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甬 中国劳工论坛
习近平开征全国性房地产税的计划遭遇重大挫败。据华尔街日报10月20日报道指，政权高层（包括地方政府）的态度是“压倒性负面”。对此，习近平不得不作出妥协，将原定试行房地产税的30个城市大幅削减至10个。但对于这10个城市的房地产税试行的具体细节，如税率，以及免税范围该如何划定，官僚仍然争论不休讨价还价。以致于相关的全国性征税法律可能要拖延至2025年才能敲定落实。
房地产风险
习近平推动房地产税的动机，是希望避免房地产崩溃和债务危机，并展示政权坚定打击房产投机失控的形象。然而，恒大危机表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虽然看似庞大，但内部结构却极不稳固。房地产开发商有着极高的结构性金融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弱不禁风。恒大只不过是危机的冰山一角，据各项市场评估，至少有十几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面临类似的情况而摇摇欲坠。12月6日，恒大和另一家房地产商佳兆业的海外债务首次正式违约。
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过去作为购房主力城市新兴行业的中产阶级纷纷面对大规模裁员潮，加上对房地产开发商前景的不乐观与不信任，已令销售成交宗数以及本地平均房价双双出现下跌。12月6日一份调查40多个城市的报告指出，11月的新房成交面积属10年来表现最差，成交量较前一个月下降4.3%，与2020年同期相比更是暴跌39.4%。二三线城市的平均公寓价格从10月起开始下跌0.1%，广州与深圳的房价也在9月也停止上涨，并开始出现颓势。由于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占全国总产值的近三分之一，这对于明年中国的GDP数字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警告说，房地产低迷或将持续，并拖累明年的GDP增长，并特别冲击到地方政府支出。中国社科院预计2022年经济增长约5.3%，低于政府此前设定的“6%以上”的目标。
即便如此，房价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依然是难以承受的。中部省份的省会城市，市中心平均房价相当于当地一般民众30年以上的平均总收入，而在北上广深更以数以百年计。
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税政策已讨论了超过二十年，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征收“物业税”（即日后的房地产税）。2011年1月开始在重庆和上海实施房地产税试点，而这两个“试验”工作至今已进行到第十年。习近平尝试扩展试点遭遇重重阻力，中共内部忧虑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房地产市场泡沫固然严重，但贸然刺破恐将触发一系列房企倒闭，并将倒闭潮蔓延到银行业。超过90%的中国城市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高达80%的中国家庭财富都与房地产有关，房价下降将会直接使房主消费意欲下降。这不仅危及中共管治下所要求的“社会稳定”环境，也打击了国内消费。要知道，习近平在中美冲突背景下为发展经济，提出了以国内消费为支柱的“双循环”。其次，由于涉及大笔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官僚的个人腐败），地方政府亦很受房地产市况影响。中央政府多年强调所谓的“软着陆”基本是一纸空文。九月份，由于中共要求房企减轻负债，各房企纷纷急于套现回流资金而降价抛售商品房促成房价下跌，部分三四线城市已经开始发布“限跌令”，声称要“打击恶意降价”。可见，习近平所谓“房住不炒”的口号与地方政府存在着金融利益矛盾。
真正的解决方案
习近平正疯狂地通过“防范金融风险”行动，力图避免中国陷入债务灾难。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习近平“三道红线”等一系列政策本身就是在触发房企的债务风险。根据wind数据，今年房企到期债务规模达到1.2万亿，月均超过1000亿。可见债务规模已经非常庞大，稍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令成为压垮大批房企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不仅地方政府，即便是中共高层当中亦有大批官僚担心市场动荡会危及独裁统治对于权力的把持。
中国的住房危机只能通过公有化和工人阶级的民主计划来解决。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应与现有国有企业一起收归公有，置于工人民主控制的管理之下。只有通过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的出路而斗争，才能终结今天无计划的资本主义混乱和投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