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教授报告指，地方政府偿还的利息已超过财政收入
李甬 中国劳工论坛
“如今，种种‘无赖化’行为正在地方治理中呈现系统性蔓延之势。一个可以称之为『信用透支型治理』的生态系统似已广泛形成。”上述文字出自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川发表调研报告。报告中他直言地方治理信用透支已成常态，政府成为了当地最大的“老赖”。中共独裁正在竭力应对其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深重危机与筋疲力尽，而报告进一步说明了政权在地方治理上不仅债台高筑无力偿还，更疏远了很大一部分民众。
二月末，贵州六盘水市一名企业老板向市政府追讨2.2亿元工程欠款，却被政府要求以1200万元平账，其后更反指其“寻衅滋事”将她逮捕拘留。事情爆出后被称为“以刑化债”，同时也进一步曝露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开始引爆。
马克思主义者/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过去一直指出，中国过剩的房地产建设使得出现了大量的空置房屋，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鬼城”，现时房地产泡沫爆破已使中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而武大的报告同样也指出了“各地政府普遍陷入远超地方财政能力的‘造城运动’”也让各级政府都陷入了信用透支的困境。
报告中称，根据调研，众多地方政府现时的债务水平已令其“只能还息不能还本”。以贵州S县为例，在当地的调查揭露当地土地财政只有1亿，但其负债已达80亿，而每年偿还的利息已达1-2亿，而当地尚不至于拖欠公务员工资，这已经算是相对“较好”的情况。在山东省C县，政府为开发新城，负债230多亿，按10%利息计算，其每年须偿还的利息已大幅超过当地财政收入。
这份报告罕有地直指造成这些严重负债的原因是由于搞了大量的大白象工程，同时县长也直言搞那些工程是为了创造“政绩”，至于下一任县长还不还得起债，他们完全不会考虑。“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资本主义专制逻辑在此得到了完美体现。
报告也揭发了地方政府过去一直通过虚增国有资产的方法，以获得更大的融资。比如2022年贵州省榕江县以1.27亿的价格出让了20年的殡仪特许经营权，但投得这特许经营权的实际上就是由县财政局100%持股的公司，通过这种把钱从左口袋放进右口袋的把戏，提升了帐面上的国有资产和财政收入。而这些都并不是个别例子，而几乎是全国流行的手段。这并非中国独有。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类似的“金融魔法”造成美国银行体系的崩溃。
因此，在中国的房地产和土地市场持续衰退的条件下，这类普遍的金融透支已令银行的不良贷款显著攀升，危及银行体系的稳定。报告亦指出，现在已有不少中小银行资金不足，需要依靠发行次级债“维生”来勉强维持。
同时，由于全国性的房地产崩盘，地方土地出让收入暴跌，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出现了上级政府截留下级政府资金的情况。如在河南省Q县，县政府就以“整合资金”为名，截留了中央调拨予乡镇，用于补偿农民退出宅基地的资金。这直接令得不到补偿的农民不再信任政府，也引发了乡镇政府与县政府之间的纠纷。在历史上，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纠纷，往往是政权统治开始崩溃的信号之一。
目前，全国有480多个地方政府（包括村一级的村委会）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所谓的“老赖”，当中不乏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核心区等。这使得民众得不到补偿金，工程队收不到工程款等事在全国无日无之。报告引述受访的村民抱怨：“政府许诺过的，答应好好的，后来突然反悔呢？”“自从我家经历过拆迁以后，乡镇干部、村干部的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是谁先诚信缺失、朝令夕改的？”
虽然武大的这份调研报告直白的揭露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并坦言民众已对政权失去信任，然而作为一份建制报告仍有其局限性。比如报告建议法院应依法拘留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以重建政府的信用。但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这不仅是与虎谋皮，也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中共今天所面对的地方债务问题并不是个别官员的操守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下重组社会与经济，以及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克服这场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