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没有为中美帝国主义冷战按下暂停键，反而加快了冷战的进程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全球最大的金融投机商贝莱德的董事长芬克（Larry Fink）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结束了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全球化”。直到今年早些时候，诸如芬克这些资本家都还在用将来时态谈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而现在他们则正试图跟上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但实际上，今天的中美冲突肇始于十年前奥巴马的“重返亚洲”策略。而习近平2012年在中国上台后，在大幅升级国内镇压和强硬控制的同时，也采取了更具侵略性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习近平摒弃了由邓小平以来的“韬光养晦”务实外交政策，转而吹嘘并夸大中国的能力。例如，尽管近年来中国在生物制药领域投资了数千亿美元，国产的新冠疫苗效力还是令人失望。
2018年，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中美帝国主义的冲突升级，引发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战。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输给拜登后，我们指出冷战将在新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升级；这是因为冲突根源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历史性危机这一客观过程，而不是在于执政的是哪个资本主义政党。
在ISA的2020年大会的世界展望决议中，我们提出，“中美冲突现在是全球局势的主轴”。正如该决议所阐明的那样：“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走出主导过去4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并进入以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主导因素的‘地缘经济’时代。 ”
国家先于市场
上面引述的我们的观点，是在疫情和乌克兰战争之前提出的，而疫情与战争加速了这些过程，今天的世界进一步走向军国主义和更激烈的地缘政治权力斗争，经济发展趋势由前述局势决定，而不是引领局势发展。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强力工具，逐步取代“市场力量”居于主导地位。军事扩张和战略上去全球化成为当前的主要趋势。固然日本和德国是典型的国家军费扩张，其意义重大且令人担忧，但当前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军费。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拥有355艘舰艇，并于6月下水了其第三艘、也是其最先进的福建号航空母舰——相对美国海军只有297艘舰艇。习近平提出“2027年建军百年目标”军事现代化计划，旨在建军100年时，中国军队将与美军分庭抗礼。许多评论员警告说，这恐怕就是习近平的攻台时间表，他下定决心将台湾置于北京的控制之下。然而，中国已经100年没有打过海战了。而且军事专家警告说，攻台将比1944年诺曼底登陆更加复杂。
欧洲和部分亚洲国家的统治阶级正在打造一种歇斯底里的政治气候，同时准备进一步掠夺工人阶级，以组织更庞大、更具杀伤力的军队。在全球各国，资本家及他们的政府的“解决”方案都是“增加军备”！民族主义、歇斯底里和晕头转向的状况在战争初期阶段很常见。但随着对反战、反资本主义和国际主义替代方案的支持增加，社会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
最近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在德国举行的G7会议以及在日本举行的四边安全对话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些会议都意味着西方各国协调起来的反制行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反制行动不仅是对俄罗斯，更是针对中国。北约2022年战略构想中首次将中国列入“系统性挑战”，证明了削弱中国是美帝国主义与北约最重要的长期目标。英国海军上将本·基伊爵士（Sir Ben Key）最近在演讲中强调了这一战略重点，他警告说，“仅仅关注熊（俄罗斯）有看不见虎（中国）的风险”。虽然中国的老虎数目很少，但是基伊爵士用老虎指代中国的意图还是很清楚（显然，领导海军并不需要对于动物学有任何了解）。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所有这些会议的第一个议程。但是，四边安全对话是个例外，因为印度总理莫迪的参与使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需要传达一些不同的信息。印度拒绝站在反对俄罗斯的一方，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反俄会让普京更靠近中国。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游说俄罗斯削减对印军售，而中印存在长期的边界争端。习近平实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部分盘算在于以此作为对付印度的筹码，让中国掌握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俄罗斯军事技术。
末日
对实际上已被排挤出世界经济体系的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有另一重目的，即是警告中国，在未来西方或将和中国摊牌；同时这也是对于未来制裁中国的预演。当开始制裁中国之时，全球将会受到与现今全然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十倍，对全球供应链、贸易和金融流动至关重要。一间西方大企业的老闆如是告诉《金融时报》：“如果把对俄罗斯的制裁用于中国，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都会面临末日。”
双方都希望避免或推迟这种情况，但双方也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就连在美苏冷战期间通过谈判将毛时代的中国带入西方阵营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同意，不能让今天的资本主义中国成为“霸权”——尽管基辛格也警告说，中美的冲突潜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
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使美帝国主义能够集结其更多的盟友于其反华战略上。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在拜登政府的眼中，德国政府仍与中俄有纠葛；但与2月入侵前各国政府的立场相比，他们的分歧已大大缩窄。
新形势也为美国军工业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天后，德国政府便决定将其军事预算从2021年的470亿欧元增加到2022年的1000亿欧元，并随即购买了35架能够携带核武器的美国F-35战斗机（估价40亿欧元）。随着德国和欧洲逐渐避免使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美国能源行业也将获得巨大收益。今年前四个月，从美国到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量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两倍。
北约及其盟友
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这不仅仅是在警告北京，而且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些印太国家与北约之间的军事协作。因此，虽然习近平政权的如意算盘或许打算从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中获利，但因为中国经济遭受到的风险要高得多，习近平最终会比普京损失更大。
这一进程关联到更广泛的去全球化进程和两个敌对阵营的形成，而在这过程中，中国面临被排挤出关键行业的市场、被禁止获得新技术的风险。美国科技领域亿万富翁柯斯拉（Vinod Khosla）预测，中美“技术经济战”将持续20年。美国已经对5G和半导体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实施了严格的管控，而这种控制只会扩大。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多项法案，旨在加强对美国在众多中国商业领域投资的审查，并为美国生产半导体、稀土、先进电池，以及中国占主导地位或美国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影响的行业提供资金。
特朗普通过监管措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发动的攻势，使华为陷入严重危机。由于受到美国制裁而无法获得最新芯片，自2018年以来华为在中国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位置已从第一名跌至第六名，过去一年的销售额下降了64%。雪上加霜的是，华为被迫缩减其在俄罗斯（其为数不多的增长市场之一）的业务，以避免触发西方制裁。
特朗普执政期间设立的“中国公司黑名单”，已成为美国在冷战中的经济战模板。在拜登执政期间，黑名单继续扩大，中国媒体称目前其中有260家中国公司；2月份还新增了100多家俄罗斯公司。
削减关税？
“（中美科技战）进一步的升级是有可能的。”美籍华人评论员裴敏欣认为，“如果美国说服欧盟和日本恢复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CoCom），以阻止技术流向中国——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则使这一前景更有可能——中国将没有机会在与美国的技术竞赛中获胜。”
有报道称，拜登正在考虑可能取消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商品徵收的一些关税，这一点与和中国打科技战并不矛盾。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关税削减力度恐将十分轻微，也许会取消不到3%的关税，而这些关税完全覆盖了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其目的是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美国经济的通胀压力，然而仅是这样的关税削减，对通货膨胀恐怕产生不了什麽影响。
相互矛盾的说法充分展现了，拜登政府内的财政部和商务部之间存在著权力斗争，任何降低关税的做法都可能使总统受到来自国会双方的攻击，认为他对中国态度软弱。不仅是在中国，在全球所有地方，狂热的民族主义都是对各国政府进行政策调整的掣肘。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似乎支持对关税进行一些 “重新调整”，她认为关税作为对付中国的武器不是特别有效，需要更多的 “战略性”关税。因此，这场辩论是关于如何更“有技巧”地对中国经济施加压力，仅此而已。
中欧关系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希望在德国事实上的领导下，欧盟会在中美冲突中保持 “战略中立”的立场。这种希望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德国资本主义不会做任何损害德国每年对中国超过1000亿美元的出口的事情。但是，习近平将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从中美冷战中解救出来的希望，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就开始走向破灭了。
在新疆问题上中国与欧盟的紧张对峙，使去年3月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化为泡影。如果该协定得到批准，这将是北京的一个重要外交突破，也是对华盛顿的回击。但现在CAI已经胎死腹中。今年，德国政府以中共在穆斯林占多数人口的新疆地区侵犯人权为由，对其最大的公司，包括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施加了财政和政治压力。
新疆问题被用来展示柏林对中国以及对德国资本家采取的新的强硬态度，以迫使这些德国企业的投资和供应链走向“多样化”，不再对中国片面依赖。这是一个新的全球趋势，反映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这些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私人公司的投资决策发号施令。这种做法可谓效仿了中国模式的一些特征。
这种“国家主义”的做法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全盛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各国统治阶级都需要维护他们的国家权力，以便在《金融时报》的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所描述的 “失序世界的新时代”中生存下来。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对在新疆发生的镇压和酷刑的关切，迫使德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停止增强与中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这种与中国经济的脱钩仍处于初期阶段，但它正在加速，正如习近平在党内的一些批评者所警示，他把责任归咎于他与普京的“无止境”联盟。
事实上，这个脱钩进程在几乎十年前就开始了，由其他种种因素推动，包括与其他亚洲甚至东欧经济体相比，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的上涨。但在今年上半年，有1.1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被取消注册，而去年新注册的外国公司则为8000家。光大证券估计，在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期间，约有7%的中国家具订单、5%的纺织产品和2%的电子产品“流失”到越南和其他国家。这些趋势被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中国出口的暂时繁荣所掩盖，但随着这种繁荣现在逐渐消失，我们很可能看到中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类似于三十年前在日本发生的情况。
民主权利
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将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描述为捍卫“民主”，反对 “专制”。同样的虚伪立场也能在新疆和台湾问题上看到。中俄帝国主义宣传依靠的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战狼外交”）。他们指责西方试图削弱和摧毁祖国，用心险恶地利用“民主”作为其一种攻击手段。工人、反战和民主运动人士、LGBT+人群和女权主义者——所有反对政府的人都被贴上了“境外势力”的标签。这些民族主义宣传言行，旨在成为强国，夺回 “被外敌窃取的领土”。马克思主义者和ISA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大国或集团及其宣传。我们警告，支持任何一个阵营，或者认为一个帝国主义比另一个帝国主义危险性小，都会给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为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帝国主义从来不是盟友，他们也不站在群众的民主权利一边。目前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存在（但在中国完全没有、在俄罗斯也不断被打压）的政治自由，比如投票权、组织权、言论自由和罢工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群众压力和斗争赢得的，而不是统治阶级的仁慈换来的。
美国对堕胎权的猛烈攻势，揭露出华盛顿试图占据“民主”高地的笑柄。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公民自由和工会权利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形式上拥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本身并非是民主权利的保卫者。托洛茨基解释道，如果工人阶级尚没有立即推翻资本主义的能力，他们就必须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以反制法西斯主义或威权主义反动攻击。“但是，工人不能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人民阵线、选举联盟、联合政府等）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简析西班牙形势》，1937年）。
“好的独裁者？”
劳动人民永远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法院、警察或资产阶级军队来捍卫我们的民主权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民主权利是斗争和社会中阶级力量平衡换来的结果，而不是写在法律或宪法中的东西。只有国际范围的群众斗争，并由恢复元气的工人运动领导，为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斗争，才能确保真正的民主权利。这是唯一能够结束战争和民族压迫的力量。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中国和俄罗斯等资本主义政权的奥威尔式的国家镇压，并站在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一边，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对独裁政权真正展开斗争的力量。
当北约需要土耳其批准瑞典和芬兰的加入申请时，这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选择毫无顾忌地讨好冷血独裁者埃尔多安，而他正在准备对库尔德人发动新的战争，并打压工会、妇女和LGBT+的权利。
同样令人惊叹的双重标准也表现于拜登最近访问沙特阿拉伯，与独裁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握手言欢的消息。拜登在两年前的竞选活动中吹嘘，他将把沙特阿拉伯视为“被放逐者（印度种性，pariah）”，但现在在对俄罗斯石油禁运、冲击全球市场之时，他需要一项石油供应协议。布林肯在7月的任务也是如此，他需要说服泰国军事独裁者巴育将军，因为华盛顿不希望看到泰国当局完全转向中国一边。
清晰的分析
中美帝国主义的冲突几乎穿插到了世界各地发生的每一场运动和斗争中。我们去年在缅甸看到了这个因素，一方面，军方发动的政变得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一部分青年和工人发起了令人惊叹的抵抗斗争和大规模罢工，不幸的是，他们开始期盼西方压力，甚至所谓国际社会的干预来帮助他们击败军政府。这是一个残酷的幻想，在斗争中只能混淆视听。同样的情况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2019年香港的大规模民主抗议中，次年又在泰国发生。
在新冷战造成的全球环境变化中，这些经验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教训。在上述例子中，某种两害取其轻思想在运动中占据了上风，使一部分群众失去了方向，导致斗争急转直下。同样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台湾和韩国等国家，部分工人运动和左翼势力也会因为这些复杂情况而迷失方向和分裂。当然，这对中国新生的工人运动也是一个警醒。
冷战中，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已经很动荡的世界局势，并进一步推动两极化，以获取地缘政治上的胜利，这给工人和青年带来了严重危险。即使没有爆发另一场比乌克兰战争相当或更严重的热战，情况也是如此十分危险。一个明确的展望、分析和纲领，拒绝两害取其轻和民族主义，采取国际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立场，坚定反对所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府，这是确保被压迫者的关键斗争不被反动倾向所破坏的唯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