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的求救信号开辟了中国债务危机新战线
《社会主义者》中国版第70期 社论
中国经济在2022年遭受了灾难性打击。因此，在其史无前例地开启第三任期全面统治数月后，习近平迫切希望经济复苏，以驱散笼罩在中国和全球资本家头上的阴霾、重振“信心”。今年早些时候，全球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回来了”的说法，希望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劲增长能够抵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陷入衰退的风险。但在疫情后见到的经济反弹已经在消退。
在考察经济数据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支持者从讨论经济状况中得出的一些结论。我们一直对今年经济强劲复苏的预测持怀疑态度。
当全国人大在3月将今年GDP增长目标正式定为“5%左右”时，我们对这个数字之低感到震惊（这是中国自1991年以来定下的最低GDP增长目标）。许多全球预测者预测中国经济增长6%或更高数字——习近平政权是知道什么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吗？
从我们过去的讨论中，认知到中国经济实现5%目标有两种方式：进一步大幅增加中国已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或者伪造数据。或许这两种方法会同时用到。在许多篇文章中，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解释道，中国过去几年的经济萎靡不像一些评论员认为的那样，是习近平超高压的清零政策的结果（尽管清零肯定恶化了经济）。
当前深重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由债务驱动的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已经耗尽。它已经走到穷途末路。这种增长模式基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浪费数万亿在大白象工程）及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与日本以前的泡沫经济相似，但中国的情况更为恶劣。
债务发动机
这一方式在过去20年拉动了中国经济，特别是自2008-2009年全球危机以来，中国历史性、可一不可再的刺激计划震惊了世界（有说“中国拯救了世界资本主义”）。这背后潜藏的，是一切债务问题爆发的来源，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处境。这是我们预料到的情况，但连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否认这一点，因为无论是否因为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他们都声称“中国国家机器有独特的能力”。
中共独裁政权对银行系统的控制，外加媒体、互联网、司法、其他关键的金融和政治控制手段——特别是广泛的审查制度，能够让所有吹哨人或提出令政权尴尬的问题的人“被消失”，确实让他们拥有一些“正常”资产阶级政权所没有的掌控力。但中共并没有推翻一条通则——具体说来，没能推翻价值规律。
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靠快速增长的债务。当政府将重点转向“去杠杆”，从而遏制不断攀升的债务水平时，经济已经急转直下。我们在房地产业债务被收紧中清楚看到这一点，而这引发了过去两年房地产行业的陷落状况。2023年所谓复苏只是在同一发展路径上继续行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中国债务占GDP的比率在2023年第一季度飙升7.7%，达到创纪录的290%。
中共多年来一直在推迟其历史性的债务危机，其作法是在一场大型的捉迷藏活动中，将定时炸弹从金融系统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个部分。但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金融风暴———通过举债兴建基础设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增长机房———或将成为中共政权面临的一大挑战。贵州正在出现的债务暴雷，以及其他负债累累的多个省份也行将面对类似情况，对于北京来说，通过又一轮的金融“炼金术”摆脱困境恐怕并不那么容易。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GDP相比2022年同期增长4.5%，给大家派了一颗定心丸。但现实真的如此吗？一如既往，中国官方数据的准确度并不可信。这是一次脆弱的复苏，极度依赖以债务融资、更由国家来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为形式的“维生”措施。
据《环球时报》2023年2月28日报道，18个省份明确2023年重大项目年度投资近10万亿元人民币。该报道提及，其余13个省份尚未公布其投资相关数据。
地方政府受到挤压
但是省政府及地方政府的钱快用完了。根据官方数据，在31个省份中，有22个省份在2022年财政收入下降。数万亿元的偿债成本让地方政府预算出现了一个缺口，而在一些城市，这个缺口占市政府总支出逾1/3。由于房地产危机的副作用，传统上占地方政府收入1/4的土地销售去年暴跌23.3%。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总损失约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880亿美元）。
这最终带来的，便是全国范围裁员、减薪和削减公共服务浪潮。 20多个城市的公交服务已关闭或部分暂停，公交公司无法购买燃油或支付工资。河北省取消冬季取暖燃料补贴。学校、医院、政府大楼和其他地方政府资产已变成赚钱工具、并出售给私营部门，从而让这些地方政府筹集现金。 “我的很多同事的工资都被拖欠了，这让我们处境很艰难，因为我们要养家糊口，”江西省的一名政府雇员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如是表示，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中共的经济战略是开启再一场大兴基建狂潮，冀望这将刺激经济增长、并刺激消费者支出，让消费支出成为经济驱动力。但近年来的趋势表明，这一冀望并未成真，出现的恰恰是相反的情况。
今年的复苏受到家庭消费低迷，以及宁愿储蓄而不消费的阻碍。这一情况不应令人感到惊讶。中国工人和中产阶级对他们的经济稳定——工作、工资、养老金和房地产低迷带来的损失（所谓的负面财富效应）——感到极度焦虑。4月，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0.4%，这意味着逾2000万25岁以下人口失业。现在，56%的劳动力就业于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即处于去管制、不稳定就业，高于2004年的33%。
资本家也没有安全感。私企不愿承诺新的投资，因为对经济复苏、及对习近平独裁政权治理经济的信心已接近谷底。 社会仍未摆脱2022年的“地狱之年”景况。
这种情绪反映在第一季度的数据中，国有部门投资增长10%，而私营部门仅增长0.6%。私营部门贡献中国60%的GDP、80%的城镇就业、90%的新增就业岗位。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居高不下、连续一年处于16%以上的青年失业率。
去年12月，习近平混乱地终结清零政策，最终让大家回到某种“常态”，对此经济学家们预测会有一波“报复性消费”。但令人注目的是，预期的消费狂潮却没有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日的会议上承认了这一点，会中承认存在“内部动力”和需求不足的问题。
取而代之的是，银行存款增长幅度创下新高。即使是最有热情的外国投资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雅诗兰黛、星巴克和高通（Qualcomm）都将中国视为自身最大市场之一，并已对销售额下降提出警告。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告诉路透社： “2022年超额储蓄（现今住户存款增加额相比去年同期的增长）达到8万亿人民币，引发了市场上的一些乐观展望，认为这……将在疫情后大量释放被压抑的需求……然而，2023 年第一季度超额储蓄进一步增加。”
“报复性消费”？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第一季度住户存款增加9.9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4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
因此，经济学家特别质疑中国第一季度零售总额增长5.8%的数字。除了服务业外（因为大家庆祝3年清零完结，而外出旅行、就餐），家庭消费仍然低迷，而中国的通通货膨胀率全球最低也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下降至仅0.1%。这种“无通货膨胀复苏”，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所称，意味着企业面临着因需求疲软而不愿提价的压力。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显示的出厂价格处于通货紧缩区域。4月份的PPI跌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为-3.5%。与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或价格下跌也可以破坏稳定。在中国等债务水平高的经济体中尤其如此。通货膨胀通过让货币贬值来消减债务，而通货紧缩具有相反效果、使偿还债务的成本相对更高。
日本与通货紧缩缠斗了30多年——这段时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以及随后的“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在此期间，该国经济停滞不前，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17.7%缩减到如今的6%。中国的债务积累远远超过日本，随后中国房地产泡沫在2021年爆破，现在更严重的债务危机爆发在占90%政府部门支出的地方政府上，让中国受到走向“日本病”的威胁。
贵州的求救讯号
尽管政府去年底采取了援助措施，但房地产市场仍在萎缩。虽然房地产销售的下降速度在去年房地产暴跌后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但继2022年下降 10% 之后，该行业的投资额在1-4月又下降6.2%。按建筑面积计算，今年第一季度新开工面积相比去年同期下跌19.2%。要知道去年的基数已经很低。
以贵州发生的事件为标志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标志着中国在防止金融崩溃的斗争中开辟了一条可怕的新战线。看起来，某种形式的中央政府对于贵州的变相救助正在进行。贵州是一个拥有 3800万人口的省份，累计欠下1.31万亿元人民币的“隐性债务”（是通过资产负债表外的渠道交易）。这主要是主要通过重复的基建项目欠下的。
4月，贵州省政府向北京发出求救信号。其官方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称，“债务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并承认“仅依靠（地方政府）自身能力已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该文章在数小时内就被删除。
贵州之于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就像恒大之于房地产危机——只是冰山一角。尽管如此，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将远比应对房地产市场陷落困难得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地方政府官方债务在过去5年中几乎翻了一番，达到35.3万亿元人民币（5.14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地方政府所有收入的120%多。
但随之而来的是地方政府金融工具积累的债务。地方政府金融工具是地方政府在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支出的主要表外交易渠道。2008-2009年大规模刺激计划下造成了数以千计监管不力的国有企业，而这巩固了国有企业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核心的地位。根据IMF数据，到2022年，地方政府金融工具债务增至5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GDP的48%。
中国的内债危机与中共政策促成的外债危机有许多相似之处，北京被迫向其“一带一路”倡议在亚非拉的参与国家“大家庭”提供多次救助。旨在推动增长和增强中国资本主义及其独裁统治的经济实力的项目，反而成为难以挽回的资源消耗。
内外交困
习近平政权承受着来自帝国主义冷战的巨大压力，这场冷战是中美两个正衰落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全球地缘政治斗争，双方都深受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困扰。这场争斗正推动去全球化进程，这反过来加剧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困境和与日具增的军事威胁。鉴于这种国际环境，中共正在回归其刺激GDP增长的老办法：强迫缺钱的地方政府承担更多债务。
与此同时，它对民众施加了更多的紧缩政策，削减了政府指出，并对养老金进行打击。中国摆脱疫情梦魇，恐怕不会带来资本主义盼望的“报复性消费”，而是会让我们看到工人和青年发起另一种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