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年轻库尔德女生的牺牲，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起义、示威与罢工，甚至威胁到整个政权。
Nina Mo ISA奥地利
（原文首先发表于2022年10月2日，最后编辑于10月12日）
这位年轻库尔德女生的牺牲，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起义、示威与罢工，甚至威胁到整个政权。随着全球局势对于统治阶级越来越不稳，伊朗所在的中东整个地区或将再次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震央。
伊朗、库尔德斯坦和乃至周边其他地区群众的情绪可谓是“背水一战”。尽管当局对这些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屠杀和逮捕，他们并没有离开街头半步。最近，阿富汗的妇女们集结起来，发起集会表达她们的声援。但是塔利班——如同其他害怕示威蔓延的伊斯兰主义政权一样——强行解散了这次集会。伊拉克政权对于库尔德组织的致命攻击，暴露了他们对于该运动散播到整个库尔德地区的恐惧。抗议展现出了它跨越民族、国族与性别分化歧的潜能，而这也是击中伊斯兰政权要害的关键。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这个政权，朝向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努力，保证女性解放、身体自主、自由和平等。
示威持续 当局狗急跳墙
伊斯兰政权几乎把一切可动用的资源都使用了，他们的派遣部队往抗议发生的城市，他们向被招募到镇压性军事力量巴斯基（Basij）的儿童提供了包括机关枪在内的武器。当局已明确命令安全部队“无情地镇压”示威者。尽管当局隐瞒了真正的死亡人数，但有人估计已经超过200人丧生。不断有大批群众被捕，互联网继续被切断。
但他们所谓的“风波”现在已经过了第十二个晚上，继续在全国及其他地区蔓延。妇女、青年、工人们已经不再恐惧，不仅烧掉了他们的头巾，还放火烧了巴斯基的办公室。
广泛的罢工使大学陷入瘫痪，在一些城市，原本应该有大约200名学生的班级，但上课的人数不超过5人，而教授和教师也加入了学生罢课的行列。教师们呼吁采取进一步的罢工行动，最近，合同石油业合同工人威胁道，如果政府继续镇压，他们将要罢工。这将是对当局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西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的奥什诺维耶（阿什诺耶，Ashnoye），据报小商店和市场已连续10天罢市。安全部队继续在街道和街区演习，但到了晚上，人们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不时散开，然后再次在另一个地方聚集，在屋顶和窗户上高呼口号，例如“女人，生活，自由”、“独裁者去死”和“这是最后的讯息——我们针对的是整个制度”。
伊朗对伊拉克南部库尔德斯坦的库尔德族组织展开的无人机袭击，反映出局势最近的升温，以及当局要专门打击战斗性的库尔德运动。与此同时，当局明显陷入分裂。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在“好言好语”和强硬路线之间游走。来自神职人员、想要做出一些让步的声音，至少在口头上，越来越响亮。一位来自“圣城”库姆的、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刚刚表示，“运用安全部队和警察措施处理宗教和文化问题，是一个战略错误”。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和着名的宗教领袖也对道德警察的行为表示批评，因为他们认为，道德警察让女性远离宗教。
前总统拉夫桑贾尼（Rafsanjani）女儿哈希米（Faeseh Hashemi）的被捕，进一步显示了政权内部的分裂。温和的“改革派”势力试图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影响力并不是第一次。但这与2009年不同。整个政权和体制都处于合法性的严重危机中，仅靠其他派别取代莱希和他的派别来执掌这个伊斯兰政权，是几乎不可能重回稳定的新阶段的。
此外，政权的安全部队似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并且筋疲力尽。大量人员流失，据报甚至有士兵倒戈支持运动。他们需要在国外招募新人，在一些城市实质上已经没有足够的巴斯基/警察/军队来镇压抗议和集会。
学生运动兴起
这一阶段运动的最大特点之一是青年的主导作用，自发上街暴动，但也以更有协调的方式抗议。尽管大批学生被捕，但抗议活动仍在该国大学以罢工、集会和游行的形式继续进行。该国数十所大学正在罢课，他们的学生已经宣布他们将不上任何线上或是线下的课堂。好几间大学都有教授宣布声援学生，并抗议伊朗正在进行的镇压和杀戮，因而也暂停上课。
在设拉子医学院，学生们用“我们将战斗，我们将死亡，我们将夺回伊朗”和“我要杀掉那些杀死我姐姐的人”的口号进行抗议。伊斯法罕Sepehr大学的学生也通过举行集会加入了全国学生罢课行动。学生们高举“必须释放被关押的学生”等口号在大学校园内游行。罢课的最新大学名单于过去的周三公布。根据这份名单，全国八十多所大学的学生已经进入罢课状态。
青年人的激进情绪，显然也鼓舞了更广泛的工人阶级。在莱希的新政府领导下，这一代人遭受了更加残酷的镇压、暴力和不平等，以及持续的经济危机、贫困、饥饿和绝望。这不是第一次通货膨胀飙升了，通货膨胀率在去年就已经达到45%。青年面临着黑暗的现在和未来，这最终导向了这种爆炸性的情绪和愤怒。
更广泛的罢工行动正在酝酿——工人阶级必须带头
要求总罢工的标签目前正在社交媒体上广传。特别是年轻人认为有必要扩大运动，下一步应该是更广泛的罢工行动。合同石油工人的声明是对现政权的警告，这是可能导向实际总罢工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一些工人组织似乎对加入运动犹豫不决。他们中的许多人——公共汽车司机、石油工人、哈夫特特佩（Haft Tappeh）糖厂工人等都表示他们支持这场运动并准备走上街头，但显然这还不够。
教师是库尔德地区以外第一个组织罢工行动的群体，这并非巧合。在伊朗担任教师的绝大多数是女性，在过去几年中，她们一直处于一系列激进罢工行动的最前线。近年来，他们在反对镇压、追讨拖欠的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斗争中，都会特别将妇女受压迫的现实作为核心议题、提出相关要求。他们发起的行动也应该成为更广泛的工人阶级和独立组织的榜样。工人阶级运动需要与学生和妇女联系起来，在起义中带头，以确保采取必要的后续步骤来打破毛拉（mullahs，伊斯兰学者）的统治。这包括在社区和工作场所建立自卫委员会，以抵抗大规模镇压，作为建立民主组织的委员会以接管大工业、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第一步。
妇女受压迫是关键因素
吉娜·阿米尼的谋杀案是一种国家暴力，更确切地说，是国家对妇女和LGBTQI+群体的暴力行为。自此，在起义中丧生的其他妇女成为这场运动的新象征。很明显，这场运动始于对强制戴头巾规定的反抗，从一开始就变成了对整个政权和制度的反叛，因为对妇女的压迫是这个政权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几十年来，这种大规模的压迫已经深入到整个体制的所有机构以及整个社会、文化、家庭和领袖中。伊斯兰神权政权建立在必须将男女隔离，将妇女推入家庭以进一步剥削她们的基础之上。每年有超过2000名妇女被杀害。未报告的案例数字可能要高得多。这些杀害女性的凶手，不仅包括他们的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也包括警察、巴斯基和其他安全部队。死刑是这种国家暴力的最极端形式，但它是女性每天以各种形式经历的事情。
近年来，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伊朗#metoo运动开始发展，打破了对于持续发生的强奸、暴力、虐待行为的所有危险禁忌。这是意识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此外，在前一个时期——从苏丹到黎巴嫩，女性一直站在整个地区革命运动的前线。自莱希总统于2021年上台以来，这种日益高涨的女权意识与这个政权的企图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政权企图进一步压制妇女的权利，并对道德警察对妇女着装和头巾准则采取更严厉的做法。
工人阶级和年轻女性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这得益于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现在伊朗大多数大学生是女性的事实。女性人口结构的这些变化与被推回家庭、面临权利有限、暴力和厌女症的现实不断发生冲突。
当女性起来反抗时，伊斯兰政权立即受到威胁，因为当局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厌女症、压迫，尤其是对女性的剥削之上。从1979年窃取及背叛革命后的第一刻起，控制女性的身体和她们的着装一直是伊斯兰政权的支柱。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将大部分前社运人士定为犯罪分子，并把他们从街头上赶走。他们需要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持定型的性别角色的基础上，打破一直处于斗争前沿的女性的革命潜力，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军队、神职人员等之外建立自己的基础，利用工人阶级之间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施行统治。宗教独裁意味着这种厌女症必须在根深蒂固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男性的头脑中。
不容小觑的是，除了库尔德地区，全国各地的男男女女齐聚一堂，高呼“女人、生命、自由”，有意识地将妇女解放的诉求置于运动的核心位置。一段视频已经流传，显示一名男子在街上殴打一名女子，随后几秒钟内，以男性为主的一群人围殴了他。这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景象，它反映了许多社区、工作场所和意识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女性不再忍受她们每天所经历的残酷的厌女症、骚扰和暴力。他们起身反抗，并且经常以个人行为（可能是摘下头巾或在身体上自卫）激励他人。2017年、2019年以及其他动荡时期，女性摘下头巾在运动中起到作用，但现在这一行动有着不同的性质，即人们普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这样做。
不管这场运动的结果如何，都给现政权的权威和思想基础带来了历史性的打击，形势将一去不复返。这就是这场运动如此爆炸性的原因：要求结束强制戴头巾，所有的宗教和反动法律和限制都是直接要求结束整个伊斯兰共和国。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对宗教机构和伊斯兰教本身的支持在伊朗越来越低，在年轻人中尤其如此。这些宗教领袖也是超级富豪，革命卫队控制着经济中最大和最重要的部分，从整个工人阶级的剥削中获利，这显然是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看到政治和经济需求的结合齐头并进。
库尔德人问题和革命历史的教训
这场显然有可能发展成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剧变，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近年来，从40年来最大的罢工浪潮，到工人阶级、青年和贫民对水资源短缺、飞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等的暴动反抗，当今政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动摇。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年轻世代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因此变的日渐激进。早在2019年，他们就已经在与安全部队的对抗中不再恐惧，现在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发展。对现政权和它所代表的一切的支持也在广泛减少。而在所有抗争运动中，妇女和工人阶级中受压迫最深的阶层一直走在最前列。
除了库尔德人，全国还有许多其他群体和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者和其他少数群体，都经历了像吉娜·阿米尼这样的残酷压迫——她甚至不被当局允许使用真名吉娜。政权总是利用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将所有这样的群体描绘成“二等”公民，不但拒绝给予他们各种权利，并以各种形式歧视他们。
很明显，吉娜·阿米尼之死也激起了反抗这种压迫的起义。通过在罗贾瓦（Rojava）采用着名的革命斗争口号“妇女、生命和自由”并将其翻译成波斯语，该运动已经显示了其建立反对这些分化的联合斗争的潜力。例如，在东阿塞拜疆省行政中心大不里士（Tabris），人们用库尔德语喊出这一口号，这是至关重要的发展。因为这反映出的是，一个库尔德少数民族深受根深蒂固仇恨之苦的地区的明确心声。
至关重要的是，这个运动必须制定一项明确的方案和方法来解决民族和少数族裔的问题，并把自决诉求置于核心位置。民族主义者、保皇派和自由派势力，特别是在国际团结运动内部，试图忽视甚至抹杀这些问题，以及针对妇女和LGBTQI+权利的具体要求，这是非常危险的。
保皇派势力最近企图在“妇女、生命、自由”的口号上加上“男人、祖国、繁荣”，这样变更过的口号在一些学生集会上被采纳。这是散布民族主义思想并破坏运动的危险企图。为了在整个地区的工人群众中建立团结，反对国家和民族压迫以及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态度、法律和政策的斗争需要与更广泛的工人权利、民主权利、妇女权利以及对体面工作、工资、反对贫困、饥饿和紧缩的经济诉求联系起来。
这种需要以结束压迫的诉求为核心的联合斗争，对于抵制腐朽统治所需要的分裂是必要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伊朗革命历史的关键教训之一。1979年的革命打倒伊朗国王之后，伊朗左翼的错误导致后来的反革命，都与这个问题有很大关系。
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的几个月内，妇女、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和工人受到了残酷的打压。女工被迫遵守伊斯兰教的着装规定，以保住她们的工作。妇女不被允许成为法官。海滩和运动场地被按性别隔离开来。女孩的法定结婚年龄被降低到９岁，已婚妇女不允许上正规学校。
沙阿（伊朗国王）没有赋予这些现在受到攻击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多年前通过艰苦斗争获得的。扭转这些成果当时不是工人和贫民革命的首要目标。而妇女，尤其是贫穷妇女和工人阶级妇女，则扮演着反君主运动的先锋，包括反对在1979年之前的头巾禁令。
国王代表着集中难以置信的、海量的财富的统治精英，而这一时期失业率激增，德黑兰出现了巨大的贫民窟，疾病蔓延等等恶劣现象浮现。这就是反对国王和革命起义的社会背景，妇女们把对自主和自由的要求放在了中心位置。
毛拉们、霍梅尼和他的追随者们成功使时间倒流，并在1979年至1981年期间夺取了运动的领导地位，尽管当时有庞大的工人运动、工人委员会等等。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左翼和主要工人组织的严重错误。他们屈从于伊斯兰势力，接受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攻击，以便与毛拉结盟反对伊朗国王。他们接受了强制性头巾和其他措施，这些都是反革命的一些初步措施。这关系到对于压迫问题没有认知，以及不明白这些问题与革命运动密不可分的原因。
“所有的力量都必须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的概念，以及这些势力所采用的所谓“阶段革命论”，今天仍然威胁着这场运动。而在1979年，与毛拉的“团结”反对伊朗国王，导向了一场残酷的反革命，有大规模的处决、逮捕和对整个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这一次出现了“所有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毛拉的威胁。前国王的家族在其儿子巴列维（Reza Pahlavi）的领导下，正试图影响运动并重新获得支持，这是极其危险的。这些势力想要重新建立他们的统治，这不会导致妇女、库尔德人、被压迫者、工人和穷人的真正解放。
帝国主义利益和全球影响
虽然这种情况不是最可能发生的，但沙阿（国王）家族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表明，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选择。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应实际上比过去更加含蓄，因为他们正在寻找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替代品。而伊朗拥有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储量和第五大石油储量。他们也对不断增长的运动感到恐惧，因为与2009年不同的是，现阶段西方似乎并不抱有真正的幻想。在过去的几年里，西方的制裁对普通人和穷人的经济影响只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该政权关于运动是西方阴谋的宣传越来越不有效。
正当伊朗政权试图在新冷战的背景下确立自己位置之际，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一直在努力与伊朗政权建立更正常的关系，更接近于达成核协议。另一方面，将伊朗和阿根廷纳入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尝试表明，在新的帝国主义紧张局势和战争威胁增加的背景下，不同的集团正在加紧努力，以巩固其联盟并建立新的联盟。
同时，很明显，这些势力都不希望伊朗内部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尤其是不希望看到这种潜在的革命运动。例如，在沙特阿拉伯的妇女中可能爆发的女权主义怒火，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也是一种打击。这并非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如今运动对于整个地区的重要影响。遭受残酷镇压和压迫的阿富汗妇女最近为声援伊朗的运动举行集会，立即遭到塔利班的袭击。库尔德斯坦、叙利亚、伊拉克、苏丹和其他国家的妇女在一些城市通过集会和示威表达了她们的团结。
从伦敦到巴黎，从美国到瑞典的大型声援行动令人振奋，不仅显示了库尔德人和伊朗人社区的激进化，也显示了其他社区的激进化。社交媒体上的声援浪潮（用于支持吉娜·阿米尼的波斯语标签已达到1亿多次使用！）清楚地表明，伊朗的事件正在推动妇女和青年的普遍激进化，以抵制任何形式的厌女症、性别歧视和对被压迫者的暴力。
对许多人来说，伊朗的运动和“妇女、生命、自由”的口号是一个案例，说明我们需要采取激进的行动来反对我们面临的压迫和剥削——从杀害妇女到堕胎限制，从无偿工作到性骚扰。库尔德人、伊朗人、阿富汗人和该地区其他妇女反对独裁统治的英勇斗争，在全世界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他们在从美国到意大利的极右势力和对妇女和LGBTQI+权利的攻击普遍上升的情况下希望看到的抵抗。
前进的方案和对运动的领导
虽然团结声援的情绪正在全世界蔓延，但当地的运动需要一个具体的愿景和政治方案来推进。目前，它仍然是非常自发的，具有爆炸性和异质性的，在具体要求和观点方面也很溷乱。例如，库尔德斯坦政权的无人机袭击也表明，如果没有明确的、协调的行动来扩大运动并将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那么现政权可能会使用军事手段来应对运动的危险。尽管库尔德人做出了英勇的牺牲，但很明显，不能通过军事斗争来战胜政权，而是通过在伊朗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工人阶级的大规模行动。
早前的抗议浪潮，如2017年或2019年的抗议浪潮表明，如果运动没有进一步升级，没有一个能真正将工人阶级团结在关键要求和斗争方法周围的方案的话，单靠自发的愤怒爆发会很快被镇压。群众本能地将政治和经济要求联系起来，这些要求必须发展成一个社会主义方案，以替代伊朗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当政权在谈论调查吉娜的案件时，很明显，我们对任何的政府机构都不能有哪怕一丁点信任。这些机构的建立是为了维护伊朗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利益深深扎根于宗教原教旨主义、厌女症和反动意识形态，也是为了稳定这个制度。只有从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民主架构才能作出真正的调查。为了结束这种针对妇女的国家暴力和杀戮妇女的行径，必须推翻整个压迫妇女的制度。 妇女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有选择穿什么衣服的自由，包括如果她们愿意就戴头巾的权利，有在哪里工作和生活的自由——但这些权利不能仅仅纸上谈兵。在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失去工作的主要是伊朗的妇女。在深刻的经济危机和贫困的背景下，许多妇女没有能够独立生活的前景。相反，她们被迫进入婚姻和经济依赖，每天经历着暴力和极低的工资。
诸如结束对种族、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的任何形式的歧视，实现充分的民主和妇女权利，如解散道德警察、释放所有政治犯、实现集会自由等诉求，都与经济权力问题的诉求有关。毛拉和革命卫队的经济权力，以及伊朗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是国有的或掌握在个别宗教机构或人手中的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正是这些人要对杀害吉娜负责。他们也对工人和穷人的绝望处境负有直接责任。这些人的资产是第一批应该被充公的，他们的财富需要用于体面的住房、工作以结束饥饿和贫困，资助社会服务和教育等等。
资本主义制度只为伊朗少数超级富豪的利益服务。他们没有受到疫情或经济危机的影响。他们也没有受到宗教法律和规则的影响——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巨大豪宅中举行私人聚会，而没有生活在被道德警察逮捕的恐惧之中。他们的制度需要被一个基于大众、工人阶级、农民和穷人需求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完全取代。
末代国王的家人以及阿利内贾德（Masih Alinejad）等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试图将自己塑造成运动的“领导者”，但显然这种作法没有成功。情况恰恰相反，一大批抗议的年轻人对任何类型的运动“领导”都抱有极大的怀疑情绪。这反映了对那些不能被信任或建立的力量的拒绝、是一个积极的现象。同时，我们需要对进一步发展运动所需的革命领导类型进行讨论。
运动中对自决和解放的巨大愿望与对民主结构和协调的需要密不可分。必须从妇女、工人、青年和被压迫者中发展出一个真正的革命领导，这些妇女、工人、青年和被压迫者已经得出了革命的结论，认为有必要与国家机器以及伊斯兰共和国的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决裂。
例如，如果我们看看充满战斗精神的哈夫特特佩糖厂工会，这种领导的潜力是存在的，在那里，工人们不仅能够领导重要的罢工，而且实际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去年大规模糖厂的重新国有化。同时，哈夫特特佩糖厂工人的案例也表明，有必要为工人对经济的真正控制而斗争。为此必要的下一步必须是建立民主组织的、多民族的自卫委员会，以便能够保护运动和群众免受国家镇压，同时也利用这些委员会来争取这种对经济的控制。
如果不能及时形成社会主义的的革命领导，就会出现反革命的巨大威胁，甚至可能在库尔德地区出现内战的威胁。为了建立一个组织，一个革命党，以致能够在当地的运动中确立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方案，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协调，并成为这个运动的政治和组织中心，关键是利用发展中的国际团结运动的潜力。面对互联网的封锁，这个声援运动发挥着巨大的责任。不能局限于一般的声援，而是要真正讨论、发展和传播政治上的清晰度、观点和方案。流亡社区以及国际上更广泛的工人阶级运动，可以通过利用言论自由和组织为伊朗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观点而奋斗，发挥对伊朗运动产生真正影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