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农民工纪录片被封杀
李甬 中国劳工论坛
“我睡不着，一直在看表看到四点，就起来来这里了，心里真累”这是一位57岁农民工妇女董桂兰，在网易纪录片《如此打工三十年》里的自述。她所在的城市是安徽合肥，在凛冬寒风中下的一处十字路口，离日出还有三个多小时，就已经有上百人聚集在该处，等待工作。
不出意外的，这纪录片在推出后次日就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全面删除。但随后一天，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接力刊登文章《凌晨路边等活的农民工》。文章以农民工张中（化名）为焦点，展示了河南郑州市最大的劳务市场寻找零散工，却又处处碰壁的困境。这些情况普遍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作为当下中国广大农民工的写照，这篇文章在发表当天同样被全面删除。目前，这篇文章和纪录片只能在中国境外网站上才能看到。
这两篇报导在习近平一再吹嘘“全面脱贫”之下，少有地公开唱反调。在这些报导中，我们看到这些农民工过去多从事建筑工地的体力劳动工作，很多落下了长期伤病却不愿就医，原因就如董桂兰所说：检查一次就要花七百到八百元人民币甚至更多，对于像她们这样从事零散工作，没有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而言是个根本不可能承受的开支，因为这相当于她们两三天的收入，而在采访当天，她就一整天都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收入。而哪怕是农村医保，一年380元人民币的保费，他们当中也有人无力承担，只能一直拖欠，失去了所有的医疗保障。
建筑业清退令
而这些农民工们之所以不继续从事相对稳定的建筑工地工作，是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规定，限制或禁止55岁以上的人从事建筑工地的工作。所以哪怕他们能接到一些零散的工地工作，也只能偷偷摸摸地混进工地，工资也就自然的被雇主极度压低。而近年房地产市场崩溃，各大地产商接连陷入危机，这些建筑工地的工作岗位变得更少，工资也变得更低，令农民工的生活雪上加霜。
但即便如此，在这些媒体的报导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只要有工头出现在这些十字路口集散地，数以百计正在等待工作的农民工就一涌而上，跟工头讨价还价。然而这些工作机会僧多粥少，纪录片中也提到，一个工头带着一个需要十个人的工作来到农民工聚集的路口，马上引来了二百人争抢，因此也常常发生跟本来关系要好的伙伴为争夺工作机会而引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的情况。
这生动而真实的记录，充分说明了工人在没有独立工会、没有集体力量的保护下，只能互相撕咬吞噬，而资本家却渔翁得利的残酷现实。独立工会力量的缺失，不仅使得这些农民工们只能任人渔肉，也使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劳动和工伤医疗保障。根据安徽师范大学对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报告指，有63.4%的农民工一生中从未在务工地城市看病就医，很多人只能都带着一身伤病工作至死。
因此，我们也能在纪录片和《第一财经》的报导中，亲眼目睹了这些没有任何集体力量保护的农民工如何被雇主和工头再三戏弄。有农民工刚刚跟工头谈好了工资，立即打的前往工地。刚上车没多久工头就打来电话说在别处又找到了工人，所以原定给他们的工作就这样取消了，原本承诺报销的交通费自然也不会给了。结果他们连出租车车费也付不起，只能央求出租车司机不收他们的车费。好在司机也谅解他们的难处，没有为难他们。
这活生生的一幕展现了在资本主义中国社会里，底层劳动者在无奈之下只能互相相害：工友之间为抢夺生计闹了个不愉快，却最终也没有接到那份工作。的士司机本以为接到一个长路程的单，结果开出没多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独立工会的重要性
这些勇敢的媒体报导，正正深刻地证明了我们主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工人需要建立独立的民主工会，以此为基础建立强大的工人运动。工会不仅要长工或在职工人争取权利，还要为因建筑业不景气而失业的工人争取权利。应为失业者提供大规模福利，反对合同外包，并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工时来分担工作，而非裁员。否则，雇主将利用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分歧，粉碎工人的斗争。
社会主义者要求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全面实行8小时工作制；废除户籍限制，并通过工人民主管控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摆脱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并为所有人提供充分、优质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只有夺取亿万资本家独裁政权的财富，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共现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对体制的失望与日俱增。因此，我们必须建设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性工人政党，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以终结中共独裁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