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1989年六四大屠杀纪念可最高判处5年监禁
红流星／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香港保安局已禁止举办今年度纪念1989年大屠杀的六四烛光晚会，威胁参与六四集会可判处5年监禁。此外，警方也最近宣布，就算仅仅宣传六四晚会，亦可处以1年监禁。
就此，当局以疫情为借口禁止集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真正的原因自始至终是中共政权想让32年前血腥镇压北京民主运动的件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消散。在中国大陆，当局企图用严格的审查制度将六四事件从社会的记忆中完全抹去。在过去30多年中，香港一直是中国的唯一一个纪念六四的据点，每年6月4日规模宏大且不断增长的集会帮助着留存1989年反抗的火种。
最近一系列对在香港的基本抗议权利的无情打压，反映了中共独裁政权以及其在香港的傀儡政权对于政治不稳定的担忧。对此，当局选择继续加大镇压，每一步打压及后都会带来更强硬的政策。
一个月前，港府宣布出于疫情考量，今年的六四纪念晚会将被禁。当时，特首林郑月娥避谈纪念晚会是否合法的问题，声称这是警方的决定。与在许多其他情况一样，林郑自身的立场无足轻重。实际上，习近平才是在独裁统治着香港，而他在香港的政策反映的不是本地因素，全国和全球才是他优先的考量。林郑不在决策圈子里，现在她只能通过解读中央政府的动作语言来猜测她明天要拥护什么政策。
鉴于公众对最初的六四集会禁令缺乏强烈反应，中共政权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进一步侵蚀香港民主权利。当局希望完全取缔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并确立未来六四集会也是违法的。由此可见，不仅是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2019年为争取民主权利和反警暴的群众斗争也仍然困扰着当局。
“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去年港府以疫情为由禁止了六四集会，而相比之下今年的禁令（现在平均每天仅新增1宗新冠肺炎案例，而且大型综艺活动已经恢复举办）更展露出政治因素。对于集会是否违法，林郑称要视乎集会上发生什么事，以及有否触犯《国安法》所禁止的行为。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同样含糊其辞，称“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由于中共政权完全可自行定义国安法中“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分裂国家罪”的含义，因此参加或者宣传政治集会甚至可能会被追溯刑罚。
当被问到六四集会当中的主要口号“结束一党专政”是否合法时，林郑回答说：“香港要尊重国家宪法，而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比林郑两年前说香港以“尊重和崇尚自由的特质”为傲，现在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范围已经从“港独”扩大到纯粹另一种政体。
在毗邻的澳门，六四集会已被完全禁止，因为“结束一党专政”和“停止政治审判”等口号被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诽谤”。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法律依据并非像香港那样的国安法，而是根据30年前在1995年葡萄牙殖民时期订立的法律之重新解释。
这清楚显示，中共政权会根据其独裁统治的需要，而利用旧有的殖民压迫手段。同样，香港许多泛民人士因“非法集结”而被判监禁（其中4人因去年六四集会而被判监，另外还有20名正在等待判决），这也是另一条殖民时期法律。
革命情势
针对区区一场纪念晚会，当局实施的禁令也突显了中国政权对任何提及六四的言行是如此的敏感。香港在2019年群众斗争中提出的“五大诉求”也仅只是有关香港一地的问题，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则是一场有可能推翻中共独裁的学生与工人群众革命运动。在屠城前的几个月内，全国至少300个城市（不仅是西方媒体驻在的北京）的数百万工人和学生发起了游行示威，进行公民抗命，并开始组织罢工行动，要求民主化和终结中共独裁统治。这种情况很快进入了革命性的局势，许多基层中共官员和党员也受到群众影响而参与到运动当中。
当时学生主要关注政治民主化的诉求，至于中国工人阶级也动员起来，要求结束在邓小平亲资的“市场自由化”政策下所爆发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等独立工会成立，展现出潜力去推翻正在迅速向资本主义专政方向发展的毛主义-斯大林主义政权、以真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作为替代方案。
当中共命令军队镇压群众运动时，守卫北京的第38集团军司令拒绝执行命令，这反映出革命情势令解放军与国家机器之间出现严重分裂。国家权力被架空了。一名瑞士外交官随后透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每一位成员都曾就转移资金（到瑞士银行）问题与他有过接触。”当时情况下所差的只是一个清晰的工人阶级替代方案，一个进行革命性变革的纲领和领导，而不是一个希望说服政权内部较为“开明”的派别去采纳更“改良”的方案。
中共的回应，是残暴屠杀示威者、工人和学生。仿佛为了展露中共反革命的真实阶级特征，当年惨遭杀戮的绝大多数是北京外围工人阶级地区的民众，实际上天安门广场内的学生占领者的死亡人数则少得多。这场运动的失败带来了决定性的反革命，令中国过渡到独裁政权指导的现代资本主义。
香港的反革命
现在，随着反革命的反动在香港大行其道，民运人士被罗织一大堆罪名，看来中共政权想让他们坐一辈子牢。例如，左翼老将“长毛”梁国雄因在2019年与人一起参加并“煽动”两次示威而被判处共22个月的监禁。自由派社运青年黄之锋也因去年六四集会而被判监，刑期在原先的一年半基础上又加了10个月。
与邓小平政权在1989年六四后的审判相比，现在在香港法院的判刑更为严厉。即使是1989年六四被“头号通缉”的学生领袖在一般也只被判入狱2到3年，而在香港，现在警察威胁纪念六四就要被判5年监禁。例如，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杨涛因在1989年运动中的角色而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年徒刑。运动领袖王丹被判处4年徒刑。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是1989年声援六四示威者的百万人示威活动的政治遗产，其中2019年的最后一次合法示威活动吸引了18万人参与。许多中国大陆人继续前往香港参加年度抗议活动，无惧中共的独裁统治。
镇压换不来稳定
中共现在以为，他们可以永久地禁止香港的六四集会，从而结束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自己的政治芒刺。中共随后可能会进一步禁止每年的七一游行和其他反政府游行。
中美冲突是推动中共政权继续在香港进行政治打压的另一大因素。在与拜登及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的对决中，对于习近平而言有数以万计人上街争取民主权利是个很负面的政治包袱；不过拜登也不过是新瓶换旧酒，更多地只是重新包装特朗普反中国议程。
不过，中国独裁统治正在玩火自焚。镇压不会带来政治或经济稳定，无论中共对治港模式做出什么样的“完善”（即更多的极权控制），民怨都在日益增长。继承自英国殖民时代、现已经被中共当成垃圾丢掉的民主面纱，过去至少为港府提供了一个“安全阀”，以释放体制积累的危险政治压力。
资产阶级泛民政客（当中许多人现在已在狱中）是这个伪民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口里支持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诉求，但始终试图与中共当局达成妥协，并回避或限制群众抗议。
同时，今天中国自身正在陷入越来越深重的危机。事实上是众多且相互关联的危机：人口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和政治危机。习近平强硬的高压统治，现在以香港为“沙包”，反而让中国局势更为动荡而非稳定。中共政权正可能步向比1989年六四更浩大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