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巨型群众运动因政治弱点和不足而走向失败
本文为香港的Peter Chan于ISA中港台支部2024年马克思主义学院“群众斗争的教训”一节的讲词。
今日的香港正处于彻底的反革命之中。超过10,000人在2019年大规模反威权运动中被捕。其中3000多人被起诉，当中部分人更面临长达10年徒刑。此外，自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已有291人涉国安法被捕，其中112人已经被定罪，定罪率达100%。
绝大多数反对派团体、工会和政党都被解散，包括香港最大和历史悠久的工会职工盟和教协，两者都曾经一度用有超过十万名成员。大部分这些组织的领导多是亲西方的自由派，他们往往选择自行解散，而不是抵抗。而这也变相协助了反革命的进程。反对派媒体和出版物同样被禁止或关闭，当中有人被控以“发布煽动性刊物”罪。数以百计的书籍，包括我们的书刊都成为禁书，从校园、公共图书馆、书店中消失。
至于2024年的新法“23条”则引入了“窃取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等更模糊的罪名。而且，警察现在可以在未起诉下将任何人从过去48小时拘留延长至14天。被逮捕者亦可能被剥夺联络自己律师的权利。这意味着群众已经失去了所有民主权利，香港就如同中国大陆一样，不再有示威、结社等自由。这个反革命镇压不会是个短暂的阶段。情况不会自动变得“好起来”，这是香港的新常态，除非中国内地发生革命斗争。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香港曾经是全中国唯一允许示威抗议（比如六四烛光晚会）的城市。在2020年反革命之前，香港更被称为“示威之都”。我们革命社会主义者几乎每周都有示威游行可以介入，我们能够公开地工作。
在2019年有超过200万人上街抗争，占总人口的1/4。运动虽持续了6个多月，但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但我们事先预测并警告了当中的问题。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有3个：
- 没有联系到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诉求
- 运动内部缺乏民主架构，这与缺乏真正的工人群众性组织有关
- 至关重要的是，运动没有面向中国大陆的工人并将运动输出到内地的意识
这三大原因背后的根源，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历史性弱点，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部分遗绪（而这导致香港群众政治意识水平很低）。斯毛主义破坏了“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的形象，而且也把过去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变成了中共独裁的工具，而中共独裁于1980年代复辟了资本主义。
香港这场运动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斗争。虽然2019年群众运动的“五大诉求”本身没问题，而我们也会支持他们，但这些诉求只聚焦于非常有限的权利——主要是反对员警镇压。运动并未从根本上挑战整个既有制度，而是要求体制内的让步。这是中共专政永远不可能允许的。
这需要工人阶级夺取权力，推翻独裁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场革命运动。 1917年俄国，“打倒沙皇专政”的民主诉求是点燃了革命的火花。但是布尔什维克把这个问题与权力归属联系起来，将“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作为其首要诉求，赢得了广泛群众的支持。但这样的运动在香港并不存在， 改良主义政客和半无政府主义的“前线抗争者”从未将民主问题与建立新权力的需要——推翻资本主义独裁——联系起来。他们仅仅是在现有制度内作为改革或让步提出这些民主诉求。
在香港，工人们仅作为个人而不是有组织的阶级参与运动。 尽管在2019运动期间，有数十个新工会成立，并进行了香港90年来的第一次政治罢工。但这些行动更多地被视为辅助运动“主体”的策略——他们没有让工人推动自己独立的工人阶级反资本主义诉求。成立工会的号召最初是由资产阶级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推动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在选举委员会和（半民选的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小圈子选择中赢得“工会票”，而不是真正为工人建立斗争组织来对抗资本家。
诚然，在香港，群众对财团地产霸权感到极为愤怒，但却没有看到取代整个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部分原因是历史上香港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成功故事，当然关键的还有泛民的错误教育——认为只有资本主义下才有可能民主。
这些都导致了群众缺乏替代方案，包括会认为中共太过强大、是无法被推翻的部分原因是对中国群众斗争虚弱的表面误解。 这意味着斗争能走多远的意识被困在现有的政权和体制中。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反映了这种亲资本主义的意识——一种向往过去资本主义还在上升的时期，并提出非常模糊的“革命”，改变政府而非制度。
因此，该运动只主张局限于一城的让步：更多的香港民主、自治，更少的中共干预。 主要意识是要“保卫”香港，希望“一国两制”和自治。泛民主派和本土派强化了这些错误的想法，可以说他们是最混乱的一群。 由此逻辑，香港和其市民面临的问题被视作独特的、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香港可以继续成为中共独裁统治下唯一拥有民主权利的城市。
本土派的崛起加剧了这种政治混乱——他们最初是反对“温和”泛民的软弱，但由于本土派对中国大陆人的种族主义，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香港运动甚至应该积极切断与中国群众的联系。但香港民主运动的真正敌人是中共独裁政权，香港政府只是其傀儡。而中国社会与政治危机的加深和大陆群众积怨加剧，再加上与美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升级，意味着中共也无法容忍香港很有限的民主权利，更不用说对运动的全部要求妥协让步。中共肯定更担心民主运动会蔓延到全国并威胁到中共的独裁统治。因此，需要镇压群众斗争和所有反对派组织并完全控制这座城市。 这正是中共决定在香港发动反革命白色恐怖的基础。
2019年运动的最初自发，让其摆脱了泛民的控制。许多人对泛民在过去30年中（包括2012年和2014年的运动）的背叛感到厌恶。但是，尽管这种反政党/反政治的情绪在初期有其进步的一面，但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反组织和反领导情绪，并崇拜自发性和无组织，倾向于无政府式地与警察激进对抗，误以为这样子就足够将国家机器消磨殆尽。
运动中的一个流行思想是“反大台”，意思是反对所有政治组织和领导，包括运动的民主架构，而另一个潮流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为运动做出贡献，每种方法都是平等可取的——这就是个人主义，而非通过群众集体讨论和决策选出最好的战术和方法。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对我们的思想感兴趣，但他们往往认为他们作为个人参与在前线抗争比实际政治更为“重要”。政治不被重视，人们不想讨论复杂的政治问题。
他们更喜欢讨论“战术”问题：何时何地与警察冲突——“如水（be water）”被错误地认为是香港运动的强项，并被输出到泰国、缅甸、加泰罗尼亚和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等其他斗争运动中。人们曾指望仅靠自发的行动和群众示威就能迫使政府屈服，但相反，这让统治阶级能够以逸待劳，待运动疲惫后进行镇压。
遗憾的是，香港的运动没有试图组建群众民主委员会来协调和做出运动的重大决定。在运动中，5大诉求被采纳为“官方”要求，尽管其实从未在任何民主代表大会上做出决定。如前述，社会主义可以支持全部这些诉求，但它们本身并不足够。而且，也有一股压力认为提出额外诉求会制造分化、对运动“有害”，而这股压力也随之发展。这种反组织的幻想和混乱成为了运动的刹车器，阻碍了有经验的、有凝聚力的组织结构的必要发展，来建立出具有明确民主共识的凝聚组织：革命党和群众性工人政党。
在此情形，马克思主义组织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不能只是坐以待毙，抱怨这场运动不是一个完美的“工人阶级”运动不值得支持——这是宗派主义的立场。我们也不会只是充当运动的啦啦队长和义工，那样将是机会主义。香港其余左翼团体不过是将自己融入了运动的总体情绪中，他们与群众一起高呼如“光复香港”同样的口号。
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在这些斗争中展现出我们是最坚强的斗争者。 但我们是作为一支组织严谨的力量去斗争，并且毫不隐藏明确的社会主义主张：我们的口号，我们的警告，以及我们对于强化运动并克服其危险弱点的建议。当然，特别在一开始，由于现阶段群众组织的弱点和群众意识的不足，我们需要人知道自己是运动中的少数。我们将不得不逆流而上——就如在二月革命沙皇垮台后，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也是被孤立的少数派。我们在此初阶的目标不是要立即获得所有大众的认可，而是要接触运动中最进步的青年和群众，将那些与我们得出类似结论和教训的人纳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
接下来的时期，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爆发群众斗争，但这些斗争也不可避免地将会非常复杂——充满了各种幻想和混乱。我们无惧这些复杂性，但我们必须了解它们并为此做好准备。
