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血淋淋的贩卖妇女暴行
李甬 中国劳工论坛
春节前夕，中国网络流传关于“徐州八孩母亲”的视频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片段中显示，被称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称其名字为“杨某侠”）的女性身处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单薄，更令人震惊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条触目惊心的铁链，被困在一间环境恶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齿掉光，无法正常应答对话。
讽刺的是，过去的时候，其“丈夫”董志民是被媒体以一名含辛茹苦养育了八名孩子的父亲的正面形象而宣传。随后一名微博主打算采访董某时意外发现并曝光了这八名孩子的母亲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后，丰县宣传部发报官方通报称真名为“小花梅”（这名字听上去并不像真实姓名）为当地本土人口，后又改称她在98年8月与董志民“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小花梅”被铁链所拴的原因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时会暴力攻击他人。其后于2月10日，在群众汹涌的怒火与压力下三度改口，称一名“桑某”涉嫌拐卖妇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这次事件中早已荡然无存。众多网民在微博纷纷表示拒绝接受，尤其是对官方刻意隐瞒“小花梅”的年龄而感到愤怒。因为“小花梅”的真实年龄可能会曝露更丑恶的故事：她在“被结婚”时极有可能未成年——若是这样，这根本就是诱拐、强暴幼童的恶行！这意味着当地整个民政系统官僚的严重渎职，甚至是明知故犯参与到拐卖儿童、强迫其当性奴的恶行中。
最令人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对这一恶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饰的姿态。官方第一时间发布的通告辩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卖妇女的问题，并为涉嫌参与人口拐卖以及性别暴力者编织各种借口以搪塞。甚至根据《端传媒》在丰县的记者证实，当地以防疫为借口禁止外人特别是记者入村，记者亦收到报道禁令。
这个话题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问题，包括妇女拐卖、官僚腐败包庇、“计划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结构与男女比例失衡等。这些问题都联系到，中共极端资本主义父权专政下，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其身体遭到商品化的现实，也关乎到中国年轻女性的女权意识提升，不想只能当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卖，特别是针对妇女与儿童的拐卖问题是中国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贩卖的重灾区之一。该市辖下的部分村落，被拐卖而来的妇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妇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国官媒《法制日报》的报导则指，单单在2014年，仅仅是获救的被拐卖妇女在全国就有30,000多名。
而这些恶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当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庆市巫山县童养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马泮艳在推特表示：“……我12岁被大伯和村里人卖掉后，也经历过被拴铁链锁屋裡，我把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是没人报警，当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们就是不管！我当年那么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吗？没有！”
实际上，这些人口贩卖背后涉及到了各级官僚的既得利益与地位。对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恶果）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如果不默许村民“买新娘”的话，村子将在十到二十年间迅速消失。这种结果轻则影响官僚仕途，重则乌纱不保。对执法和司法机关而言，这类型的群体犯罪一旦追究势必席卷整个官僚系统，因此对此视若无睹，得过且过。
因此，从村警到市委，各级官僚对自己所在的地方发生的妇女拐卖罪行包庇纵容。而这一次事件所发生的地点更是相对发达的沿海省份，难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远的落后地区乡村间还存在着多少更黑暗的妇女拐卖暴行。
这些被拐卖的妇女处境往往相当骇人听闻。不少被解救的妇女纷纷表示，被毒打、强奸、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疗、被铁链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会被当众裸体游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员轮奸。而这些妇女只被视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当一部分在未成年时就被拐卖，而被“买”后不久就会因奸成孕。而她们所生下的孩子往往会成为她们的牵绊，使她们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愿离开“家庭”。
不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这一问题也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事件发生至本文行文间超过十天时间，从县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丑态百出的嘴面以及引发全国愤怒的一份份“案情调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对此不置可否。因为根据中共的统计，全国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高达105：100，意味全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对于中共而言，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方案去解决近3500万男性组织家庭的问题。农村适婚女性更倾向于与发达地区户口的男性组织家庭，长此下去必然导致一个又一个农村自然凋闭，农业人口萎缩。
而中国的法律刑法对于收买妇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轻，最高只会判处三年监禁。相比之下收买一只大熊猫最低量刑起点为十年，故常被批评为“中国妇女还比不上一只大熊猫”。
中国国内的贩卖妇女罪行也变得愈来愈“国际化”。所谓的“越南新娘”也愈来愈多地流入中国，实际上就是贩卖妇女的勾当。根据中共新华网2015年的报道指，中国国内“越南新娘”的人数超过十万人。被拐卖到中国充当“新娘”出售的妇女并非仅仅来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及印尼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在过去十年中，向中国贩卖女性的国家数量快速增长。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显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妇女被拐卖给中国男性。
官方在群众的猛烈声讨和追究下才勉强承认当中涉及拐卖妇女的行为。 现在，事件亦远远未完结。相关的关键讯息依然被掩盖，政府信用彻底破产。这也同时反映了群众对政府的态度和意识的转变。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军”，试图在网上引导舆论走向，但这些“水军”言论立即就被群众的嘲讽和声讨所淹没。这种态度和意识的转变亦令这些底层悲剧更容易引发社会关注。这也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危机和经济停滞的大背景下，民众对前途愈来愈失去信心，担心自己也会成为这些不幸者中的一员，并因为阶级团结的情绪而对社会不公事件产生更广泛的共鸣。种种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专制统治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据网上消息流传，近百名娘子军深夜驾车试图营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拦截。警方还威胁要把带头人“抓去坐牢”。
而这也透露出中国在对女性的压迫、父权意识无孔不入的社会下所受到的压迫和苦难是何等深重；性别歧视的国家政策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阳刚之气”、“传统家庭观”，并将女权主义贴上“反华”标签）则鼓励和强化这些压迫和意识。这案件与彭帅性侵案一样，正在以一个血淋淋的姿态证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作为资本主义威权统治一部分的父权结构得以强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个例子，残酷的资本剥削只会进一步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权要进一步打击和否定女权，就要动用意识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劳动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谓的官方调查报告，更不信任中国独裁资本主义下的司法体制，我们主张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透明且公正的调查，在民主监督下对“小花梅”进行全面的亲属鉴定。
我们必须要求有罪的官员和人口贩子受到惩罚。但惩罚几个“烂苹果”作为样板戏、以转移群众的愤怒并非解决问题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认真执行而非只为了转移媒体注意力，也不会动摇开辟女性身体“市场”的经济和阶级基础。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推翻资本主义，要终结国家对女权主义、LGBTQ权利团体的迫害以及对工人自我组织的恶毒禁制。真正的改变只能通过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来实现，而反资本主义和专制统治的斗争需要与为妇女和所有被压迫群体赢得真正平等的斗争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