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生 中国劳工论坛
近年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陷入了一种极其荒诞的境地，苏联史等“敏感”领域日趋凋敝，而“权威学者”们则越来越热衷于一些诸如“中国五千年前就开始讲大一统了”的奇谈怪论。
在专制国家更深入学术领域的背景下，历史研究领域的乱象，就是中共现实政治的反映。
密密的红线
在大陆，重大选题备案制是横在学者面前的拦路虎。根据这一制度，“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选题必须经过批准才能出版发行；于是，民族宗教、党史国史等众多包含了“不稳定因素”的研究就成为了被重点关照的对象。这种“关照”不只是备案审核的程序问题，而是意味着一部学术著作的命运，甚至一个学科的方向何在、存续与否都需要由国家机器决定。就这样，学术界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禁区，不单单是“思想倾向不好”的学术著作，就连“政治方向正确”、但不幸言及敏感内容（例如文革）的著作都大抵不能免于在审核中被毙掉的命运。
以苏联史为例，在近年苏联东欧问题被纳入需要备案审核的“重大选题”名单之后，苏联史著作的出版就陷入了审核周期漫长、审核结果不确定的境地——这对于学科发展的打击造成了巨大打击，也成了当前苏联史研究进入寒冬的一大因素。
但如此加强控制并不是所谓的“共产暴政”；恰恰相反，这是资产阶级专制在学术领域的表现形式。通过设立学术禁区、扭曲历史事实、限制研究方向，中共领导下的研究把中国描述成了一个几千年来以民为本、天下一家的地方，进而通过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天命与正统所归、“合法”继承了中国历史的一切遗产，最终把历史变成了为资本主义专制赋予合法性的准生证。
在“政治”（即维护当局威望及统治）先于学术的背景之下，学术研究的目的就变成了为习近平的“重要论述”背书；于是，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纷纷变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论据。以民族问题为例，只要一个研究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那么其结论必然是“XXX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一部分”——于是非但五胡乱华、辽宋金元长期对抗成为了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一部分，就连清朝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也成为了中国迈向所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一步！这样的研究被严格框定在习近平言论的范畴之内，是不可能实现任何学术突破的。
中国的学术研究除了作为习近平的论据之外，同样难逃为新冷战服务的命运。虽然中共表面上宣称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但在论述所谓文化基因的时候，御用学者却又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民为本的、崇尚和平的，所以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道路是比残暴的西方文明更优越的。但这正是“认为本国优越性使它能担任别国不能担任的角色”的民族救世主义，这群学者的论调也正是他们所批判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就这样，学术领域的钳制反而意外生动地体现了新冷战双方根本就是一丘之貉（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紧随“总书记重要讲话”
在国家机器的打压之下，学术自由与出版自由早已烟消云散了，残留的紧随“总书记重要讲话”之后的研究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以史为鉴，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煽动民族主义的工具。而为了实现学术自由，社会主义者主张在学术界，无论是在读者、学者的讨论还是著作的出版中，都需要以民主为原则；国家为学术研究提供的应该是大力的支持，民主的资源分配，而不是肆意的干涉与利用。这种学术民主无法在资本主义下实现——没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民主控制，也就没有学术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