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鹮 中国劳工论坛
11月6日，微博名为“上官正义”的网友公开举报湖北襄阳健桥医院贩卖出生证明，售价9.6万元，买证者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就能得到一份凭空捏造的证明，贩子叫嚣：“我犯的是死罪”，不惜冒上绞刑架的风险。
“上官正义”原是一名打拐志愿者，经过一年多的卧底潜伏，通过暗访追踪等方式才终于掌握证据。贩卖出生证明不过是这条庞大利益链的下游，院长及工作人员长期同贩卖婴儿的中介合作，作假出生证明正是为了使这些灰色婴儿的身份得以洗白，甚至医院本身也收购、贩卖婴儿，还提供代孕服务，婴儿尚未出生就被当作商品销售，食婴兽的怪影漂浮在这片天空，等不及将其血淋淋的嚼碎。
医院成了人口集市
湖北襄阳的情况不是个例，广东佛山、广西南宁等地的医院也遭到举报。健桥医院这位被中共官方誉为“最美巾帼奋斗者”的叶有芝院长甚至早在2010、2011两年就因为非法胎儿鉴定和引产手术被罚，更别提一名去年8月在该院生产的孕妇称自己的胎儿在剖腹过程中因医院过错导致死亡，最终却没有被认定为医疗事故。
在利用网络发声之前，“上官正义”首先去到了襄阳市卫健委求见赵旭主任被拒，两名刑警却不惜连夜跨省“追凶”，敲响了举报人河南邓州的家门。9月两次向陕西、河北两地举报均不受理，向所有人证实了监管机关同它所容许的罪恶是一丘之貉。
2018年同样由“上官正义”参与的益阳网络贩婴案更直白的揭示出这点，见面地点从益阳和睦佳医院到益阳现代儿童妇女医院，有勾结的医院太多同时安排了两批买家令贩子直言记混了，贩婴贩证恐已成为业界共识。
除了被拐卖的婴儿，还有相当多是父母自愿出卖的，贩子借着送养的名头来掩盖罪恶，但我们社会主义者必须考察“送养”的源头。益阳案中出卖自己孩子的张霞表示自己因欠债离婚，无力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原想打掉孩子，却被医生告知孩子已成型，“想给他一条命”迫于无奈才选择出卖孩子。首先在中国妇女实际的堕胎权已是荡然无存，而我们再问那些整天为老龄化哭丧、一刻不停宣传多子多福的家伙们在哪里？现在有一位母亲想养育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这将使她的生活更艰难？他们当然不会回答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一丝一毫的家庭保障，雇主们连劳动力再生产的钱也不肯付。
出卖孩子的利益张霞仅能得到小头，只够生育和补充营养的费用，其余都被中介抽去了，中介仰仗着官僚，依靠不完善的收养法，肆无忌惮的攫取利益，合法送养孩子甚至比出卖孩子还困难，这样的吊诡不止一次的出现在我们眼前。2013年父亲李钟祥终于找到自己的儿子小龙，“孩子离我只有7公里，却花了14年才找到他，为什么？因为他被‘合法化’了”，深圳惠东县白花镇计生办、卫生院、村委均帮助贩子办理了虚假的证明，听闻消息惠东县公安局很快注销了小龙的户口，使他面临不能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高考的困境，而计生部门则声称需要追缴超生的罚款，金额高达30多万元。小龙被拐卖时上户轻而易举，使父亲花光积蓄苦找14年，现在找回来了，上户反而变得难如登天。
过去所有被承诺解决的问题，现在再次通过健桥医院一案重新暴露出来。在益阳案中，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普遍恶劣的生存状况使得母亲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孩子；在李钟祥案中，为资本服务的官僚从中获利制造重重困难，使父子不能相见，直到最后还要对他们赶尽杀绝。
解决方案
不愿意走向毁灭的人们，如今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我们不能依靠中共的司法体制来取缔婴儿贩卖，因为整个行业已与中共紧密勾结，就如铁笼女事所揭露的人口贩卖事件一样。我们需要由受害者家属与基层医护人员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才能进行公正且透明的调查，并惩罚人口贩子、院方高层和腐败官员。
社会主义者主张用公有医院来代替为资本服务的私有医院，但不是现在由官僚控制的国有医院，而是交由医护人员及病人代表的委员会民主监督，取缔腐败世袭的官僚系统。在中国，所有这一切要由工人阶级打破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通过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来实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社会主义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