用强大的资源进行地区工作，在不少贫困屋邨能欺骗到一定民心。新建制派的内地精英面孔对香港人来说更陌生，其政治背景更为离地，难以在香港获得深厚的支持。中共又再次自制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面对严厉的镇压，泛民知名的政治人物很可能面临长期监禁。而香港半民主议会政治正式死亡，令泛民政治也绝路。中共在主权移交时，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循序渐进走向普选的假承诺，产生了半民主议会与泛民政党这种政治产物。故此，议会就是泛民的母体。温和泛民并不相信议会以外的群众斗争和组织，他们担心斗争会变得“太激进”会挑战到他们的领导地位，没有议会根本没有生存空间。他们要不是自行解散，就要跪求中共让他们入闸参选。现在泛民各党已在讨论是否继续参选而陷入分歧。而任何决定参选的泛民政党，都将会被群众视为“忠诚反对派”。
整顿香港建制派除了政治因素，也是为了让中资加快接管香港经济。在中美冲突激烈化下，中共要应付与美国阵营的经济脱勾，因此加强接管香港以免经济孤立。此外，中共亦要进一步控制香港的战略产业，包括土地、电讯和电力，从而确保在地缘政治冲突中掌握对香港的统治权。中资占香港经济份额是越来越大，已占据了港股市值的七成以上，去年新上市股份有98%都是中资股。而在多宗基建工程合约，中资亦占总款额约一半。例如造价逾千亿元的港珠澳大桥的工程合约中，中资占总款额的54%。
中资亦积极收购农地及竞投官地，但囤地面积仍远落后于港资地产商。为了加快接管香港土地，中共要发动权力斗争，扫除部分港资与新界地主的障碍。三月，韩正提到需要解决香港住屋问题，随后廉署以涉嫌贪污诈骗拘捕24人，包括香港村屋大王王光荣及十八乡乡事委员会主席程振明等乡绅。乡议局根本是“爱国爱港”团体，为中共效犬马之命，可预见权斗之手未来将会伸至中共多年来的另一个盟友——港资地产商，要知道近年党媒攻击李嘉诚为“地产吸血鬼”而不是新鲜之事。香港地产商要么更开放与中资合资开发土地，要么像李嘉诚的长实那样抛售大量资产。
紫荆党最近流出一份内部刊物，拾韩正的唾余，指中央只要出手强征新界土地，就可解决香港土地问题。这种说法实在荒谬可笑。多年来，中资与港资之间虽然互相争夺市场，但也合资联手炒卖或开发土地。他们总体来说有共同阶级利益，而房屋问题的受害者正是他们的阶级敌人——工人阶级。中共自己就是住屋问题的元凶。
去年以来习李就统治方针出现激烈的权斗。主要代表中共太子党、资本家和邓小平时代元老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认为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和强硬镇压在国内制造了不必要的冲突，也与西方国家制造前所未有的对峙。他们希望恢复邓小时时期的温和政策，让中国可继续融入世界市场。与西方资本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的香港资本家现在被中共排挤，也一定程度上这场权斗的延伸。
事实证明，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下，立法会形成“35+”从来都是不现实的，中共政权永不能容忍伪议会落入反对派手中。由此可见，在制度内循序渐进改革是注定失败的。群众斗争的逻辑是要改变整个制度。
在可预见的将来，斗争会失去了立法会这个斗争平台，但群众的不满情绪亦因此会被引导至其他更激进的抗争渠道，对统治阶级造成更大的危险。如果基层劳动者在职场组织起来，建设真正战斗的活跃工会和群众组织，会形成一种新的且威力更大的抗争工具。中共自作聪明的“震慑”策略等同抱薪救火，促使香港的民主运动“蜕变”。
香港斗争需要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认知到不论中资、港资还是外资都是祸害元凶。资本主义与专制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分别是一只恶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镇压民主权制，以保护权贵对基层工人的剥削制度。运动也要抛弃“香港斗争可以在一个城市内胜利”这一想法，而要将运动连系至中国大陆同样受极权压迫和资本剥削的群众。尤其现在中国青年大大激进化，下一场大规模运动可能会先在中国大陆爆发，倒过来鼓起香港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