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IMF和税制——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Per-Ake Westerlund，社会主义正义党 (ISA瑞典)
为什么IMF、拜登、英国政府等资本主义政府和机构不约而同地开始提出加税？他们的政策能解决资本主义下富者愈富的问题吗？
近期，众多资产阶级政府和组织纷纷做出了加税的决定：
- 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决定在未来4年将公司税从19％上调至25％；
-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提议将公司税从21％增至28％，并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额外加税，借此应付3-4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此外，新政府还希望对公司税实行全球最低限制；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主张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中的高收入者和公司应额外缴纳税款。
那么这些决议会带来多大的政治影响呢？有这样一条评论可以说明：
“上周我看到了新闻头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说不要削减公共支出和借款。这则新闻让我感到十分困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捍卫着财政稳健政策，但现在他们却告诉工业化富国的决策者不应为新冠危机期间的过多公共债务而烦恼。他们回到了凯恩斯主义，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如是讲到……但在过去，他们的对经济问题的处方却是：采取财政紧缩、小政府和/或市场自由化的政策——亦即华盛顿共识。” （《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斯2月19日撰文）
有趣的是，主要决定加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美国、英国等在1980-1990年代掀起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国家；拜登的加税计划更是美国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
为什么会这样？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资料，1980年全世界的公司税率平均为40.11％；此后，各国开始意识到高公司税率对商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开始减税。于是，到了2020年，全世界公司税的平均税率削减到了23.85%。
经合组织重申了“为富人减税”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认为这样就可以盘活“商业投资”。实际上，削减对富人的税收就是在削减公共部门财政、降低工资、恶化工作条件。这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发动的阶级战争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利润。
市场力量的“解放”从来没有实现政客向群众所承诺的稳定、经济增长和美好的生活。相反，它带来了最严重的贫富分化，破坏了社会福利，并加剧了现存的气候危机。大约20年前，这个体系就已经受到了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质疑。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衰退凸显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脆弱性。金融交易中开始设立托宾税（外汇交易税），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反映出资本家和政界人士也日益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一些亿万富翁开始提倡增加税收，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提醒人们要注意不平等现象。
但当时没有哪个政府真的去试着打破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格局。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削减人民的福利，又给富人以补助。这种劫贫济富的手段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人斗争和群众运动。在2019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席卷了世界，直到疫情开始才有所退潮。
各政府的这种政策转变有以下两个基本原因：1）在过去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能稳定经济；2）当局害怕人民的不满和抗议，进一步打击资本主义及其政党。
当然，疫情及其引发的危机带来了一点转折。为了避免经济全面崩溃，许多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企业获得了能够保证其不破产的资金，甚至连工人也拿到了一些钱——特别在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派钱给工人以维持消费。
据经合组织统计，在2020年，经合组织国家根据经济周期调整后的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提高了5%； 公共债务总额增长相当于将近17%的GDP。 G20国家的平均债务从2019年占GDP的82.1％增加到了2021年的103.2％。
“如果没有这些财政和货币措施，去年的全球经济萎缩将是三倍。这可能是又一次大萧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ina Georgieva）表示。
税收战争和避税天堂
十多年来，经合组织国家和20国集团（G20）进行了谈判，以寻求解决各国政府之间税收竞争的全球解决方案。公司税尽管在世界各地都有所降低，但彼此差距仍然很大——从巴巴多斯的5.5％，匈牙利的9％和爱尔兰的12.5％，到法国的32％以及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35％左右。当然，也有一些零税率的国家/地区，开曼群岛、泽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地区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避税天堂。
据非政府组织“全球税正义联盟”估计，“各国每年因国际公司滥用税款和私人逃税而总共损失超过4,270亿美元的税收，大致相当于每年损失近3,400万名护士的年薪——或每秒损失一名护士的年薪。”
2016年“巴拿马文件”揭露的逃税资料就披露了众多知名大银行和公司的逃税行为，他们用各种左手倒右手的交易来隐藏利润、进行逃税；而避税天堂向罪犯和洗钱活动敞开了大门。
长期以来，国家之间的税收战可谓“竞相逐低”。公共部门收入的减少不可避免地有助于希望私有化的右翼政府。美国的公司税率为35％，但特朗普和共和党在2017年将其降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1%。因此，拜登提议增加到28％不过是增回了降幅的一半。
在欧洲，欧盟一直是新自由主义推动私有化和去管制化的主要工具。在欧盟内部，税收和其他竞次仍在继续。当欧盟委员会命令苹果公司向爱尔兰支付130亿欧元的税款时，爱尔兰政府拒绝接受，称苹果已经支付了“合理金额”——对此，社会主义党（ISA爱尔兰）指出，大企业的低税率与对工人执行的紧缩政策相伴而生。
拜登能做到什么？
拜登提出的加税措施将使国家收入增加2-2.5万亿美元。由于这是15年的首次增幅，所以实际上的每年增幅并不大；相比之下，美股市场上企业市值的总和就超过50万亿美元。
作为经合组织税收谈判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已经向135个国家政府提倡这种税改模式。德法两国对此积极回应，并会在夏天之前准备好最终提案。
提案会包括经合组织所称的“两大支柱”：1）全球公司税最低税率定为21％； 2）跨国公司应根据在每个国家的销售额缴纳税款。对于更愿意继续减税的特朗普来说，他不可能选择后者；而拜登的提议虽然意味着谷歌或微软在某些国家交纳更多税款，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避免的各国政府实施的不同级别的所谓数字税的方法。
美国企业少了出于避税原因将总部转移到国外的理由，所以全球最低限额也将增加美国的税收收入。因此拜登这看似“全球性”的提案中其实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成分；他宣布的其他新政策，例如强化国家地位、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等，也是与中国之间新冷战的一部分。
全球税收计划也并非是大胆进取的计划。这仍然会使较富裕的国家受益，亦无助于阻止全球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在经合组织最初的全球税收计划中，覆盖范围仅为2300家公司中的不到10%。
拜登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以及近期对美国经济的乐观预期，使拜登获得了一些短期优势。尽管如此，共和党仍将将在一些议题上反对他的计划。此外，许多国家的政府也会对全球税率存有异议，尤其是在资本家和代表他们的政党日益走向民族主义的时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议尽管看起来是一大进步，但他们的施展空间也很有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建议对疫情期间产生的超额利润征收临时的、有限的税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政策负责人加斯帕尔（Vitor Gaspar）表示：“疫苗接种可能是有史以来收益最高的全球投资项目”。他说，由于许多人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对超额利润征收“团结税”（solidarity tax）将产生有益影响。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正面评价财富税和遗产税，但他们和经合组织的提议都强调：任何支持措施和国家支出都是暂时的，劳动者不应惯于获得国家援助。
社会主义者与征税
高税收经常被政治家和媒体描述成社会主义政策。我们当然赞成增加亿万富翁和大企业的征税。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加税政策的局限性。
拜登自上而下采取了一些正面措施，例如提供额外的儿童福利等。他透过这些措施释出信号：“总统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不需要进行民主组织的群众运动”。但是资本主义下的所有措施都是临时性的，如今，它们甚至有明确的期限：2021年9月或2021年年内。虽然拜登提议将这项福利永久化，但3月份通过的1.9万亿美元刺激法案没有给工人以长期收益。
财团和富人不会默默接受加税。他们将雇用上千名专家来帮助他们逃税，并提高价格、削减工资，借此将负担转移到工人阶级身上。
在1945-1980年间，瑞典被视为通过增加税收和公共福利来改善工人生活的典范。但这不可能在当前再次发生了，因为税收本身无法动摇经济大权和所有制。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反击，是因为社民主义依旧处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之内。皮凯蒂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
的确，温和的加税也能提供更便宜的住房，以及更高的养老金、教育资金、医疗资金等。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福利不可能持久。最终付出代价的仍旧是全球的普罗大众。
政策改变不会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国内外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沉重的债务和通货膨胀风险都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危机。
社会主义者不是加税政客的拉拉队。我们支持积极进行改革，同时我们也为捍卫和改进这些斗争的成果作准备。如果来年政客们想要取消对工人的临时援助措施，我们将会去斗争阻止他们。
所以我们需要工人阶级政党，需要建立大规模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为废除资本主义、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
以加税来钳制亚马逊等大型企业是不可行的，这种做法与控制私营石油公司来阻止气候危机一样困难。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仅仅对私有企业征税是不够的，事情的关键在于所有权问题。我们有必要将大企业国有化，并实现无产阶级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并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实现经济上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