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社会与警察暴力：整个制度都是有罪的！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法国声明
（本文首次发表于2023年7月5日）
为纳赫尔讨回公道
让我们把愤怒转化为社区与职场的群众运动
6月27日，一名警察在楠泰尔（Nanterre，巴黎市郊的贫民区）种族主义谋杀了年轻的纳赫尔（Nahel），引发群众对于制度性种族主义、接连不断的警察暴力的愤慨和反抗浪潮，这些暴行特别针对北非或撒哈拉以南非洲裔的年青人。早前那股反养老金改革的强大社会运动所建立出的新力量平衡，应成为组织和建立一场大规模抗争的基础，以对抗种族主义和警暴、同时对抗资本主义体制。
这事件的来龙去脉路人皆知。17岁少年纳赫尔·梅尔佐克（Nahel Merzouk）在一个警察检查站中被警察枪杀。事发前，涉事警察持枪威胁纳赫尔，勒令他关闭引擎，否则「我就朝你的头开枪」。在惊慌失措间，纳赫尔启动了汽车。子弹穿透了纳赫尔的肩膀和胸部，这致命伤令他毫无生还的可能。就像过往很多同类事件一样，此事本可就此结案，不了了之。警方会辩解说自己当时是在面对一辆「冲撞」警察的车辆而开枪自卫。但事发当时正好被摄录下来，因而揭穿了警方的谎言。
被警察杀害的北非南撒哈拉以南非洲裔青年，名单长得罄竹难书，纳赫尔只是冰山一角。在纳赫尔被杀前15天，还有另一名19岁的青年阿尔胡辛（Alhoussein）在安古兰（Angoulême）上班的途中被警察杀害。
对于这些年青人来说，不公义不单是一种感觉，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杀人的警察很少会被定罪，相关的案件通常会被撤销。可以与人们对警察检查站的恐惧相匹配的，只有人们对体制包含的机构的仇恨，这体制的存在只是为了压迫和羞辱这些来自贫困市郊的年青人。
这场反抗代表社会上听而不闻的声音。为了让他们与所有其他警暴受害者的声音被听得到，并为其申张正义，就需要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斗争运动。工会和左翼政治团体必须进行积极的声援。
马克龙积累的危机
面对纳赫尔的谋杀案，马克龙被迫承认问题，这对于他而言又是另一次危机。马克龙在纳赫尔被杀事发情况的影片曝光后，不得不宣称这是「不可辩解」和「不可原谅」的。但这显然无法取悦像「联盟」（Alliance）那样的反动警察工会，他们觉得自己被总统辜负──这样于马克龙而言又是一个要分心处理的危机。
纳赫尔的谋杀案也让极右翼陷入了窘境。比如勒庞的国民联盟，我们发现在他们的政纲中，他们主张警察和宪兵可以在自行假定受到威胁情况下，使用武力自卫。这种自行假定的情况早已存在，但国民联盟想要使它在所有情况下都无可争议，比方说令人无法对警察作出投诉。岂不见，当记者在纳赫尔死后访问勒庞时，她推托说「还没看到相关视频」。
但对于右翼和极右翼而言，有危则有机。尽管机会稍纵即逝，但反动势力正试图利用最近这宗警察谋杀案后所爆发的骚乱，对紧张局势和种族主义煽风点火。
「暴动，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马丁．路德．金
成千上万的年青人，当中主要是移民背景的青年，在纳赫尔被杀后的第一晚开始，就在法国主要城市的郊区爆发骚乱。人们纷纷回想起2005年，在克里希苏布瓦（Clichy-sous-Bois，巴黎东部的一个市镇）的骚乱。当时骚乱的起因是两位年青人泽耶德．本纳（Zyed Benna）和布纳．特拉奥雷（Bouna Traoré）在警察行动中死亡。
但这样的类比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自2005年以来，不仅仅社交媒体的应用迅速普及，社会上还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首要的是，在过去20年里，公共服务投资不足的情况逐年恶化。自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紧缩和预算削减政策，已经这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这对经济上最脆弱的人来说是受害最深。以至于在一些社区，住在低收入住房中的退休人员由于缺乏收入而无法支付租金，只能由年青人施以接济才能够继续住在自己的社区。
而早在2005年，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年青人，特别是那些有移民背景的年青人而言，那黯淡的前景早已展现眼前。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前景又是怎么样的呢？雪上加霜！人们的挫败感和愤怒达到了最高点，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遍。将目前民众的冲冠之怒归咎于社交媒体或「电子游戏」（马克龙正是如此宣称，令人啼笑皆非），就是试图尽量淡化其背后的社会原因。这种愤怒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蔓延到法国各地，不仅限于大城市，是因为这些社会问题是系统性的，可谓俯拾皆是。
在当前的郊区骚乱中，警察面对的是自小就受到歧视和羞辱的年青人，这在新冠疫情期间犹其明显。无疑，这些年青人对于这样的种族针对还记忆犹新。
然而，当局对此不过以「故伎重施」的所式予以回应。再一次以所谓加强「安全」的方式应对，警力大量动员，军队跋扈地在贫民区街道上巡逻，甚至出动了人质处理和反恐行动部队（巴黎警察调查干预队、国家宪兵特勤队、法国国家警察特别介入队）。实施宵禁和停止夜间公共交通也成为了常态。同时，法国司法部长莫雷提(Éric Dupond-Moretti)向检察机关发出指示，要求对在示威中被捕的年青人实行「迅速、坚决和系统性的刑事处理」。
年轻的纳赫尔遭杀害才过去几天，没有什么比加强镇压更为火上浇油。法国政府彷佛以为更多的安全措施就能够解决由建制所创造的混合、爆炸性危机，当中包含了种族羞辱和歧视，以及年青人对未来失望和感到失落的情绪。
通过警察的暴力，当局故意地刺激那些反抗的年青人采取更多的暴力，以转移社会视线。并尝试在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
政府这种威权的反应，极大地鼓舞了极右组织。反动的全国自主工会联盟（UNSA）警察组和「联盟」警察工会在6月30日推波助澜，他们发表了一份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声明，呼吁加强镇压：「面对这些蛮人，仅仅要求他们冷静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对他们强行实施冷静！」； 「现在不是进行工会行动的时候，而是要对抗这些『害虫』的战斗时刻」；「今天警察正在战斗，因为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到了明天我们将进行抵抗，政府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全国自主工会联盟教育组和总书记谴责了这份声明）这反映了法国现在存在着一种被刻意助长的极端化现象：截至7月5日为止，一个支持开枪警察的基金已从85,000多名捐助者中筹募得了超过160万欧元的捐款。这个基金由极右翼政客梅西哈（Jean Messiha）发起，他曾经是国民联盟的成员，后来成为泽穆尔（Éric Zemmour）的支持者。（译按：泽穆尔是法国作家和政治评论人，被视为法国的极右思想的代表之一）
种族主义、社会和警察的暴力导致了运动的暴力
在居民区的起义包括了抢劫、纵火和入室抢掠等事件。但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个观点：主要的暴力是种族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暴力，是来源于体制以及马克龙倒行逆施的政策。这些政策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也刺激了部分人的暴力行为。
其次，暴力来自于执法部门：种族主义的警察暴力。这与法国无日无之的种族主义和社会经济暴力叠加起来，才是社区暴力的真正根源。
政府和极右翼目前正在利用这一点，轻易而举地将制度问题隐藏在这些爆发性事件之后。这些骚乱是近几十年来法国政局所带来的后果，马克龙在此则是一个让局面雪上加霜的推手，因此如今骚乱也是对于体制刻骨仇恨的反映。骚乱民众主要的目标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政府机关建筑，如市政厅和警察局，以及大型连锁商店的建筑，还有就是其他被破坏或正在燃烧中的物件。
暴力行为来自部分被激怒的年青人，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行为表达的是一种对体制的盲目愤怒，但显然无助于解决问题。对于这些已经被公共服务所抛弃、受社会排斥以及被贫穷所困扰的社区而言，更是祸不单行：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往往是公共财产，如公交车、社会性住房、学校、药房，还有左邻右里的汽车。可悲的是，我们所在的阶级、我们的家园和社区都在承受着这些财物损失所带来的恶果，而这些东西本应造福整个社区，但现在却导致了我们社区的分崩离析。
而且这种打砸抢烧的元素也会成为对立阵营的把柄──他们就可以借此分化我们，进一步限制我们的自由并强化国家的镇压机器。正是由于这些暴动元素，予以统治阶级口实，令统治阶级可以调动所有武器，特别是调动起主流媒体，引导人们反对骚乱，趋向分化，甚至确保人们将骚乱的根本原因抛诸脑后。
而最终，所有这些打砸抢烧的行为其实都削弱了抗议活动。只有通过整个工人阶级和年轻人的团结斗争，以及我们人数上的优势，我们才能在寻求真正解决方案上踏出第一步。
国家对青年名为「照顾」实为羞辱
自2017年上任以来，马克龙一直透过紧缩政策和打击工会权利的方式，对工人和青年发动全线正面进攻。而伴随这场阶级战争而来的，则是马克龙一直在增加国家力量的专制性，同时鼓励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当你打算触犯众怒之时，最好就是分而治之。
马克龙对工人青年的暴政成为了国民联盟得以增长的垫脚石。国家种族主义和对非本地人口永久污名化不断加剧：从一系列恐伊斯兰法律到对「伊斯兰－左翼主义」（将伊斯兰恐惧与反左翼宣传联系起来）的猎巫……马克龙及其政府从未停止盗取极右翼的衣钵，煽动分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哪怕最近发生了强大的反退休金改革的社会运动，勒庞在民调中仍得以处于领先地位。马克龙及其部长们希望国民联盟会被视为「真正的」反对派。因此他的政府，远比国民联盟更有意识地推动种族主义和制造分裂。特别是通过《2024年奥运法》[1]、《未来移民法》[2]、对马约特岛上科摩罗移民的种族主义军事行动（Operation Wuambushu）[3]，当然也包括了今天达曼（Darmanin）[4]和他的警察对郊区骚乱的威权和种族主义回应。（译按：[1]2024年奥运法旨在使人工智能监控系统合法化，有充分证据表明相关的监视技术更多地针对移民和有色人种，法国也成为了第一个人工智能监控合法化的欧盟国家。[2]未来移民法收紧了庇护申请审查，也让政府更容易驱逐被视为「威胁公共秩序」的外国人。[3]马约特岛是法国海外省，是位处非洲马达加斯加岛西北方的一座小岛，由于其地理位置邻近另一个岛国科摩罗，因此岛上有大量来自科摩罗的非正规移民，他们大多生活在环境恶劣的贫民区中。而法国政府采取的暴力驱逐行动加剧了流行病蔓延的风险并造成了人道灾难。[4] Gérald Darmanin, 法国内政部长，在移民、安全和执法等政策上有着极右倾向面饱受批评。）
自1983年时任总统密特朗转向紧缩政策以来，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法国政府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了公共服务。社会各方面承受着实实在在的恶果，但在贫困地区则尤其明显，贫困程度正在变本加厉。削减公共开支造成生活方面的血淋淋恶果，包括低标准的住房、窘迫的就业前景、无法获得医疗保健和基本公共服务，居住在贫困地区的居民深受其害。对未来前景感到绝望，也是这些地区众多青年的共通点。而为了掩盖这些问题，法国体制就更依赖于分而治之的武器，特别是种族主义。
在有着大量移民背景人宜居住的贫困社区中，警察采取著咄咄逼人的态度，目的是为了把他们囷在环境恶劣的住房和学校里，使之处于一秷隔离状态。种族主义政容们试图对这些人大加抹黑，把他们描述为对工人和「白人」中产阶级的威胁，以便为他们的镇压政策拉拢更广泛的支持。
「没有不带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麦尔坎．X
在这个社会中，种族主义是制度性的。就像其他的压迫一样（特别是性别歧视和对LGBTQIA+的恐惧），种族主义是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有意识地使用的武器，这让他们可以避免与团结的工人阶级力量直接对抗，从而更容易地实施其政策。
法国在这方面一直得心应手。从与安第列斯群岛三角贸易的基础上引入奴隶贸易，到杀害纳赫尔，法国当局一直施行政策将有色人种锁死在次等人──长期以来这都是路人皆见，而今天则不单单仅存于法律纸面上，更是一直在实践中。
种族歧视并非子虚乌有：在法国，黑人或北非裔人士在街上被警察截查的机会高出6至7倍。再加上18至25岁青年被截查的机会是总体人口平均的7倍，统计数据显示，黑人或北非裔青年男性被截查的机率是其他人的20倍。而这仅仅是一项研究，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种族主义也是制度性的，并非仅存在于警察截查的问题上：许多人在求职或申请住房时面临歧视，并在努力接受教育和培训时遭遇到社会和经济困难。这意味着他们能拥有较好的工作条件和薪酬职位的人聊聊无几，但在无技术要求的低薪岗位中却人满为患。诸如此类的情况不一而足。
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不公义的承诺
事实上，在马克龙任期内，警方使用武器和警察杀人事件都有所增加。然而在马克龙上台前，2017年2月当时总理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就提出了武器使用法律，并被当时的奥朗德政府所引入。从2017到2021年，警察使用武器的情况对比2012至2016年增加了26％。而对使用武器攻击车辆的情况，增幅更高达39％。
然而修法并不是导致警察暴力的唯一因素。自达曼担任内政部长以来，致命暴力事件的情况有所恶化：正如网络杂志《Basta!》指出，自2020年以来，警方枪击致死案数量翻倍，被捕后死亡的人数更是上升了三倍。
杀人警员被定罪的情况极为罕见。虽然如此，可以想像得到，有着事发现场视频，以及来自底层的压力之下，杀害纳赫尔的凶手可能会被定罪。尤其是因为他在事发后很快就成为了政府和部分警察层级的弃卒，他们正打算丢车保帅德策略，声称这是孤立的案件，以避免整个体制的问题被曝光。但是，生活在贫困郊区的年青人非常清楚，这不是警察机构内部个别「害群之马」的问题，而是广泛存在的种族主义暴力问题，这种暴力在政府和警察机构内部都得到了推动。
政府可能会遁于「让法院处理」的说辞背后，但众所周知，在现在这种情况乃其很多其他情况下，法院并不会按照人们的期望所行事。在一个由不同社会阶级、互相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中，体制之下的各机关的最终目的是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个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我们面对的无疑是一个带有阶级偏见的司法系统。
国家与执法机关的角色
正如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解释的那样，国家镇压机器（军队、警察、监狱等）的出现，是在历史上反映了社会分化成具有对立利益的社会阶级，而这些利益冲突是无法调和的。国家由恩格斯所说的「特殊的武装队伍」所组成，他们负责将阶级冲突「限制在秩序之内」，但最终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镇压和武力威胁是保护统治阶级财富和统治地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关对任何威胁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运动大肆镇压。警察对黄背心运动的逞凶行径在2018年底和2019年期间导致了25,000名示威者受伤，其中包括353人头部受伤，30人失去一只眼睛，6人手部截肢；此外还造成了居住在马赛的80岁阿尔及利亚女士雷杜安（Zineb Redouane）的死亡。
反对养老金改革的强大社会运动也遭受到警察的大力镇压，一位SUD铁路工会成员在巴黎被防暴手雷击中眼睛，一位特殊教育的教师在鲁昂被爆炸手雷打掉拇指。在工人罢工的部门和公司（如炼油厂、垃圾收集和处理等），资本主义国家暴力也在司法和警察力量的介入下被展示出来，如驱散罢工纠察线和强征人员重新工作。
在疫情流行期间，医护人员备受当局正式表扬，但当他们举行示威，要求得到更多资源与人手时，当局的回应却总是警棍和催泪弹。
近年来，年青人成为了警察的重点镇压对象。统治阶级深知年青人起义的风险，他们的反抗有可能引发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支持。当他们针对破坏环境的政策，如对圣索林（Sainte-Soline）大盆地的抗议，或者反对马克龙在养老金改革运动期间傲慢而反民主的措施时，立上就会遭到迎头痛击。政府使用催泪弹、警棍、橡胶子弹、防暴手雷、冲击抗议群众、任意逮捕和羁押等手段以镇压和平息运动。（译按：23年5月，超过25,000人在法国西部圣索林市镇示威，反对修建一座破坏当地环境的大型水库。示威活动被法国政府禁止，并遭到3000多名武装警察暴力镇压，警察发射了超过5000枚催泪弹，导致200多人受伤，其中部分伤势严重。镇压后法国政府勒令解散其中一个发起示威活动的组织。）
在三月，一段录音显示了被拘留的年轻示威者受到了来自BRAV-M（镇压暴力行动机动旅）的警察殴打、威吓、侮辱（包括种族侮辱）和人身威胁。还有报导称，在被押往警察局的过程中，一些年轻女性遭到性侵。所有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吓阻和使社会运动沉默下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警察无法被「废除」。只要资本家大权在握，他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财产。而只要社会上存在着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就不可能建立到一支「非种族主义」的警队。有时候我们可以在斗争的基础上取得一些小修小补，但最终解决之道还是要摆脱资本主义本身。
建立一个反对体制暴力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的群众运动！
工人运动要发挥作用，积极参与，帮助组织和引导所有的愤怒和力量，目前这些愤怒和力量表现为打砸抢烧。这股愤怒要针对的不是公共建筑和大型连锁零售店，而是要针对背后的始作俑者：制度本身，是它创造了暴力存在的条件，并从中获利。
在6月中旬，跨工会联盟宣布结束反退休金改革的运动。这是一场强大的社会运动，虽然未能迫使政府撤回改革，但在马克龙余下四年的任期内，它会继续对社会和政沿氛围产生重大影响。实际上，反退休金改革的斗争还没结束，工会对退休金或其他议题的抗争可能在九月份会重新展开。抗争仍然有着爆炸性的潜力，蕴含着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增强的先锋队伍，还有通过这场历史性的斗争而对集体抗争力量重拾信心的广大工人阶级。我们必须所有这些潜力都纳入到一场反对压迫、损害尊严、以及反对种族主义和警暴的群众斗争中。
在2020年5月底，美国警察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种族主义谋杀再次引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运动。在美国BLM的呼喊下，法国也爆发了反对系统性种族主义与警暴的抗议运动，特别是在「为阿达马寻求真相」委员会的号召下，成千上万人参与其中。一年后，仍再有15万人在法国各地为此走上街头。社会普遍认同种族主义和警暴的结构性问题变本加厉。BLM运动使得挑战官方的陈腔滥调成为可能，并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译按：2016年，法国非裔男子阿达马．托拉[Adama Traoré]在被警察逮捕期间死亡，触发了大规模抗议和反种族主义运动。）
在6月29日楠泰尔举行的白色游行中，成千上万人共同参与纪念纳赫尔，反映出人们追求真相和正义，以及改革的诉求。这样的动员可以成为一个榜样。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必须转向这些往往还没加入工会的年青人，将斗争扩大至整个工人阶级，提供斗争的方法，展示推翻政府当局和极右翼的前景，并制定一个致胜策略。
为了建立必要的制衡力量，我们需要集结和组织所有希望反对种族主义的人，因为只有通过集体行动和动员群众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都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受到社会资源匮乏（缺乏公共住房、体面工作、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等）和受到资本主义利润制度下的剥削所影响。
一个不会撇下任何人的方案
很多时候，工会仍然向于墨守成规地守在「阵地」周围。但虽然这些阵地组织可以且必须成为前进的动力，但至关紧要的是要设法吸引那些动员程度较弱的部门和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地区的青年。这是反养老金改革运动的一个缺失，但对于建立进取的反种族主义斗争中仍然是关键。
在反退休金改革运动期间，我们提议在各地方建立反马克龙罢工委员会，这些地方包括工作场所、学校、大学以及工人阶级和贫困社区。这些基础广泛的委员会对所有人开放，以民主的方式在基层建立抗争，让每个人都能积极参与当中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如果当时建立了这样的委员会，现在它们可以成为让反国家种族主义起义更上一层楼的台阶。
许多工会活动家都正在积极声援种族主义警暴的受害者。但这种情况在工会领导层身上却少得多。工会及其活动人士在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青年和被压迫者等所有阶层积极参与的群众运动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必须以动员反击每一宗种族主义攻击，群众动员实际上必须反对所有日常种族主义政策。市郊贫民区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受害者。在「法属海外地区」的人也是如此，法国对于他们的管治是殖民帝国的遗物。马丁．路德．金说「暴动，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让我们通过积极团结和建立一个反对结构性种族主义的群众运动，让不被倾听者发声。否则依靠继续推动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国家机器，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愤怒的情绪必须凝聚在工人运动的周围，通过团结来对抗紧缩政策和种族主义。我们需要一场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青年和被压迫者的团结斗争，依靠一个诉要纲领武装起来，把统治阶级拒绝的实行的政策强加在他们头上：为所有种族主义警暴受害者争取正义和寻求真相；解除警察军事化，解散反犯罪特遣队和镇压暴力行动机动旅等最反动的单位，并通过工人社区、贫民区、关键经济部门和工会的民主控制来终结警暴。
一个关键的诉求是对弱势社区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在公共服务、住房和所有人都能得到体面薪酬的工作；在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和体育方面的资源和机会；在社团和社区中心方面的投入。不屈法国（France Insoumise）在其《所有地方的正义》紧急计划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工作条件和工资必须有所改变。最低限度所有人要立即加薪10％，并恢复密特朗在1983年为应对通胀而废除的通张挂勾工资制度。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教育，这也意味着引入与最低工资相等的学生工资制。至于低收入工作，我们应将其纳入公共控制，以确保工人获得真正的福利，包括良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我们也需要有保障的工作和休闲时间，因此需要在不减薪的情况下集体减少工作时间，并进行相应的招聘和减低工作节奏。
不屈法国的活动分子和工会成员在建立统一的抗争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梅朗雄在郊区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即使随后被NUPES联盟（译按：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Nouvelle Union populaire écologique et sociale]，由生态主义政党和左翼政党于20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成立的一个法国泛左翼政党联盟）削弱了部分支持。但NUPES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拥护，特别是在弱势群体社区，因为它所涉及的一些政治团体和人物，他们本身参与了通过地方政策以维护现行体制，而那些地方政策往往与当地居民的利益相悖。
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斗争而奋斗
要生活在一个毋须担心国家压迫和种族主义的社会中，意味着要摆脱资本主义。要建立满足所有人的无歧视社会，唯一途径就是把将力交还给社会的大多数。
资本主义所掠夺的财富自两个工人和自然。让我们结束这种剥削，将经济关键部门国有化，交由民主控制和管理。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走向民主计划经济，为消除所有压迫、剥削、暴力、不平等和不公正奠定基础。这正是革命社会主义的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LGBTQI+恐惧症和其他形式的歧视和压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